第五章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1713-1768）
728
狄德罗下结论：我们的是非观念并不得自上帝，而是得自我们的感觉经验。即使上帝这一观念也须加以学习，又像道德一样，上帝也是相对而矛盾百出的。上帝的存在可疑，因为天造地设这一争论已丧失它的许多力量。是的，在许多生命体与器官中，像在苍蝇与眼睛里，存有各种天造地设的证明；但在视为一体的宇宙中，却没这种天造地设的征候，因为有些部分对于其他部分而言，是障碍——倘若不是致命的敌人。几乎每个生命体都注定要为另一个生命体吞食。眼睛似乎是手段适应目的的一个绝妙例证，但其中也有重大的缺陷存在。自然中有一种创造的自发性，但这也是半为盲目，并造成许多错乱与浪费。
734
1750年11月，出版家散发了8000份狄德罗所写的内容说明书。（1950年，法国政府重印这一说明书，作为全国性的纪念。）该说明书宣称，一群知名的文学家、专家、学者打算将现有的艺术与科学各方面的知识搜编成有秩序的整体，并按字母排列，附以对照，利于学者和学生方便使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这个词，”内容说明书说道，“表示各门学科的相互关系。”字面上其意为指示或搜集在某一圈子里的学问。“知识不但已浩瀚成长，”狄德罗说，“而且其传播的需要也很迫切。这些知识如不由大家分享，则告无用。”这一切知识，依据这份说明书的说法，将缩成8卷文本及2卷刻图。全套订购价280利维尔，可分9期交付。全书将在两年内完成。我们事后观之，这份说明书首次声明了科学的统治已开始，一种新信仰也已显露以拯救人类。
736
《绪论》遵照培根的设想，将一切知识依据有关的心理官能予以分类。因此，历史划归在“记忆”之下，科学在“哲学”之下，神学在“理性”之下，文学与艺术则在“想象”之下。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对这一擘划，颇为得意。他们根据这一分类制出一张知识图表，像一张折叠的附录附在《绪论》后。这张图表在当时曾经激起大大的赞美，仅次于培根的影响。《百科全书》最强大的影响来自洛克。“我们一切的思想观念均得自感觉。”《绪论》说道。在这8卷的历程中，这些编辑希望从这一陈词演绎出一套整体的哲学：将上帝还原为原始动力的自然宗教，使心灵成为身体的一种功能的自然心理学及依据人对人而非人对上帝的责任对美德予以定义的自然伦理学。这一计划小心地隐含在《绪论》中。
738
这位由于拜读贝尔著作而成为一位怀疑论者、同时写过《出版自由》一书的马勒泽布，他从1750年至1763年——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与卢梭生命史上最危急之时——担任出版审查长，对于这群离经叛道的哲学家而言，诚属幸运。“在每位市民都能靠印刷而向全国演说的世纪，”马勒泽布写道，“那些具有教导人们的才能或推动他们的天赋之人士——简而言之，学问之士——他们在一群分散的人民之间，就像罗马、雅典的演说家在一群聚集的人民之间一样。”他以默许的方式让哲学家的书籍印行问世而培养了知识运动。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只读政府允许的书籍的人……将比同时代的人几乎落后一个世纪”。
百科全书
745
这部书的全部内容几乎都被受他帮助煽动的学术革命取代。该部书引起我们兴趣，因为其在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及被哲学家在与他们知道的唯一基督教的冲突中用作武器。
746
一般而言，对旧信仰的战争大都采取称赞科学与哲学的新信仰与新方法这一形式。以科学代宗教，哲学家代教士——至少在教育阶级里——是这群哲人的梦想。
748
大体而论，《百科全书》的经济观念是大部分哲学派人士所属的中产阶级的观念。这些经常是重农派的观点，这一派在奎奈与米尔普瓦的领导下主宰了法国18世纪中期的经济理论。自由企业——连带的自由商业与自由竞争——对自由人士至关重要。因此，对这一切构成障碍的同业公会，遭受谴责。
750
《百科全书》具有严重的学术缺点。撰稿人对人性的观点过于单纯，对理性诚实的估价过于乐观，对人性脆弱的了解过于模糊，对人们将如何利用科学赐予的知识这一远景过于乐观。这群哲学家，尤其是狄德罗，缺乏历史意识；他们很少停下来探问他们与之战斗的信仰如何兴起、人类的何种需求，而不是教士的发明，在孕育着这些思想并形成制度化。宗教对社会秩序、对道德品格、对音乐与艺术、对贫穷与痛苦的减轻所做的巨大贡献，他们完全视而不见。他们反宗教的偏见强烈得绝对无法具备一部优秀的百科全书所应具备的公平无私。与贝尔捷一样，有些耶稣会信徒虽然时有允当之批评，但这部《百科全书》的大部分批评家，仍跟这群哲学家一样偏私。
