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基雅维利
533
如今，腓特烈·威廉对他的影响已胜过那位哲学家的教导。权力的夺取和统治的责任已取代了他壮年时期的音乐与诗歌，腓特烈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狠心，就连当年其父施之于他身上的那些体罚，如今似乎使他的体格和脾气都更强了。他每天看到其父留下的10万军队，每天都得填饱他们的肚皮。让这些人在升平中长锈、腐烂又有何意义？难道世间有这支军队摆不平的罪过？当然有。
如今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正值混乱期间，玛丽亚·特蕾莎仍然年轻力弱，俄国王座上则是一个婴儿沙皇伊凡六世——要想重申这些原有土地的宗主权，要想挽回原先犯的错误，要想使普鲁士能有地理上更大的统一、更大的基地，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最好时机。
542
也许后世的人看到这些备忘录中有关和约签了又毁的记载时会极感惊讶，这种举动虽然在过去也有过先例，但有先例不能作为本书作者行为正当的说辞，除非他有更好的理由。国家的利益应该当作君王遵循的规定。在下列诸原因中之一存在时，协约能够加以撕毁：（1）友邦不守约定事项时；（2）友邦准备欺骗你，而你除了抢先机外别无他法时；（3）巨大的压力施诸你身，逼你毁约时；（4）你无法继续战争时……我认为个人小心翼翼地遵守诺言是理所当然之事……要是有人欺骗他，他可以请求法律保护他……但是，要是甲君主违背了乙君主签订条约的条款时，乙君主又到哪个法庭控告呢？个人之言只涉及个人的不幸，而君主之言可能给全国人民带来普遍的灾祸。这一切的一切可以化成一个问题，那就是：整个民族毁灭了好还是君主毁约好？难道有哪个傻瓜会对这个问题犹疑不决吗？
–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不仅接受拉罗什富科认为人性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分析，他更相信，要是没有警察约束的话，人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绝对无法无天。由于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而这种集体的自我为中心的看法没有法律来约束，只有其他国家的势力才足以威胁一个国家。因此，“国家的首号仆人”（腓特烈自称）的首要义务就是把国家的力量组织起来防御，这包括预先防御。因此对于腓特烈而言，就跟其父一般，军队成为国家的基础。他建立起一种细心监督、悉心规划的经济；他保障制造业与商业；他派出人马到欧洲各地网罗技艺高明的工人、发明家和工业界人士。不过，他又认为这一切到头来都将化为泡影，除非他把军队组织成全欧训练最和底、最守纪律、最信得过的军队。
伏尔泰在德国（1750-1754）
550
这位被禁锢的作家很羡慕地回顾诗人（表现良好的话）受到国王礼遇的那个朝代。他之所以强调路易十四对文学和艺术的支持，目的是旁敲侧击地攻击路易十五对这种支持的漠不关心。由于前一时期的伟大在回顾中显得有如镀了金一般的突出，其专制与宗教迫害则为人淡忘，伏尔泰多少把这位“太阳王”加以神化，也津津乐道法国诸将的战绩——虽然他也非难对巴拉丁地区人民的蹂躏。不过，批评他的人在这次首度进行完整史的尝试面前销声匿迹。当时有眼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把历史当作文明的传记、当作由艺术和观点变为文学与哲学的东西。
第八章 瑞士与伏尔泰（1715-1758）
喜庐
558
伏尔泰总算在日内瓦城门外、仍是该城管辖区内的里昂路上找到一处可以安全、平静地躺下休息的地方。这个宽敞的别墅名叫“圣贞”，有梯形的庭园往下通到罗讷河。由于该国法律禁止将土地售给瑞士新教徒以外的人，他准备了所需的8.7万法郎（1755年2月），经拉巴特·格朗古和让·特罗岑两个经纪人，买下这笔地产。他抱着一股久居都市的人的热情，买了小鸡和一头牛，耕了一块菜圃，还种了一些树。他花了60年的时光才体会到“自己的田园自己开垦”的道理。他认为，他总算可以把腓特烈、路易十五、巴黎议会、大主教，还有耶稣会的事抛诸脑后，可惜他的疝痛和头痛依旧存在。他很喜欢这个新居，把它命名为“喜庐”。喜庐时至今日仍在（1965年），虽然占地已小了许多，由日内瓦市加以维护，作为伏尔泰纪念馆。他写信给塞奥特时说：“我幸福得有点不好意思。”
境内诸郡
560
