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伏尔泰时代的欧陆
第一章 人民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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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于1728年回到法国时，为数约1900万的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如果要了解法国大革命，我们必须要对每个阶级做仔细的观察。
贵族
在封主之间，有少数追溯其封号与财产至好几世的远祖，而自称为“世袭贵族”，他们常藐视那些父祖时或自己在路易十三或路易十四时期受封的贵族。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中约有95%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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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贵族中，大部分人是借着研究法律以成为司法和行政地方官而声名鹊起。其中有许多是13个议会的成员，这些议会是分布在法国大城市中相当于法院的组织。地方官在当时的通行制度下，可将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于是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贵族世袭形态——朝服贵族。
因为许多这种地方官吏因法定俸禄所得而比大部分世袭封主富裕得多，世袭封主与朝服贵族之间的鸿沟逐渐消弭了。1789年，这两种贵族几乎完全融合为一。由于如此组成的阶级权高人众，国王也不敢与之抗衡，一直到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暴动（Jacqueries)，才彻底废除他们的各种特权。
许多旧贵族因为种种原因逐渐贫穷，或因经营封土不当，或因自己未亲自管理，或因农耕方法一直未能加以改进，或因土地由肥沃转为贫瘠，或因得自地租或奉献所得货币的贬值。其次，贵族在传统上不得经营工商业，他们在工商业逐渐繁荣的形势下，虽然拥有大片土地，但仍然穷困。在法国许多地方，许多贵族与一般农人一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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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之前，作为封主的贵族同时承担着经济、行政与军事任务。不论其财产如何取得，各封主在封土上或借着农奴制度，或出租部分土地给佃农而主持土地的划分与耕耘，他们也制定法律和命令并承担审问、判决与惩处之责：他们也设置学校、医院与慈善机构。在数以百计的封土上，封主们是基于人们生而具有的自私心来执行上述职务，而一般农民，在体认封主的作用之余，也对封主服从与尊敬，甚至有时赋予挚爱。
黎塞留红衣主教时期及之后，在各地方任命监督官，在路易十四时将主要封主转为廷臣，这是改变上述封建关系的两个最大因素。
很快，这些监督官的勤劳工作与能力，取代了封主的统治。为了加速这种中央集权的措施，路易十四邀请封主留在宫廷中侍奉他本人。在宫廷中，路易十四虽然给予他们低层的职位，却赐予崇高的称号与迷人的带饰，以荣耀他们。这些封主因而失去与地方事务的联系，他们仅能做的，是自其封地上提取岁收，以求维持他们在巴黎或凡尔赛宫廷中的高昂开支。慢慢地，他们放弃了在封建制度下应尽的责任，仍然紧紧掌握着所享的封建权利。贵族在经济与政府两个方面行政功能的缺失，使得他们渐被指责为法国躯体上可予摒弃的寄生虫。
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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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法国政府中是一个重要而无所不在的势力。
高级教士事实上是贵族的一支，所有主教往往由封主提名，经过教廷同意，再由国王任命。显贵人家为了使家产不致因为继承而闹得四分五裂，往往为他们幼子谋得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职务。1789年，法国130个主教中仅有一个是平民出身。这些世家后裔把世俗的奢侈、玩乐与傲慢带入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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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与修道院院长享有同封主一般的权利与责任，他们甚至要供应公牛给农夫的母牛交配。他们广阔的领地上——有些领地广大到可包容整个乡镇，与封建领地一样管理。
在修道院田庄，农奴制度留存最久，以圣克洛德的教士而言，他们在朱拉一地就有1.2万名农奴，这个修道院坚决抗拒减少封建义务的任何举动。教会的种种豁免与特权与当时的社会秩序紧密相关，这使教阶组织成为当时法国最保守的势力。
教会每年从地主的产物与牛群中抽取1/10所得，但这种什一税很少是实际的1/10，往往是1/12或1/20。享有这种什一税所得，再加上礼物与遗产捐赠，及教会财产的收入，使得主教奢侈享受，而一般修士却生活贫困，教会也用这项收入救济贫困及教育、训育年轻人。除了国王及其军队外，教会在法国最强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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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借发行《圣哲与人民之声》的小册子来鼓励马绍与路易十五。这本小册子催促政府对教会建立权威，并防止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他又表示须信赖法国的哲学家以护卫国王与执政大臣，对抗各种迷信势力。但路易十五不相信哲学在与宗教抗衡中能够获胜，他更知道自己一半的权威寄托于教会施予他的涂圣油与加冕礼之上。他不啻是上帝的副摄政，同时带着神圣的权威说话。由教士操纵，复经传统、习惯、仪式、法衣与特权力量加强的精神恐惧，取代了千条法律与10万名警察，以维持社会秩序与群众服从。可有哪个政府能无须借助超自然的希望与恐惧，以控制人们天生的无法无天？路易十五决定向主教退让，于是将马绍调职，并禁止伏尔泰小册子的发行，同时接受教会就其财产以捐助方式而非税收方式缴纳。