现在，与神话的福音对抗的理性的福音，与独断的信条对抗的知识，与死亡的退缩冥思对抗的通过教育而至进步的福音，统统像满载花粉的风扫过欧洲，干扰了每个传统，激发了思想，最后煽动了革命。这部《百科全书》是大革命之前的革命。
第六章 多面狄德罗（1758-1773）
泛神论者
735
他把大自然想象成一种半盲目、半明智的伟大力量，这个力量支配着万物，使万物生存，造成了百万种试验形式的生命，改进这个器官，抛弃那个器官，随着它的创造力，带来了出生和死亡。
754
大自然对于狄德罗而言就是一切，她是他的上帝。但就大自然的本质而言，我们只知道她令人困惑的丰饶和永无休止的变化。大自然是有生命的物质。一切都是物质，而物质本身含有生命的冲劲和思想的潜能。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种无形的精灵，肉体和灵魂合成了一个生物，然后一起死亡。“万物都自我摧毁然后死亡。除了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留下来，也只有时间才能恒久地继续下去。”大自然是中立的，她并不区分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圣人与罪犯。她照顾了整个物种而不是个体，她使个体成熟、繁殖，然后又让它死亡，而每一个物种也都会死亡。大自然在无数精微细小的地方显露聪明，这似乎表现了天造地设之说。她赋予生命各种本能，使它们能够生存与求生；但她也是盲目的，以一股火焰从地壳中耸动肩膀，同样摧毁了哲学家和愚人。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大自然或找寻出她的目的和意义——即使她具有任何目的或意义——因为我们自己在一切血腥而宏伟的历史中，也只不过是大自然短暂而无限渺小的玩笑而已。
第七章 扩展中的运动（1758-1774）
爱尔维修（1715-1771）
791
《论智力》以这一切宣传而成为反基督教运动中最被广泛阅读的著作。6个月中，法国便出现了20个版本。英文和德文译本也跟着出版。
此后，爱尔维修没再出版任何东西，但仍继续写作。他从容而愤怒地将他的观点在《论人类》（De l’Homme）这篇文章中加以扩充。他又攻击教士，称他们为恐惧与希望的贪婪贩卖者、无知的护卫者和思想的谋杀者。我们可以在这两本著作中发现这个时代所有的理想：自由、平等、友爱，言论、出版、集会、崇拜的自由，性别、阶级、教育机会、法律的平等，及所谓的“福利国家”以补偿保护单纯的穷人来对抗聪明的富者。这些都附属在一个对人类无限完美的半宗教性信心之上。如果我们注意倾听，显然能听出这是革命的呼声。
793
保守派强调遗传的差异与影响，认为根源于自然与天生的能力、性格的不平等决定了人与人命运的不同。改革派则强调环境的差异和影响，能力、权力及财富的不平等来自机遇，来自出身和特权，而非来自内在的优越。因此，不平等可借教育的平等和环境的改造而消除。爱尔维修这种自然平等理论包括个人和种族：如果所有民族的环境和机会完全平等，他们都能达到完全相同的文化水准。因此，民族优越论与个人或阶级优越感一样，没有事实根据。“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自由……并非他们勇气的结果，而是命运的馈赠。”——海洋与海峡。
由这些前提看来，进步之路显然以教育、社会和政府的改造为依归。“教育能改造每一件事。”所有进步，包括道德，有赖知识的传播和智力的训练。“消灭无知，那么就可以消灭所有的罪恶种子。”为达到这个目标，整个法国的教育制度必须重建。它必须摆脱教会，由国家掌控。也必须普及于每一个人，包括不同的性别和年龄。拉丁文希腊文课程必须取消，而代之以科学和技术教育。尤其必须强调强健的体魄和“智慧与美德的心灵”。
796
自然人既非善也非恶，人其实是一个企图在每个有机体迟早都会被并吞的世界中求自保的生物。卢梭最近描述的原始社会，在爱尔维修看来，只是一个空虚的幻象。霍布斯把自然状态形容为个体对全体的战争则较接近真实。“善”“恶”这些字只有在社会中才有意义。
因此，天生的道德感显然不存在。所有善恶判断都是从个人、家庭、社会、政府与教会的教导与控制中发展出来的。个人摆脱了这些强制时——如在专制的统治中、战争中或群众中——他就倾向于目无法纪、败坏道德。
797
美德不在于对上帝律令的服从，而是给予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快乐。
宗教的献身与苦行看来似乎是纯粹的美德，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进入天堂的长期投资。