这个由三种民族、四种语言、两种宗教构成的神妙的组合体，1515年以来即与外界相安无事。盗贼讲义气，也不去袭击它，因为它土地太小（最长处南北仅227英里，最宽处东西仅137英里），自然资源贫乏，地势多山，而且民风彪悍到令人生畏的地步。瑞士的军队之优仍冠于全欧，可惜维持费用极为高昂，只有将军队高价租予不同的政府，1748年共有6万名这种雇佣兵为外国服务。在某些国家，这种军人成为该国军事设施的常驻兵。这些军人成为教皇和法国诸王最钟爱、最信得过的侍卫，全世界都知道1792年8月10日瑞士侍卫军为了保护路易十六而英勇战死至最后一卒的事迹。
日内瓦
566
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迁居给日内瓦带来繁荣。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和技艺带过来，使该市成为全世界钟表业的中心，埃皮奈夫人估计从事珠宝业者约有6000家。
新史
573
他（伏尔泰）虽然赞成波舒哀“宇宙历史”的构想，又反对这种历史是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历史的想法，及认为这种历史是希腊和罗马这两个和基督教联系密切的国家的看法。他抨击大主教忽略了中国和印度。他也承认自己在历史中寻求一致的题目和程序所做的哲学方面的努力，却不同意历史可以解释为“天意的安排”，或认为每次大事的发生必有上帝介入的说法。他认为历史毋宁是人类由自然因素和人的努力造成的缓慢、蹒跚的进步，由无知进入有知识，从奇迹转为科学，由迷信升为理性。他在事件的旋涡中找不到天意的安排。
根据他这种由于探险家、布道团、商人和旅行者的报道促成的地理学的进步而造成的新的宇宙观，欧洲在历史的万花简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显得无足轻重。
他更被中国古老、持续、优异的文明感动。这一方面，他认为“使中国人的地位高于任何其他民族之上……然而，现存国家中最古老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我们之前早已发明了我们未尝拥有过的艺术的国家，在我们所谓的世界历史中，时至今日，却总是被略而不提”。反基督教的战士当然乐于发现并呈现这些比基督教早得多的伟大文化，这些文化不知《圣经》为何物，却在基督降生前的好几百年产生了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圣哲。
574
他认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古时期是朱利安和拉伯雷之间荒凉的间奏，但他也是率先承认欧洲思想得自阿拉伯的科学、医学与哲学甚多的人。他赞美路易九世，说他是理想的基督教君主，但看不出查理曼大帝有何伟大之处、经院哲学有何意义、哥特式的大教堂建筑有何宏伟之处，因为他认为这种建筑只是“粗俗和金银丝细工幻想式的结合体”。基于他那被束缚的心灵，我们自然无法寄望他会懂得基督教的教条和教士制度在形成特性和道德、保存社区的秩序与和平、促进艺术的发展、激发堂皇的音乐的制作灵感，及用庆典、节日、歌曲和希望等来美化穷人的人生等方面的贡献。他是一个好斗的人，然而人在没学会如何去恨之前是打不了胜仗的。只有胜利者才有欣赏敌人的能力。
577
如果伏尔泰在文学、科学、哲学和艺术方面的历史多花点笔墨的话，笔调本可更明朗些。根据这种笔调，我们不禁怀疑为何伏尔泰肯下这么大精力来详尽地叙述。他可能会这么答复：为了把读者的良知和思想震醒，促使各国政府改换教育和立法模式，以求造就更佳的人选。我们虽然无法改变人类的本性，却可以拿更适宜的风俗习惯和更高明的法律来改善人类本性的运用。若说意念改变得了世界，那么，为什么更好的意念会无法造成更好的世界？因此，伏尔泰最后寄望理智的传播作为人类进步中有耐心的中介，来冲淡他悲观的论调。
伏尔泰针对那些批评做出回应，他之所以强调基督教的罪是因为旁人为那些罪辩护。他引用同一时期对阿尔比教派的讨伐、约翰·胡斯的行刑、连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都赞美的作者所说的话，这个世界当然需要一部判这些行为是违反人道与道德的罪行的史书。——也许伏尔泰虽然具有启示他人能力的史书正确写法的观念，他误解了历史学家的功能。他对每个事件、每个人都下断语，而且对之定罪，有如某“公共安全委员会”请求保障并促进学识革命一般。他下判断时，并非依据当事者所处混乱的时代及其有限的知识，而是根据当事者死后才出现的更深的知识水准。
第三部 伏尔泰的思想与宗教的冲突
第一章 学者
知识的环境
581