教会的权力建立在各教区教士的成绩之上，如果说人民害怕那些带着法冠的教会高层僧侣，至少他们是爱着那些低层教区牧师，因为这些牧师分担着人民的穷困，甚至农耕的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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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农人的父母欢迎宗教成为他们日常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时时向孩子讲述宗教传说并在晚祷中引导他们。而热爱人民且被人们热爱的那些地方牧师，在革命时期也祖护人民。
第三等级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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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曾将“政治经济学”标示为“黯淡科学”，他不知穷人之所以穷，到底是因为无知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无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今天法国农民自傲的独立与18世纪前半期他们低贱可鄙的贫穷而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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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付完封建税与教会的什一税后，农夫仍要筹措款项或变卖他们的生产物及部分财产，以支付国家所课的税捐，除财产税外，他还须付盐税（gabelle）与收入5%的人头税。总加起来，他们须把收入的1/3付给封主、教会与国家。
由于课税随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农夫对发明或经营企业很少有兴趣。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法国的农耕方式仍在原始状态。休耕制度使法国农民的每块地在第三年荒弃不耕，而在英国，轮耕制已逐渐推广。精耕制在当时几乎尚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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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正如世界各地一样，养活国家的人自己只能得到最少的口粮。
·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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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工业仍是家庭工业，在乡村的草屋或是镇上的家庭进行。商人供给材料、收集产品，并赚取几乎所有利润。在镇上，工业大多处于行会阶段，集技师、学徒与职工于行会制立的老法规下工作，由行会与政府规定工作时数与劳工待遇、产品的种类、品质与价钱及可准许出售的有限地区。这些规定使生产难以改良，排除外在竞争的刺激，而且连同内部通行费同为阻碍工业发展的因素。
·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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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卑下与高贵的两种人之间，中产阶级既受前者憎恨，又受后者轻蔑。中产阶级包括医生、教授、行政官吏、厂主、商人与金融界人士，他们精细而耐心地掌握了财富与权力。厂主冒着经济上的风险，要求相当的报酬，他们时时抱怨政府规定及市场与技术受制于公会所加给他们的百般阻碍。分销货物的商人则恼恨成千种阻挠商品流通的过路费，几乎在每条河流、每条运渠及要道上，都有领地上的贵族或教会的代理索要通行费。封主解释这些通行费是他们维持并修护道路、桥梁与渡船合理的补偿。1724年，一项皇家敕令废除了1200处过路费，仍有数以百计的过路费维持不改，这也使中等阶级转而支持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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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属美洲的蔗糖在欧洲市场渐渐超过了英国在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岛的蔗糖。这可能是引发“七年战争”的一个原因。法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715年的2.15亿利维尔上升到1750年的6亿利维尔。伏尔泰估计，为法国效劳的贸易船只从1715年的300艘升到1738年的1800艘。
海上贸易的锐增利益，是征服殖民地的主要激因。法国商人与传教士的热心，为法国赢取了绝大部分的加拿大与密西西比盆地及部分加勒比海岛屿。英国向这些法国殖民地挑战，认为它们包围并威胁了英国在美洲的属地，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这一争论。在印度，英法两国也造成了相同的敌对，在马德拉斯以南，东海岸上的本地治里，法国于1683年即已建为基地，法国人还从蒙古裔皇帝处取得加尔各答北边金德纳格尔的全部控制权。在迪普莱克斯的有力领导下，以上两个港口夺取了很多贸易与财富，使在马德拉斯（1639年）、孟买（1668年）与加尔各答（1686年）有坚固基地的东印度公司感到非与法国一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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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在所有第三等级中地位最高。他们可能是旧式的小规模贷款者，或是全面经营储蓄、借款与投资的银行家，或是为国家向农民征税的库收代理人。天主教会禁止放利规定已逐渐无效，约翰·洛发现半数法国人热心于股票与债券交易。