800
这些争论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遗传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似乎显然能够影响环境和教育的作用，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在相同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截然不同的个性、不同发展的人？但爱尔维修的理论也没有错。在遗传的限制内，环境、教育与立法还是可以对性格产生很大的作用，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这一事实？也许我们应该对爱尔维修承认，没有人会故意受苦。但我们也必须对他说明，某些社会本能——如母爱、合群与赞美的喜好——它们在全盘力量上不及个人主义的本能那样强烈，但也强烈得足以使人在有意识地衡量快乐、痛苦或结果之前，做出利他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但有些人将其自我伸延至家庭、社会、国家或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自我是最善的。
803
宗教，布朗热写道，起源自原始人类对水灾和其他超自然灾难的恐惧。它由教士和君主组织而成，其阴谋是使专制合法，以回报专制政体强迫正教信仰。除非人类能借理性之光而向这些君主或教士挑战，否则他们将终生生活在这种可怖的阴谋之下。
霍尔巴赫
808
1761年，这座某些人所称的“无神论工厂”出版一本题为《基督教的真面目》的书。此书大部分由霍尔巴赫执笔，在首页却归给“已故的布朗热先生”。一个小男孩曾因贩卖此书被罚烙刑，并被送到船上充当5年的役夫。它是对教会与国家联合阵线的正面攻击。他早在卡尔·马克思之前把宗教形容为“人民的鸦片”。
814
秩序与混乱、善与恶、美与丑一样都是主观概念，它们来自我们知觉的适意与否。但人非“万物的尺度”，他的满足并非应用到宇宙的客观标准。从空间的最小点上，不管我们认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自然总在运作不息。由此整体的观点看来，“真正的恶并不存在。宫殿的倒塌虽能压碎人，但对于昆虫而言则将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我们必须将包括壮丽与残酷在内的自然，看成无偏的中立。
817
霍尔巴赫反对伏尔泰主张的人天生具有善恶感的观念。良心不是上帝，而是国家的声音；它是个人成长过程中无数的告诫、命令和责备的累积物。“我们可以将良心定义为：我们的行动在别人身上及自身产生的效果的知识。”这种良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指引，因为它可由错误的教育、错误的经验、错误的推理或腐败的舆论造成。没有一个罪恶不可以借规诫或邪恶的模范改装成美德，所以无论宗教如何禁止通奸，它已被认为一项骄傲的成就；谄媚在宫廷是必要的，奸杀与掠夺则是兵士出生入死的合法报酬。“我们看到剥削同胞致富的大贾，并不受良心的谴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狂热者，他们的良心被错误观念遮蔽而鼓舞他们毫不留情地消灭异己者”。因此，我们所能希望的是一种为更佳教育、经常瞻顾我们行为对别人或自己造成的影响及更健康的舆论造成的良心。
818
如果政府能更关切人民的健康、治安和教育，罪恶就会减少。人患得患失，他就不会铤而走险。如果教育训练人们习于理性，而不以不久即会丧失其力量的非理性的信仰恐吓他，人们在行动之前就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因而变得更有德行。终极而言，知识是最高的美德，而这种美德是通往幸福的最佳途径。
821
人类是不完美的，因此不能造出完美的国家。乌托邦是精神错乱与非理性的人类的妄想……政治的完美化，只能由几个世纪的经验而来，进步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长远的历程。许多年代的教育和试验，是社会疾病的发现和治疗必需的。民主是一个理想，但只在小国寡民和教育普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在路易十六的法国，实行民主是不智的。也许这个如此善良的新国王，会以极大的才能改革国家。所以，霍尔巴赫终究拥护君主立宪，将他的著作呈献给路易十六，认为他是“一个公正、人道、仁慈的国王……人民的父亲、穷人的保护者”。这位年老的“哲学家”就在这个不可能的希望中搁笔。