知识的成长，受到了惰性、迷信、宗教迫害、检查制度以及教会组织对于教育的控制之阻碍。这些障碍虽然较以往为弱，但仍远较工业文明中为强。在工业文明中，个体、团体及国家间的竞争使得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观念、方法与手段来达成旧有的目的。18世纪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变迁甚缓的环境中。在此环境中，通常传统的观念便足以满足各项生活所需。当常理无法解释的异常情况或事件发生时，一般人便将之推至所谓超自然的缘由，而不加深究。
583
1718年以后的法国便不再有对巫术判决的记录，而苏格兰则在1722年以后；1782年在瑞士的一次判决，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后的一次记录。财富与市镇的增加、教育的普及、科学家们的实验、学者与哲学家们的呼吁，大大地减低了妖魔鬼怪在人类生命与思想上的角色，向当时盛行的迷信挑战的法官们拒绝审理任何与巫术有关的控诉。欧洲开始忘记，它曾经只为了一个迷信，而牺牲了10万男人、女人与女孩子的生命。
584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荷兰具有较多免于追害的自由，因此荷兰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非正统思想与出版物之避难所。
一般来说，除了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占极小比例的地方，宗教追害的理论一直为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教士们维持到1789年，但是追害制度的实行随着对宗教怀疑的发展与新公意的形成而没落了。随着国家逐渐代替教会，保护者代替了全体一致和命令，物件代替了异端邪说，迫害的本性从宗教转移到了政治。
585
在宗教与哲学的冲突中，双方互憎之情日益紧张，原先反对迷信的运动竟转趋对基督教斗争的高潮。革命发生于法国而未发生于18世纪的英国，部分是因为英国检查制度相对宽松，在法国却强烈到使那些被禁锢的心智只有对此束缚加以暴烈的破坏才能得以扩展。
588
18世纪，学者的典型是一种对传播知识的渴望——严格地说即对知识的欲望，这在中世纪时被责难为愚蠢的自负之罪。
学者的启示
590
1738年，一些工人在为那不勒斯的国王查理四世的猎屋打地基时，意外地掘出了赫库兰尼姆废墟。1748年，经过最初的挖掘，揭示了庞培城一些令人吃惊的建筑。赫库兰尼姆与庞培两城均位于意大利南方，维苏威火山山麓,公元79年遭此火山喷出的熔岩所埋葬。1752年，古希腊殖民者建造的一些庄严的神庙，被人从欧洲中世纪以来一直为荒烟蔓草掩盖的丛林地区重新发现，雕刻大师皮拉内西（Piranesi）用蚀刻图画来描摹从庞培城出土的庙宇、宫殿与雕像，这些蚀刻图画印刷出来的画册在全欧各地成为抢购的对象。这些发现带来的结果，对于古典艺术的兴趣而言，是一次热烈的复活，对于由温克尔曼领导的新古典运动而言，是一种强劲的原动力，而且大大增加了对古代情形的认识。
596
欧洲对异邦信仰和制度的认识是削弱基督教神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从波斯、印度、埃及、中国及美洲来的消息，造成了一连串无止境、使人困惑的疑问，如何才能从2000种不同的信仰中选出正确的宗教？孟德斯鸠如是问道。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便已有进步的文明，而世界怎么会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呢？另有上百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根据《圣经》，诺亚洪水遍盖了整个地球，为什么在中国却无类似的记载或传说呢？假如上帝有意要拯救全体人类，为何他只把《圣经》启示给亚洲西部的一支弱小民族呢？谁会相信，除了教会外别无救赎的说法呢？——难道那些曾居住在印度、中国与日本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现在正在地狱中受着烈火煎熬之苦吗？神学家努力以各种差异与解说来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像传教士的报告引起的结果一样，这些努力徒然使教条的结构显出新的裂缝。有时好像是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皈依了孔子，而不是中国人皈依基督。
那些有教养的耶稣会士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友谊，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却是他们传扬的神学导致的结果吗？
第二章 科学的发展（1715-1789）