1724年，巴黎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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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富有的金融界人士，因为渴求社会承认及报复教会人士的批评和贵族的蔑视，支持哲学家反对教会及以后反对贵族。我们也可以说，金融家是法国大革命的财政支持者。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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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现在在国家中已经强大起来，除了那些需要家世显赫才能担当的部长职位外，其余的空缺皆由中产阶级填满。他们是整个官僚政治的主干，经济界的自然淘汰促使他们更加机智。他们远较那些未经驱策、懒散不堪、无所作为的贵族子孙老练与能干得多。在地方议会与政府中的朝服贵族，无论就出身与性格而言，都属于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治理自治村、40个行省，控制国防、供应、交通各部，照管矿场、道路、桥梁、河流、运渠与港口。贵族虽然充任军队中的将军，但他们在战场中遵照巴黎那些中产军师的策略。19世纪法国的中产阶级政府形态早在18世纪就已具备了雏形。
法国政府虽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好的政府，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它是过分的中央集权，势力弥漫而细琐，以致扼杀了地方的主动与活力，而且在命令的下达与报告的上呈之间耗费了过多的时间。与英国相比，法国政府太过于控制专利。人民聚会遭受禁止，除掉细微的地方事务，一概不举行人民投票，更没有制衡王权的议会存在。路易十五以忽视政府而改进政府。他授权各部长可以发布“封口信件”（逮捕密令），但这一权力时常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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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独断的命令在18世纪逐渐惹起普遍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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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蜂拥围绕着各级法院，而从法国人的热衷诉讼中牟利。法国的13个主要城市都设地方议会，包括法官，充当这些城市与其邻近区域的最高法庭——巴黎的地方议会，即包括了几近法国1/3的区域。每个地方议会都声称，除非他们通过、接受并予登记国王与政府的诏令，否则不能成为法律。国家议会从不承认这一声明，却经常允许地方有抗辩权。法国历史的阴沉部分，即常牵涉到这些地方议会与国王之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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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巴黎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是各部大臣与朝廷，所有各部大臣合起来构成国务会议，朝廷则由各部大臣加上那些贵族、教士、被国王提拔上来的杰出平民及这些朝臣的助手和仆从组成。严格的外交礼节显示每个朝臣的地位、资格、优先权、特权与责任；一项繁复而详尽的礼节法典减少了摩擦，却加重了几百位傲慢忌妒的人的负担；大事铺张的各种庆典缓和了官廷例行公事的单调，并使得朝廷弥漫着一种不可缺少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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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退反进的福勒里，没有担任政府官职；相反，他劝服国王宣布，自此以后，国王将行亲政。路易十五宁可狩猎与赌博，1726年6月11日，福勒里除了称号，实际上已成为综揽全权的首相。他那时已经73岁，许多野心勃勃的人盼望着他早死，但他治理法国达17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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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勒里放弃他的部长职位，并退休到伊西，他于1743年1月29日以90岁的高龄去世。
路易十五宣布，自此以后，他将是自己的首相。
路易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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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向往较和善政府的高尚人士，是阿尔让松侯爵。他曾于1744年至1747年担任路易十五的外务大臣，并于1739年写了《法国政府检讨》一书，但不敢出版。耕种土地的农民，他写道，是人口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免除所有封建捐税和义务的重担。事实上，国家更应给予小农贷款，以帮助解决为未来收获所需投下的经费。贸易对国家的繁荣至为重要，应免除国内一切的过境税，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免除所有进出口关税。贵族是国家人民中最不具价值的，他们也不能胜任行政官吏；在经济上，他们好比是一座蜂巢中的雄蜂，应该退位。“如果任何人认为这些原则有利于民主，同时期望贵族的毁灭，则他就不会犯错。”立法必须谋求最大的平等，地方必须由地方自选的官吏来治理，然而中央与绝对崇高的权柄则须操在国王手里。因为唯有绝对王朝，才能保护人民免受强者的迫害。阿尔让松前于法国那群哲学家期望由开明君主进行改革，他告诉贵族，只有大革命爆发时，他们才会认清的事情。在法国历史上，他是到达卢梭与大革命的一个中间阶段。