825
霍尔巴赫的哲学在罗伯斯庇尔前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精髓——虽然后者比较喜欢卢梭。我们在卡米勒·德穆兰、马拉、丹东等人的著作中，听到对《自然体系》的回响。“霍尔巴赫比伏尔泰，比狄德罗，”埃米勒·法盖说，“更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有哲学及反宗教论战的宗师。”在五人执政团期间，一个部长为牵制天主教政敌，将霍尔巴赫的书送给政府里每一位部长级人物。在英国普利斯特里的物质论中，我们发现霍尔巴赫的影响；戈德温的《政治正义的探讨》源自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卢梭；而戈德温的女婿雪菜，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经常摘录《自然体系》一书，并翻为英文，以号召他的牛津导师们到反宗教的阵营来。在德国，则是霍尔巴赫的唯物论和休谟的怀疑论，使康德自“独断论的迷梦”(dogmatic slumber)中惊醒。也许马克思也间接地由霍尔巴赫继承了唯物论的传统。
我们现在对物质已不如从前那样自信。我们对原子和心灵，同样感到迷惑，两者都可分解为我们不能了解的能量形式。以机械论观点解释生命，在生理学领域中已经证明了成果丰硕。但器官（物质），像运动员的肌肉，其成为欲望（心灵）的产品和工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机械论、决定论，甚至“自然法”，也许过于简化，而在逻辑上也许也无法辩驳，因它们是心灵为处理现象、事件、东西的方便而发明的工具。这些工具已成为科学思想中无法或缺的工具。但是，应用到创造它们的心灵时，它们就不能令人满意了。
第八章 伏尔泰与基督教（1734-1778）
830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1751年以前——57岁以前——伏尔泰从没对基督教或天主教发动过公开的正面攻击。什么使他宣战，尤其是在大部分反叛者都会归于沉寂的年纪？答案是教会对《百科全书》的钳制、正教教会对里斯本地震的解释，及对让·卡拉斯和拉巴尔的残酷迫害。
848
拉巴尔一案的判决始终未能推翻。但他看到杜尔哥终于修订了这些可因轻罪而将人判死刑的刑法，他也就满足了。以一种在他那种年纪少见的精力，伏尔泰至死领导这支反对教会及政府行事过分的“十字军”。
849
这些活动终于令这个80多岁的斗士精疲力竭，但使他成了自由法兰西的英雄。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一书中评论：“（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固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是我较喜欢他替卡拉斯的辩护。”一个日内瓦的新教徒牧师对伏尔泰说：“你看来似在攻击基督教，但是你做的工作是基督徒应做的。”腓特烈也在一切顾虑后参加了对这个使自己成为欧洲良心的人的赞美：“一个哲学家使他的声音远播各处，使人类一—他是代言人——通使法官修正一个不公正的审判！这多么辉煌！不要谈及伏尔泰先生另外的成就，仅只这点就足以使他成为人类的造福者之一。”
18世纪前半叶，法国教士还算比较容忍，教阶组织也参与了启蒙运动。但反叛思想风气的蔓延成长及对《百科全书》的颂扬，吓坏了他们。于是，他们借着达米安暗杀国王激起的恐惧，促使国家制定了一条法律，凡攻击教会者，均可处以死刑。哲学家们认为这是一项宣战。此后他们可以不顾感情、不顾传统地攻击他们认为具有谋杀性质的荒谬的事情。在宗教的美丽与诗歌下面，他们看到了对艺术的扼杀，在基督教对道德的支持的背后，他们看到了无数被活活烧死的异端，阿尔比教徒在十字军的铁蹄下被屠杀，西班牙、葡萄牙因宗教裁判所而暗无天日，法国因不同的宗教而四分五裂，人类的精神也到处臣服于迷信、教权和迫害。
850
现在，伏尔泰大声呐喊，而且努力传播表示他愤怒的座右铭：“打倒卑鄙”。他1759年开始使用它，此后以各种方式重述了百遍以上。他偶尔用它代替签名。一股新鲜的活力又回到了这个68岁的老人身上。他将自己比喻为加图议员对罗马长老议会演说结束时所喊的话：“我肚痛如绞。”他写道：“我很痛苦，但我攻击这些无赖时，痛苦便消除了。”几乎以年轻人的狂热，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信心，他和一些犹豫的志同道合者开始攻击人类历史上最有力量的制度。