探讨的开展
598
科学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科学的生长——其追求、方法、成功的预测与生产、发现、权力与威望——是近代社会发展的正面，其反面则为人类对超自然信仰的衰落。这时有两派教士发生冲突：一派虔奉宗教以塑造人格，另一派致力于科学以教育知识分子。前一派教士主宰着贫困与灾难的时代，那时人类渴望精神上的慰藉和道德秩序；后一派教士则主宰着繁荣的时代，这时，人类一般将其希望限于尘世。在科学的成就上，一般认为18世纪不如17世纪。
日增的学术机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金，大学也逐渐把科学引入课程中，1702年至1750年，剑桥大学创设了解剖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地质学及物理方面的讲座。科学的方法愈发变为实验性质。曾经阻碍“国际精神”（International of the Mind）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视在牛顿与莱布尼茨的争端中消失，而且新的传教士携手超越国界、神学信仰与战争，以从事于探求未知的事物。
数学
·欧拉
601
科学史上尊崇欧拉是研究微积分，特别是有系统地研究“变分微积分学”的第一人。他把几何和三角推展成为数学分析的一支。他是第一个清楚了解数学函数这一观念的人，而这正是数学的中心问题。在力学方面，他创立了一般方程式，直到如今仍用他的名字冠名。在光学方面，他首次将微积分应用在光波的振动上，而且把因弹性和密度引起的振动弧度公式化。他用分析的方法推出折射定律，而且把光散射方面的研究应用到无色透镜的制造。利用画出行星的位置关系图及月的亏盈，他参与了这份属于国际性的经度测量工作。他所做的大略值的解答，帮助了约翰·哈里逊，使英国海军部成功地制出有关月亮资料的表。
·拉格朗日
604
1791年，法国的一个委员会被指定来设计一个新的度量衡系统。拉格朗日、拉瓦锡、拉普拉斯为其最早的会员，三个月后，三人中有两人遭受“清算”，拉格朗日于是成为创立公制的领导人物。这个委员会选定以1/4的地球长度为基础——经过两极沿着水平面度量出来的大圆圈周长的1/4。这个数的千万分之一被订为新的长度单位，称为mètre——1米。小组委员会将1克重订为新的重量单位：摄氏零度、1立方厘米的蒸馏水的重量。用这种方法，所有的长度和重量都以一个物理常数和以10为进位的基础。在英国及我们常见的时间的度量中，仍有很多拥护12进位系统的人。拉格朗日强力地赞成以10作为基础。1792年11月25日，法国政府接受了公制，除了一些变更外，这也许是法国大革命影响最久的结果。
·拉瓦锡
629
多次实验、化学知识的成长及燃素学说被人遗弃，对萌芽期的科学，势必需要一种新的形态系统和一套新的命名法。科学院任命拉瓦锡、奎顿、贝托莱尝试完成这个工作。1787年，他们出版了一本《化学命名法》。过去像“藻类的粉末”“砒素的牛油”“锌的花”这样的旧式命名都被废弃不用，纯氧现在命名为“氧”，除氧空气后来被命名为“氮”，“易着火的气体”变成了氢，固定空气变成了“碳酸气”，“煅烧”变成了“氧化”，化合物均以其构成元素命名。在“简单物质”表里，列出了拉瓦锡知道的32种元素。在《化学命名法》一书中接受的大部分名称，仍是今日的化学术语采用的标准命名。拉瓦锡提出了这种新的命名法，并将这门新科学编纂成他的一部书《元素的特点》。此书出版于1789年，并造成了一次革命——斯塔尔的燃素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元素学说的完结。
拉瓦锡是法国大革命的牺牲者。他曾参与阻止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亲尝其祸。
天文学
·天文理论
633
英法两国竞相研究天文。对于他们而言，这并非是遥远或“纯粹的”科学，而是介入海洋统治及随之而来的整个殖民与商业世界的一场斗争。
·拉普拉斯
641
但无论如何，拉普拉斯的雄心显得大为粗率，因为他欲以牛顿的重心理论应用到所有的天体与现象上，而把整个宇宙减缩为一个数学体系。牛顿曾将宇宙留在一种不安的状态，他认为宇宙是受到与时俱增的不规则性的影响，因此，上帝不得不时加干涉，以予纠正。与欧拉一样，许多科学家并不相信世界是一个机械体。拉普拉斯欲以机械来证明这一假设。
地球
·气象学
647
德吕克的《大气变化研究》（1772年）延伸了帕斯卡与哈雷在高度与气压关系方面的实验，从而制定出一种法则，认为在某一气温下（气压计内）水银高度对数的差异，在一英寻的千分之几当中，能立即指出我们观察气压计的地方在高度上的差异。使气压计附着在某一平面，德吕克能以气压法估定各种陆标的高度。因此，他计算勃朗峰的高度为14346英尺。索绪尔爬上该峰并在山顶记下其气压标记（1787年），测得高度为15700英尺。