第二章 道德与风俗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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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校长查理·罗林，在其一度知名的《教育特性》（1726—1728年）一文中，即为古典的教学课程及教育重视宗教二者辩护。他认为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变得更好；良好的教师“并不注重各门科学，因为这些东西对个人品德无所助益；如果不与正直相配合，纵然再深的学识也终归于零。他们看重正直的人甚过饱学之士”。罗林又认为，如果未将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则道德品格很难培养。因此，他说：“我们努力的方向，乃至所有教学的目的，都必须是宗教。”当时的启蒙哲学家们很快就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整个18世纪，甚至延续到19世纪，关于道德是否须以宗教为必要条件的论辩，一直持续不衰。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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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反映着人性—自私与慷慨、野蛮与仁慈，乃至于战场上礼貌与屠杀的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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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贵族蔑视工商业，而他们封地的收入又难以支付宫廷住宅与面子之需，贵族往往降而让自己没钱没地的儿子迎娶那些土地广大而且富有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女儿。通常，在这种婚姻下，这个有爵位的贵族儿子一面动用太太的钱财，一面时时地提醒太太的低微出身，而且很快地结交一位情妇以表示他的轻视。中产阶级资助大革命时，这也没被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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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廷贵族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到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才告结束，这在另一方面揭露了上层阶级宗教信仰的沦丧。基督教的婚姻观念，就像中古时代骑士作风的理想，被弃殆尽。从罗马帝国的衰退以来，再没有任何时期像这个时代在追逐乐趣方面更赤裸裸地走入异端。正风立俗的书籍，在18世纪的法国虽然出版不少，但更多狠亵的书本，也秘密地广为流传。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即如此写道：“法国人，尤其是巴黎的居民，现在全是被享乐与安适削弱的奢侈逸乐之徒。”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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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与沙沙舞动的丝绸中找到智慧的灵感。因此，在她们“解放”之前，妇女已经操纵着相当的威权，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色。韦泽·勒布伦夫人事后回忆道：“女人统治那个时代，大革命的到来才把她们从主座上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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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光明灿烂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女人兼具着智慧与美丽，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女人。因为这些女人的存在，法国的作家才能用情感去燃烧他们的思想，并以机智去滋润他们的哲学。如果不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伏尔泰如何能成为伏尔泰？即使是那位粗犷又郁闷的狄德罗，也承认说：“妇女使我们能够抱着趣味与清晰的态度去讨论那些最干枯无味又最棘手的论题。我们可以无休止地同她们谈话，我们希望她们能够听得下去，更害怕使她们感到厌倦或厌烦。由于这种缘故，我们渐渐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方法，能够很容易地将我们解释清楚。而这种解释的方法，最后从谈话变为一种风格。”法国的散文由于女人而变得比诗璀璨，更因为女人，法文也变为一种娴和、高尚而又彬彬有礼的语言，读来令人愉悦又崇高无比。也因为女人，法国艺术也从古怪的巴洛克式演变为一种优美的式样与风格，进而点缀着法国生活的每个层面。
第三章 美的崇拜
洛可可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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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乎摄政时期与七年战争的路易十五的时代——女人与众神挑战，争为崇拜的对象，而美的追求也与信仰的虔诚与战争的热火，相为对峙。在艺术与音乐上，与在科学与哲学上一样，超自然的东西在自然的东西之前退却。