851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所指的“卑鄙”并非一般的宗教，而是那种为传播迷信、神话、控制教育、提供检查制度及迫害而组织的宗教。而这就是伏尔泰在历史上和法国看到的基督教。
宗教与理性
859
在他持续战斗的时期，伏尔泰把基督教历史看作是人类的不幸。保罗的神秘论、经书的虚诞、殉道者的传说、神迹及教士的阴谋与穷人的妄信联结，从而建立了基督教会。然后教会的神父们，以其口才的说服力提出一些令中产阶级感到满意的教条，渐渐地，古典文明的光彩因幼稚的想象与宗教诈欺而趋黯淡,直到一团黑暗笼罩欧洲人的心灵数个世纪之久。幻想者、懒虫、不敢接受生命挑战与承担责任的人，成群结队爬入了修道院的门墙，并以关于女人、魔鬼、神的梦想相互感染。博学的官员们，集会争论哪一种荒谬信仰应该成为永无错误的教义的一部分，而以大众对安慰心灵的神话的渴求为基础的教会，变得比以组织的武力为基础的国家更有力量。刀剑的力量变成语言力量的附属物。主教罢黜国王，而且使人民不再忠心于他们的国王。
861
“法律看守我们可知的罪行，宗教则照管秘密的罪恶。”
865
腓特烈称他（伏尔泰）为教会的新圣徒，但同时通知他，罗马教廷在同一年下令烧毁了这位圣方济各会员的某些书籍。我们现在很难断定他和教会的妥协是真心诚意，还是为了凡尔赛而休战，或是担心死无其所，因为法国公墓全部属于教会所有。也许这三个动机都在这个宗教闹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867
也许他恨得太多，但我们必须记住他所恨者为何事。我们必须想象我们置身于那个只因背离正教就可能被放在木头上焚烧、铁轮下压碎的年代。我们今天比他更能欣赏基督教，因为他曾经成功地修正了它的教条和暴力。我们能够感到《旧约》的震撼和堂皇、《新约》的美丽和高尚，是因为我们能自由地认为它们是也会犯错的人的作品和灵感。我们能感激基督的伦理学，是因为其不再以地狱威胁我们，不再诅咒不听从上帝的人类和城市。我们能感到圣方济各的高尚，是因为我们不再被强迫去相信他说一种语言时，能够以各种不同语言传人听者耳中。我们能够感到宗教仪式的诗意和戏剧性，是因为容忍的暂时胜利使我们能自由崇拜或弃绝。我们能把许多传说看作深奥的象征或名著的寓言，是因为我们不再必须去接受它们字面上的意义。我们已经学会同情那些我们曾经爱过而必须离去的事物，犹如我们对年轻的爱存着甜蜜的回忆。在所有人中，是谁较诸其他任何人，给我们这个可贵而划时代的解放呢？是伏尔泰。
第九章 哲学家的胜利（1715-1789）
僧侣的反击
869
某些传教士则以绅士般的风度接受挑战。他们容许对手选择武器——理智。那实在是英勇的表示，因为一旦宗教同意理性，无异开启调谢的门扉。
哲学家的对手
879
为反击出类拔萃的加利亚尼、博学的尼古拉·贝尔吉耶、文质彬彬的纪尧姆、勤勉的费内隆、贵族法兰克侯爵、难缠的帕利斯及喋喋不休的莫罗，哲学家们在这场笔舌大战中，使出一切武器，从理性、嘲弄到批评、辱骂，一一都用上了。伏尔泰放弃他的和平，冒着危险，常以富于机智而非争辩，答复每个对哲学和理性的攻击。“把这些可怜虫的名字告诉我，”他在给狄德罗的信中说，“我将给他们恰如其分的对待。”
耶稣会的没落
881
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命名为耶稣会，“教会执事们共同的托钵组织”（一个宗教组织，有其规定的公约，靠布施为生），这些“耶稣会士”，如同他们的批评者所说的，在一个世纪中，成为天主教会最有势力的教士团体。约1575年，他们已经在法国建立了12个学院，并迅速地主宰了法国年轻一代的教育。两百年来，法国每位国王都选任耶稣会士作为听忏人，其他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也群起效法。凭着这个方法及其他种种手段，耶稣会实质上影响了欧洲的历史。
882
他们的权力几乎毁灭了他们。国王们很清楚地看出，耶稣会士的教皇至上论如果不予制止，势将使所有的俗世君主变成教皇的臣子，从而恢复罗马教皇的权威。耶稣会跟国王的关系，虽然比其他团体都要密切，但该会仍然强调人民有权推翻国王。虽然在神学和道德方面，他们的主张比较自由开明，而且努力协调科学和教会之间的矛盾，但他们为了培养大众对教会的虔诚，支持玛格丽特·阿拉科克的声明，谓基督曾显现在她面前，圣心上燃烧着热爱人类的火花。耶稣会士栽培笛卡儿、莫里哀、伏尔泰与狄德罗，结果只看到这些灿烂人物回过头来反对他们，并驳斥耶稣会教育的全盘体系。
883
然而促使法国境内耶稣会没落的，哲学家只是次要因素而已。
887