·测地学
647
1700年，一般认为地球不是全球体而是椭圆体——两极有点扁平。牛顿认为两极扁平，卡西尼则认为赤道扁平。科学院为了决定这一国际争执，特别派出两支探险队。一支由孔达米纳、布格与戈登率领，开往那时的秘鲁（1735年，现为厄瓜多尔），借以测量赤道一道子午弧上天文纬度的度数。1736年，相似的一支探险队由莫佩尔蒂与克菜罗率领，开往拉普兰而在实际接近北极圈的一个地方测量一道子午弧上天文纬度的一个度数。据其报道，那里一度的长度为36.71万英尺——比69英里稍为长些。这些发现指出，天文纬度一度的长度，随着观察者从赤道向两极移动而轻微增加，这一增加被解释为地球两极扁平的缘故。科学院承认牛顿已得证明。这两次探险所做的测量，后来成为决定1米、公制及地球上各地精确的天文时间的基础。
·地理学
652
人类在种族、制度、道德与习俗方面繁杂的演进表现，在扩大现代心灵的界线上构成一个强大因素。探险越来越奇特而贪婪地伸入未知的领域，其目的不为科学，而是找寻原料、金、银、宝石、食物、市场、殖民地，并为和平与战争中较安全的航海绘制海洋图表。法国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这场竞争中最为积极，他们知道世界的主宰权已濒于危险。
·演化
674
雷奥米尔同意伏尔泰的看法，认为生物的行为与结构无须假定自然有一种神设力量，即可予以解释。狄德罗讥笑他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在昆虫（臭虫）上。然而，那是奠下现代生物学事实基础的细致工作。
675
第一位将“演化”这一名词应用在生物学上的，似乎也是这位日内瓦出生的邦尼特。然而，他所说的演化是从原子到人类这一存在的连环。把演化视为从旧种属到新种属的自然发展这一观念，不断地出现在18世纪的科学与哲学中。
676
蒙博多贵族伯内特，一位苏格兰法官，是几乎早达尔文一个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在《语言的起源与进步》一书中（1773-1792年），他把史前人类描写为没有语言、没有社会组织、在心智成就或生活方式上与猿猴完全无异的动物。人类与巨猿属于同种动物；巨猿是未能发展的人类。史前人类只有透过语言与社会组织才演进为原始人。人类的历史并不像《创世记》记载的是原始完美的堕落，而是一种缓慢而费力的上升。
心理学
678
科学的探求从矿物到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递演递进。日渐增加的学生团体，一则以显微镜为武装，一则受到医疗的刺激，开始窥视人体内部，因而发现与较高等的动物有相似的器官与官能。但在生物的大连环体中似乎有了破绽：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人类的心灵与动物的心灵在种类与程度上都不相同。
科学对文明的影响
681
如果这一章已拖得过于冗长，那不但是因为我们业已认清，科学家及其科学均属于历史，并且因为观念的演进乃是我们根本兴趣所在，以及因为观念在18世纪扮演着仅次于人类本身天性的角色。科学在这一世纪的成就，或许不如前一世纪从伽利略、笛卡儿到牛顿、莱布尼茨的成就那样惊人，却更有力量地进入到欧洲历史的几乎每一层面。经由伏尔泰等上百位诠释家的努力，研究的结果因而得以散播在中、上阶级；化学、地质学与动物学这些新科学共同促使知识分子的心灵对于日渐扩张的知识，留下缓慢而深沉的印象。
说也奇怪，科学对技术的影响却最小、最晚。人类播种与收获、采矿与制造、建筑与运输的方式，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尝试与错误，终于建立而成，但传统与惰性不愿接受实验室的实验提出的改进办法。直到18世纪末，科学才加速工业革命的进展。
682
随着这一世纪的前进，寻求生产的实际人物与寻求真理的科学家之间有了较为密切的和谐关系。巴黎科学院派遣调查家深入田野、工厂、矿场，而且刊行了20卷的《手工艺史》（1761—1781年）。蓬勃发展的工业也开始征召科学从事资料、实验的研究，以为报答。因此，库伦订下了横梁张力的可靠公式，蒸汽机的问题刺激科学从事力与热之关系这些新的研究。这些相关物在19世纪即将改变经济与物质的世界。
科学的主要影响自然落在哲学之上，因为寻求智慧的哲学必须建基在寻求知识的科学之上。科学的每一步似乎都在增扩世界的复杂与范围，新的远景也因而形成。人类心灵在发觉人类并非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令人迷惑的浩瀚时空的一原子与一片刻后，其应做的调整并不算小。科学的得意遮晦了哲学的谦虚；人们以科学为依归而怀抱新的乌托邦，而进步的观念也给现代的灵魂带来一种新的宗教。