美丽不仅是单纯“触觉上的价值”，它是既可触摸，也可观赏的娱人之物，这从塞夫尔的瓷器到布歇所画的裸体画，无不如此。娱乐代替了崇高，优美取代了尊贵，雅致迷人也替换了宏伟与庄严。在一个可预期的巨变中，少数享乐主义的富豪，希望在那个脆弱的世界消失以前，享尽人间的一切乐趣，洛可可式的艺术即根源于此。在这种坦白而通俗的形式下，线条欢跃着，颜色柔和地延伸着，花儿没有了刺，所有的主题，都在逃避悲剧而强调生活中光明的潜在部分。洛可可式是巴洛克式的最后阶段，也是想象对真实的反叛，更是自由反抗秩序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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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类软质瓷器早已制作——可追溯至1581年的佛罗伦萨与1673年法国的鲁昂。然而，那些产品仿效中国的瓷器，但不是出自于硬质的高岭土或像远东地方以高温融合的瓷石土，而是出自软质的黏土，以低温焙制，而且盖上一层光滑的玻璃面。即使如此，这些法国的软瓷瓷器，尤其是在尚蒂伊、万塞纳与邻近巴黎的维勒瓦烧制的，都很漂亮。硬质瓷器继续从中国与德国的德累斯顿进口。1749年，蓬巴杜夫人曾从路易十五那里，哄诱出10万利维尔，又自私人方面募集25万利维尔，以扩展万塞纳软质瓷器的生产。1756年，她将万塞纳成百的瓷业工人迁移到巴黎与凡尔赛之间的塞夫尔较宽敞的建筑物中。1769年，法国便在该地开始制作真正的硬质瓷器。
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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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巴杜夫人感到，画家们已经表现了罗马的英雄、基督教的殉道士及希腊的神，而今应让他们见识见识那些穿着美丽服饰或肌肤呈露着玫瑰色彩的活生生女人的可爱，让他们用线条与色彩将上层社会妇女的体态、礼貌、服装与各种附属物刻画出来，反映这一时代前未曾有的高雅。一度被视为罪恶、而在那时仍自以为是罪恶的妇女，现在益增诱惑。她们为曾经在那些恐惧的世纪中，被教会贬抑为毁灭之母与代理人，及曾被认为如要跨进天堂必须守贞如上帝之母，而在这时开始报复。没有其他任何一件事，比圣母在法国艺术上被摒弃，更能体现宗教在法国的衰微。
第四章 心智的成就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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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十五时代，法语已成为欧洲每个知识分子的第二语言和国际外交上的通用语言。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除了对他的军队训话外，通常也讲法语。吉本的第一本书也是用法文写的，而且曾有一段时间想用法文来写《罗马帝国衰亡史》。1784年，柏林学院设奖征文，以探究法语占有这种卓越地位的原因，同时用法语来发布该学院的出版物。法语在语言中之所以卓越，其主要理由为：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政治上居于主宰地位，法国军队驻守在荷兰、德国、奥地利与西班牙，帮助了法语的散播；法国文学在欧陆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在英国尚有保留）；巴黎社会的风尚，被视为欧洲上层阶级的风向标；在国际商业交易上，想用一种现代而有弹性的语言代替拉丁文的愿望；及法兰西学院通过字典对法语所做的净化与标准化工作。没有哪个地方的语言，能像法语一般的精确多样，词汇如此深刻而迷人，风格如此优美而清晰，但在这种胜利中也有一些损失：法语散文牺牲了蒙田的简朴直接和拉伯雷的粗犷与真诚的活力，法语诗歌在布洛瓦的规则中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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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扩张、教育的普及与巴黎知识分子的聚集，造成了一群渴求书本的读者和一群满足这种需要的作家。而法国在路易十五时代的逐渐衰弱，及宗教信仰的逐渐没落，也刺激了政治与哲学问题的口头或书面讨论。贵族一则愤恨曾经削弱他们权力的王室，一则气恼支持王室的教会，于是对那些批评政府与教条的言论发生兴趣；较高层的中产阶级也有同感，期待着一种改变，以取得与贵族同等的社会地位。
次要的圣者
397
在1717年以及再度在1729年，他重新出版他那已经扩充篇幅的《永久和平计划》（Project de paix perpétuelle)。在这本书里，他呼吁当时欧洲的君主，包括土耳其苏丹，缔结一神圣盟约，彼此保证他们目前的所有物。并且宣布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手段，所有争端均交由一个拥有武力可迫使会员接受裁决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加以解决。卡斯特尔更为这一联盟起草了一套模范宪章，其中包括大会的程序规则以及各成员国对联盟所应支付的财务贡献。当时他并未预期，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居然按着他和平计划里的一些纲目，组织了一个“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以求永久确保君主与封建的制度，同时压制所有的革命运动。
圣皮埃尔预见到我们当代的问题：当科学与知识有着巨大的进步之时，道德与政治却未能有等量的进步，知识固然启发道德，但也同样能制造罪恶。究竟该怎样将知识的滋长导向个人与国家行为的改进？
孟德斯鸠（1689-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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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信札》中的一些观念，对我们现在来说，似乎是陈词滥调，但这些意见在当时被提出，是关系作者生死的问题——至少被拘禁或放逐。由于《波斯人信札》开了一个先例，在该书发表13年后，伏尔泰又发表他的《英国人信札》（Lettressur les Anglais）一书，在法国的余烬上高竖了一把英国的火炬，这两本书揭开了启蒙时代的序幕。孟德斯鸠与他的自由之所以能不因他的书本而毁灭，主要是因为他本人是贵族以及摄政大公的宽容。即使这样，他也不敢承认是他所著，因为在普遍的称赞中，也杂着一些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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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的许多段落都偏爱一种贵族共和政体，由于他深恐隐含在民主制度中的独裁制度，他认为如果在法治的情况下，他宁可忍受君主制度。