1762年8月6日，议会声称耶稣会与法国法律抵触，耶稣会士誓约拒绝忠于法王，并指出该会服从其他国家，相当于一个外国团体留驻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因此，议会命令耶稣会在法国解散，并命令耶稣会士所有在法国的财产，在8天中全部撤走，否则议会将没收这批财产，献给国王。
1764年11月，法王终于下令全部压制法国境内的耶稣会士。没收的财产达5800万法郎之巨，对法王的免于毁灭，可能有助。被放逐的耶稣会士得到一小笔养老金，并获准暂居巴黎。但1767年，巴黎议会命令所有耶稣会士离开法国。只有几个人弃绝该会，继续留住下来。
888
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下谕宣称耶稣会士无辜。教皇的这项训谕在几个城市街头被执法者烧毁，因为教皇无权干涉法国内政。哲学家们最初为放逐行动而欢呼，说这是令人鼓舞的自由思想的胜利，达朗贝尔愉快地摘记《圣经》学者让·阿斯特吕克的批评：“不是詹森派教徒，而是《百科全书》杀害了耶稣会。”数目可观的自由思想出版物急速地增加。放逐耶稣会士后10年，霍尔巴赫和他的助手把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演变为无神论运动。
然而，哲学家再度思考后，认为胜利果实绝少属于他们，而大部分属于詹森派教徒与议会，而且自由思想从此面对一个比耶稣会更排斥异端的敌人。
890
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整个耶稣会时，腓特烈大帝拒绝将教皇的训谕刊布在他的领土。耶稣会的财产和功能，因而得以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维持下来。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居住于1772年并吞的一部分波兰土地上的耶稣会士，并未加以干扰。对后来迁居俄国的耶稣会士，她也加以保护。耶稣会士在那里辛勤工作，直到他们的复兴（1814年）。
教育与进步
891
教导道德规范，应摆脱宗教色彩；“道德法的重要性，远胜于神和人为的一切法律，即使这些法律未曾公布，道德典范仍旧存在”。拉夏洛泰也希望以国家主义者的理想从事教育，国家主义便是新宗教。“为国家着想，我主张国家自办教育。”教师须由俗人担任，若为教士，则须住在俗界，而非属于某一教派。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人怎样生活，而不是教人如何升天堂，不在教人盲目服从，而是要人努力于专业、行政及工业艺术。
892
狄德罗呼吁教育由国家管理，聘请世俗教师，教授更多的科学知识；教育应切合实际，产生优秀的农艺学家、技术人员、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拉丁文应于17岁以后才学习；如果学生将来用不到拉丁文，则不必学；但“一个文人若没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则不足以为文人”。由于天才在任何阶层都可能出现，所以学校应为所有人开放，不收费用；穷家子弟应得到免费的书籍和食物。
法国政府在如此驱策下，努力防止因放逐耶稣会士可能引起的教育中断。耶稣会被没收的财产，用来重建法国500所学院。
893
相信扩展和改良教育能促进无限的进步，成为新宗教一贯的教条。天堂与理想国是两个相对的水桶，在命运的水井中七上八下。一个水桶沉下去，另一个上来。它们轮流成为人们希望的对象。两个水桶空空地升上来时，恐怕文明就会失去重心，趋于凋谢。
新道德
894
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宗教以超自然的希望和惧怕维持社会秩序，国家能否存在？如果大众不相信渊源于神的道德规范，不信仰无所不知、奖善惩恶的上帝，大众的道德能不能维系？哲学家们（除了伏尔泰外）声称这种动机不是道德需要的。他们承认，对于有修养的少数人说来，这可能是真的，但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吗？而且有修养的少数人，其道德是否源于其丧失的信仰，是否由他们曾接受的宗教教养而来？
897