科学对宗教——不如说对基督教——的影响，似乎是致命的。无疑，人们仍会继续塑造或赞同可能带给困扰、飞逝的生命以希望与慰藉、意义与尊严的这些观念。但创造、原罪与神圣救赎的基督史诗，在把地球贬抑为百万星辰中的一个斑点的远景中，又如何站得住脚？如此一个宇宙中之上帝竟然会注意到的，又是怎样的人类？《创世记》的诗歌如何能历经地质学的探究而幸存下来？已知的十几种或更多的宗教,其情形如何？——它们在教义或在道德典范与结果上，是否显然低于基督教？耶稣的奇迹，遑论归功于圣者与撒日的那些奇迹，如何与宇宙法则的显然得势，相为调和？人类的灵魂或心灵看来似乎如此仰赖显然注定会腐蚀的神经与其他组织，其欲不朽，如何可能？又受到日渐在范围、成就与威望上成长扩大的科学挑战，必然会产生怎样的结局？又以该一宗教为基础的道德典范之上的文明，其必然结局又会如何？
第三章 医学（1715-1789）
疾病的奥妙
687
法洛皮奥于1564年发明的预防性病的膜套方法，在18世纪用来避孕。阿斯特吕克医师在《性疾病》（1736年）一书中提及，那些放荡的人用一种很密很好的无洞的膜做成一种套子，在英国称之为“套子”（condum）。
医疗
690
但斯塔尔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疾病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普兰西兹提出了一个答案，他于1762年复兴了基尔舍对疾病的观念，认为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感染而造成的。普兰西兹说：“每种疾病都有一种特别侵入的微生物，并有一定的潜伏期。”这个杰出的细菌学理论的先见并没有在18世纪的治疗学上留下任何影响，必须留待19世纪第二次的复兴后才能抬头。
694
以上所说的，用人的天花浆液来做的接种试验仍有许多不够理想的地方。因接种而致死的比率虽然降到4%，但比例还是很高。一位英国外科医生詹纳发现挤牛奶的女孩，在得了牛痘（一种较轻的病)以后便很少再染上致命的天花。1778年，他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能使用感染过天花的牛身上取出的痘苗接种在人身上，便可得到天花的免疫力。这个试验已由多塞特的一名农夫本杰明·杰斯提于1774年至1789年完成，但当时并未引起医学界的注意。1796年5月，詹纳用母牛的天花脓替詹姆斯·菲普斯接种；7月，他又用天花的病毒为一位小孩接种，这个小孩并没有长出天花。詹纳于是下结论，牛痘疫苗可以对天花免疫。1798年，他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书，名为《天花的原因及功效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Cause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书中报告了23个个案，个个成功。嗣后，他做的试验也都成功。1802年和1807年，议会同意他用3万英镑去扩展他的工作，并改善他的研究。几个世纪以来最夺人性命之一的天花，由于这个发明而很快地降低了危害性。
700
这并非是医学历史上一个特别伟大的世纪，医学仍然为神秘主义、庸医及一些已由经验而知道错误的理论充斥而黑暗不明。但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已使医学建立在一个比以前更好的基础上。
第四章 无神论者（1730-1751）
哲学的狂潮
701
哲学不可被误以为与宗教相反，人类生命的大图景中应为宗教留下位置。但由于18世纪法国许多哲学家，按照他们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而对其怀有敌意，“哲人”这个词有暗指“反基督”的意思。通常，我们使用法文词语时，也有这种含义。所以，我们应称呼拉梅特里、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为哲人，而不应如此称呼卢梭。倘若从他为了维护感觉和信仰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发表过理性的言论这点上看来，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为哲学家。同时，我们须容许这样一个事实存在，即一个哲人可能反对所有宗教，然而像伏尔泰那样宣称他信仰上帝。在法国，使知识分子激动的辩题并不全是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冲突，主要是这些哲人与当时存在于法国的天主教之间的冲突。那是宗教因蒙昧主义、迫害、屠杀而玷辱其天职的几个世纪后，法国人心中的郁愤。二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年）、刺杀亨利四世（1610年）之举，及法王路易十四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1685年），都是这种冲突演变成极端的典型范例。