《论法的精神》一书最短的一章，是论独裁制度，只包括三行：“路易斯安那的野蛮人想吃水果时，他们把果树直砍到根，然后摘取果子，这就是独裁政府的一个象征”。这也就是说，独裁者为了护卫自己的权力，而将所有最能干的家族斩除殆尽。孟德斯鸠所举的例子是比较保险的东方例子，但很明显，他害怕波旁王朝会渐渐倾向独裁政治，因为当时黎塞留红衣主教与路易十四已经摧毁了贵族阶级的政治权力。在提到黎塞留红衣主教是受到独裁权力迷惑的人物时，身为法国的贵族，他坚决反对他所属的阶级被降为国王侍臣的地位，他认为对于一个健康的君主制度来说，起中间作用的与附属的权力是必需之物，这些权力是指他归属的封地贵族与世袭官吏。因此，他长篇大论地为封建制度辩护（长达173页），甚至不顾这本书的一贯性与平衡性。在所有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中，独独他看好中世纪，而且将“哥特式”视为一种赞美之词。在路易十五在位期间，介于王权与议会权力的冲突中，那些参与冲突的一些郡守官吏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发现了一座辩论的军械库。
孟德斯鸠对于专制君主可能促成独裁制度的愤恨，引导他偏爱着一种包括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政府，这个政府兼有国王、贵族与议会或三级会议，因而产生了他最有名、最富影响的建议：一个政府中，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立法机构应该制定法律但不执行法律；行政机构应该执行法律而不制定法律；司法机构则应该自行限制而仅解释法律。行政机构也不应该任命和控制法官。比较理想的是，立法机构可以包括两个独立的议院，一个代表上层各阶级，另一个代表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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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政府的这些观念是继承自亚里士多德，但孟德斯鸠心中所孕发出的分权计划，却得自他研究哈灵顿（Harrington)、阿尔杰农·锡德尼（Algernon Sidney）、约翰·洛克等先贤的著作及他在英国停留期间的经验。他认为无论英国政府多么不完善，仍是他理想中的王权所在，这一王权借着下议院的民主制衡，而下议院的权力借着上院的贵族制衡。他认为英国的法院，是制衡立法机构与国王的一个独立单位。他把查斯特菲尔德及其他贵族统辖下的一切加以理想化。与伏尔泰一样，他利用这种理想化，来鞭策法国。
424
就事实而言，《论法的精神》一书的组织不够紧密，论点的安排与连贯也不太合乎逻辑，更常常忘掉主题的一致性。在热心做一个科学家而搜集与解释各种事实中，他有时未能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片片断断的东西组合成一和谐的整体。他花费了大半生时间搜集资料，并费了20年时光撰写这本书，他间歇的写作破坏了整体性。他太过于轻易地从几个例证里寻找归纳，而并不去尽力找寻相反的例证。当他谈到他写书的方法时说道：“我已经铺好了最首要的一些原则，而且发现一些特殊例子都自然地符合这些原则，而所有民族的历史只是这些原则的结果。”以一种有待历史本身证实的哲学去研究历史，实在危险至极。再论到他搜集资料的方式，他太过轻信那些旅行者未经证实的记载，有时他竟然把寓言与传说当作历史。甚至他的直接观察也可能有错，他认为他在英国政府中看出分权制度，但那里的立法机构明显地并合着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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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谦逊而正确地将《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价值，归于该书的主题与目的。从各种法律中寻出法则，在其时、地的差异中寻出一些系统，及由国家与人民的性质与地方的观点，检讨立法方面的根源与限制，以启发君主改革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即使其中有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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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不仅从孟德斯鸠书中采取了政府分权的理论，更接受了将内阁成员革除在国会外的办法，这些宪法起草者的作品中更穿插着孟德斯鸠书中的句子。《论法的精神》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温和领袖们几乎成了一部“圣经”，而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部分造成他们对罗马共和国的爱慕。法盖说道：“所有现代的伟大思想都源自孟德斯鸠。”在那一代，是孟德斯鸠而不是伏尔泰成为法国知识界的呼声与英雄。
第五章 伏尔泰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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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一定也知道，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到这些“自然权利”，人身自由并不能避免那些新闻恶棍的毁谤，在宗教与政治方面，言论自由也有限制；非英国国教者与天主教徒都无法参与公职；而且，法官可以接受贿赂而犯法。他并没有将英国不公正的实情予以揭露，他只是利用英国作为一个鞭挞的工具，以怂恿法国人反叛国家与教会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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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对一些幻想家所作的主张感到不耐，他们把那“友善而热情洋溢的野蛮人”予以理想化，或建议“回复自然”，以逃避现代生活的紧张、伪善与造作。他在种种历练中，颇为安然舒泰，而他也认为他应该为文明说一句好话。他在贫穷中找不出什么德行来，而疯狂与爱情两者之间，也无和谐存在。