哲学家排斥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这些情感使人道和道德责任的观念变窄，而且使国王易于驱策人民参战。《哲学字典》中《祖国》一文责备爱国主义为有组织的自我主义。伏尔泰请求法国人勿夸大法语、法国文学、法国艺术及作战的优秀，并提醒他们的错误、罪行、缺点所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就像德国的莱辛、康德、赫尔德、歌德、席勒，都是“好欧洲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与一种宗教和语言于中古时代在西欧提倡大同主义一样，大同主义的理想由于法语和法国文化的传播而弥漫整个欧洲大陆。
大革命使这种礼貌上及精神上大同思想的友谊告终。法国的优势消失了，国家主义从而抬头。
宗教的退却
899
菜基的判断较有见地：“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政府部门中，成群的官吏纵容或赞成这些文章的发表。”法国大多数人民，依然坚持其中世纪的信仰，作为辛苦生活的支柱和安慰。他们不但接受古老的，也接受新的奇迹。
900
同时哲学家们告诉法国人：封建制度实行太久，已失去其存在价值；世袭特权形成僵化的不公平；一位好鞋匠比一个游手好闲的领主有用，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
902
哲学之外，尚有其他促进宽容异己的因素。宗教改革虽然认可排斥异教的行为，但改革的结果产生如此多的教派（有些教派力足自保），以致排斥异教的举动不敢超过口舌之争。教派之间必须争辩，他们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考验，同时提高理性的声威。法、英、德各国的宗教战争，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的教训，使许多经济和政治领袖由排斥变为宽容异教。商业中心，如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发现必须忍受他们顾客不同的信仰与各异的习俗。国家主义的势力抬头，使其更能摆脱教会的牵制，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对不同文化和教派的普遍认识，冲淡了某一教派对自己专有的上帝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进步使宗教教义无人道的做法——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对巫者执行死刑之事——日益困难。哲学家为鼓吹容纳异己，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包含了这些影响的大部分，而且能合理地宣称有功于胜利。
结语
903
我们的结语一如绪言，我们认为18世纪进行激烈交战的是哲学家与神学家，而非战士与外交家。我们称该时代为伏尔泰时代，也是公认恰当的。
这绝非团结的人群。我们将看到卢梭离开这个阶层，而康德为协调哲学和宗教的矛盾而努力。然而，那的确是一场为拯救人类灵魂的奋斗，其结果至今仍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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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给他一个公道。依据我们对革命暴行和革命之后的反动这一后见之明，我们可以承认哲学家（除了伏尔泰）太信任人的本性了，他们低估那由数千年不安、野蛮、强暴所生的本能力量。他们夸言教育力能发展理性，使其充分控制本能。他们无视于想象和情感的需要，对失败者要求信仰安慰的呼声置若罔闻。他们一则太忽视历经若干世纪尝试和错误产生出来的传统和风俗，一则太重视充其量只不过为短暂生命产物的个人智慧。如果这些都是严重的判断不当，其起因不仅为知识分子的自傲，也由于改进人类的慷慨渴望以致之。今日，我们思想、言论及信仰的相对自由，学校、图书馆、大学的林立及法律、政府中无数人道的改革，以善待罪犯、病人和疯子，这些都是拜受18世纪思想家，也可能是17世纪更深刻的哲人之赐。由于他们，及卢梭的子弟，我们的智慧才能受到无尽的启发，而产生了19世纪的文学、科学、哲学及政治才能。我们的宗教多亏他们才能愈来愈摆脱愚蠢的迷信及虐待狂的神学，才能摒弃反启蒙主义和迫害，才能在我们的无知和希望的种种试验中，认识互相同情的需要。由于那些杰出的人，此时此地的我们，才能免于恐惧地写作，虽然并非免于责难。要是我们不尊敬伏尔泰，我们就不配享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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