703
印刷业传播了科学、历史、《圣经》评注、异教古典；哲学家如今可对较前更多、更有学养的听众讲演。他们并不认为从象牙塔里走下来将知识大众化是一种屈辱。并非他们对那个时代他们认识的“普通人”有信心，而是他们自信“真理”的传播会改善人类的生活与行为。达朗贝尔认为“开导和启迪人们的艺术”是“在人类所能触及的限度里最为尊贵的部分和礼物”。“勇于认识”成为启蒙运动，这一胜利、实现的理性时代的座右铭。
17世纪，培根曾力图唤醒的理性信仰，成为“自由”思想的基石与工具，即思想逐渐从《圣经》的神话和教会的教条中释放出来。理性出现于一种新启示的全部光辉中；此后，理性在各方面皆具其权威性，并试图以其本身灿烂的形象，改革教育、宗教、伦理、文学、经济和政府。这些哲人承认理性的脆弱，如同凡属人类的每件事的脆弱一样；他们了解理性可能被错误的逻辑或对经验错误的解释欺蒙；他们无须等待叔本华去告诉他们，理性通常是欲望的仆人、意志的婢女。
几乎所有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都认识到：大多数人，即使在最开化的国家，因受经济基本需要与辛劳的压迫，而无时间致力于理性的发展，而且情欲与偏见比理性影响更多人。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希望理性能够广传，而且可从狭窄的自私和不公平的教条领域中获得解放。
704
文艺复兴运动曾超越了基督教而探究异教思想。宗教改革运动也已打破了教条式权威的束缚，并几乎弃置本身的意义，而使理性能够无限制地奔驰。人类终能从中世纪的教条思想及东方的神话中获得解放。人类终能摆脱那令人迷惑、恐惧的神学而无拘无束地站立起来，自由自在地去怀疑、探求、思想、搜集并传播知识，自由自在地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于理性祭坛和人类天职周围。这是伟大的革新。
反抗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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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正如自然神论者所言，改革家曾有相对宽容的遭遇，即使来自国教的压力也不例外，也许因此革命的火花熄灭了。此外，在英国，教会臣属于国家，不再有任何借口可以成为一独立而敌对的力量。但在法国，教会是一个强权机构，拥有国家大部分的财富与土地，却绝对效忠于某一股国外力量。教会扮演了立遗嘱、定遗产的角色，使更多的财富从世俗的手中渐被吸入教士手中。它拒付超过偶尔“无报酬礼物”的税额，在其土地上拥有数以千计的农奴而造成真正的农奴制度。它拥有一群看起来既懒又无绩效的僧侣。它不止一次地从假文件和假奇迹中攫取利益。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通过学校将令人失神、昏迷的荒谬思想注入年轻人脑中。它公开指责与其相反的学说而视之为邪教，并假借国家的名义以增强其对言论与新闻的控制。它已尽其所能地阻塞了法国人民智力的发展。它促使路易十四惨无人道地迫害新教徒及无情地摧毁波尔一罗亚尔修道院。它兴起反对阿尔比教派的残酷战役并认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它煸动了宗教战争，几乎招致法国的灭亡。在上述反人道的无数罪恶中，它伪饰得使千千万万的下民相信，它超乎理智和疑难之上，它继承了神圣的启示，它是永不犯错、神灵感悟的上帝代理者，它的罪恶正如神的旨意的慈悲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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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尔于1751年记载道：“我们可在这个国家看见一场有利于新教的革命。”其实他错了。