原始人也许实行财产共有，但只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而这些人如果清醒，也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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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一段危险的年岁，这段年龄通常拖得较长，人们可能犯下很多难以置信的蠢事。伏尔泰是他那个世纪中最光辉灿烂的人，但我们不能将他列为智者。他曾经上百次坠入如许的愚笨、鲁莽、过分与孩子气的勃然大怒中，而让亲痛仇快。现在他竟然将自己任外甥女摆布，她虽然喜欢伏尔泰，但她更爱他的钱财。我们以后会发现她操纵着伏尔泰，增加自己的财富，一直到伏尔泰逝世。以她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评判，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但就广交情人而言，她远远走在她时代的标准之上：巴库拉尔、马蒙泰尔、西梅内斯侯爵，都一个接一个地跟随在她舅父之后向她求爱。
第六章 巴赫与德国
德国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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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国与英国而言，运气实在好，因为当时为数2000万左右的这些刚健的德国人仍然分裂为300多个实际独立的城邦，各有至尊的王子、宫廷、政策、军队、币制、宗教和服饰。这些城邦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程度各自不同，只有在语言、音乐和艺术方面才归为一致。公国有63个——包括科隆、希尔德斯海姆、美因茨、特利维尔、施拜尔、维尔茨堡——由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治理。有51座城市——主要有汉堡、不来梅、马格德堡、奥格斯堡、纽伦堡、乌尔姆、法兰克福——是“自由”的，也就是说，跟诸王子一样，松散地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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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的国王成功地把贵族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之下，而治理德国境内诸城邦的有权选举皇帝的诸侯、王子、公爵、伯爵、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剥夺了皇帝过问其统治区域的任何实权，而且把低职位的贵族也带进王宫。
德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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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规定，在他王国境内初级教育列入强迫性质，而在其后20年内，他又兴建1700所学校以教导与训练年轻人。这些学校通常由非教会人士教学，宗教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已日渐减小。教学重点是服从与勤奋。
1747年，一个清教徒的教会人士尤利乌斯·赫克尔在柏林设立第一所“实业学校”，取名的原因是在该校的课程中，除了拉丁文、德文和法文外，还加上数学和工业课程。不久，大多数德国城市也纷纷设立类似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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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对德国文学的判断虽失之过苛，却寄予厚望：“我们没有好作家，或许我在极乐世界散步时就会出现……也许你们会笑我卖力地要把有格调的看法和文雅的隽语介绍给一个至今只知道吃、喝、打仗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康德、克洛普施托克、威兰德（Wieland)、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等人均已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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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一度强化了宗教信仰，然而“三十年战争”又将之伤害。如今，由于教会向统治的诸王子屈服，被剥夺了使其权力神圣化的那种神圣的气氛。教会职位已由王子或当地封建地主任命。如同在英国一样，德国的权贵也认为宗教是政治和社会形式之一。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教会都失去地位，天主教则逐渐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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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人士和僧侣一样，都厌于等待死后天堂的出现。
第七章 腓特烈大帝与玛丽亚·特蕾莎
普鲁士序曲
·腓特烈·威廉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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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威廉与比他更著名的儿子一样，也是不平凡的领导者，他儿子的历次胜利大部分仰靠威廉的军队。
他于1722年颁布普遍义务教育的训令，每个教区必须建立一所学校。1750年，普鲁士在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方面都领先欧陆各国，使普鲁士播下了造就康德和歌德时代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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