法国自由思想超越了宗教改革，从文艺复兴一跃而至启蒙运动。因此，在法国，他们并非转向詹森派信徒，也非倾于少数余留的新教徒，而是转向了蒙田、笛卡儿、卡森迪、贝尔、孟德斯鸠等人身上。法国自由思想家倒回去探讨笛卡儿时，除了赞同他“系统的怀疑”及其对客观世界的机械论的解说外，几乎反对他所有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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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历史及宗教比较研究都加剧了对基督教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在成长中的每门科学提高了对理性的尊敬、对宇宙法则的信仰及对奇迹的怀疑，其中包括最大和最常见的奇迹——5万名无知的牧师每日将面包和酒化形为基督的身和血。
让·梅利耶（让·梅叶）（1678-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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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维护天堂观念以为慰藉的人们，梅利耶答辩称，在他们的主张中，仅少数人曾经达到那个目标，大多数人则去了地狱。那么，不朽的观念如何成为一种慰藉？“对于我而言，我宁祈望能将我从压倒性的惧怕中释放出来的信仰，而不希望因信仰上帝、恩主，而被留在不安定中。它仅将恩典赐予它的选民，而容许其他人承受永远的惩罚。”任何一位受教育的人，怎能信仰这样一个将自己创造的东西判入永远地狱的神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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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梅利耶的观点，宗教一直是教会和国家之间阴谋的一部分。它欲图震骇人民使之顺利屈服于绝对的统治。牧师们“花费很大的心机使他们的神成为一位既恐怖又多变的暴君；对于他们（牧师们）而言，这是必需的——他（神）必须是这个样子，才能有助于达到他们各种不同的利益”。在这个阴谋中，牧师较国王更该受谴责，因为当王子处于孩提时期，他们就控制了他，然后借着忏悔室更深深抓牢了他。他们将他塑造成迷信者，他们歪曲并阻碍他的理智发展，他们领他进入宗教的偏执和残忍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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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言论和印刷享其自由，让教育世俗化而不受拘束，人们将会日复一日地向理想国推进。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不公平的。它使一小撮人富裕而懒散、腐败而奢侈，其代价则为千万人民陷入了堕落的贫穷和无知。万恶之源在于财产制度。财产是窃物，教育、宗教和法律则随护并认可窃物。推翻这种以少数人对抗多数人的阴谋诡计是完全正当的。“然而，”梅利耶以其最终的盛怒吼叫道，“我们法国的雅克·克莱芒和拉瓦亚克（刺杀亨利四世）如今在何处？在我们的时代还有什么活人能震惊、刺杀这群可恨的恶人、人类的公敌，以借此将人民从暴政中拯救出来？让国家拥有全部的财产，让每个人有适度的工作，让生产公平分配，让男女顺意而婚、如愿化离，让孩童们一起在公共学校里受教育。如此则国内争斗、阶级斗争以及贫穷皆将终止，然后基督教终竟成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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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着他的手稿自由自在地说话。在手稿中，他以大部分完全反宗教的誓言，鲁莽而对人性一无所知，大行倾吐他的愤恨。伏尔泰反对败德的一切战役，拉梅特里的全部物质主义，霍尔巴赫的无神论，狄德罗令人毁灭的幻想，甚至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全都涵盖于此。让·梅利耶的《我的圣约》一书由伏尔泰迟疑地发行，再由霍尔巴赫欣悦地出版。它激起了法国民心，注定了老王朝的崩溃并掀起大革命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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