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
摄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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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去世，使新教的欧洲和崇尚天主教的法国大为释怀。那是一个王朝和时代的结束：一个延续72年的王朝，一个大世纪的时代——始于军事辉煌胜利、文学杰作灿烂、巴洛克式艺术光辉夺目，而终于艺术和文学式微、人民贫穷疲惫、法国受挫屈辱。每个人怀着希望与疑虑，转向一个即将继承这位辉煌绚烂而不受哀悼的国王的政府。
先盛后衰（1716-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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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约翰·洛）的主要构想是以国家赊账，发行纸币，以使物资两倍于国家现存的金、银与土地的总值，同时降低利息，以鼓励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图谋工商企业与方法的革新。这样，金钱创造事业，而事业则增加雇员与产品，国家税收和贮藏将逐渐丰富，同时也可发行更多的钱币，如此，利润便可获得扩展。如果人民能够被优厚的利息吸引，将他们的积蓄储存于国家银行，而不私藏珍贵金属，则人民的积蓄增加了储金，更多的纸币就能发行，散漫的金钱，将集中在一起而发生作用，国家的繁荣即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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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立银行的原则，理论健全；若不是投机者令人难以置信的贪婪与摄政者的挥霍无度，将使法国偿清债务并繁荣强盛。约翰·洛的看法经过考验，被证为无误。法国经济一时显然停顿在颓废状况之中：股份与票据持有者要求无法兑现的付款，钱币的流通几乎瘫痪，工业滞阻，对外贸易也停顿下来，物价超过人民的支付能力；摄政者召集巴黎的首脑人物，商讨维持秩序，平息混乱之策。他们买进全部钞票，并以政府税收为抵押赎回各种不同的股权，持有者损失16%-95%不等。狂怒泄尽的民众，只好耐心地屈服于这种实际的破产。
有些事情则未受到混乱的影响。农民由于产物价格上涨与钱币贬值，反而得益。工业受到低利和高价的刺激，迅速复原；新企业纷纷成立。国内贸易因路税减低而蒙利；商业自混乱消退后，也再度扩张到海外。视求利为自然而必需的中产阶级，不但没受伤害，而且更加扩大。金融家的数目与势力均已倍增。贵族以贬值的钱币偿债而受益，但因在投机的热潮中表现出和各阶级无异的求利欲而丧失面子。摄政因无法履行财政契约，又在一片灾情中仍旧奢侈生活，而失尽光彩。一位匿名的评论家批评说：“我们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根除约翰·洛造成的恶习：纵坏人民过惯安逸、奢侈的生活，使他们不满足现状，扬升食物及手工品的价格，使所有的商人追求暴利。”但那同样的商业精神，虽则败坏了法国社会的道德风气，也刺激了经济发展和法国人的智慧。1722年，法国的财政已恢复到足以让摄政怀着对政府所具有的松弛良心，而回到惯有的宽仁统治与挥霍淫乱的道路上。
摄政政治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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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特诏书》的颁行到撤销（1598-1685年），法国财富的增长、生活的都市化、自宗教战争与詹森教派的争端后人民对宗教信仰的减却，导致了在贵族中道德律令的松弛。国王和门特隆夫人的婚姻（1685年）、他转向于一夫一妻制及忠贞和军事灾情严重的影响，已经迫使朝廷改变对外方针；而且，牧师的自我检讨，已经阻止了这一代教会的没落。自由思想家检查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享乐主义者背着公众，狂欢恣肆。但是，多疑、淫佚而容忍的摄政者上台时，这些限制又告消退，受抑制的本能愤怒地爆发成一股非宗教和自我放恣的潮流，这颇类似清教徒得势一代（1642-1660年）后，英国王权复兴时代那种恣情声色的英国社会。不道德现在成了解放和老练的象征，淫乱则成了一种礼节。
基督教远在受到《百科全书》攻击，甚至在伏尔泰第一次以尖刻的文笔予以批评以前，便已衰微。
华多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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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革命反映出政治和道德的变迁。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年）和路易十四的帝国主义政策溃败后，法国的民心由血腥的军事耀武转向和平的安乐。新教堂已不再为人民向往，高楼大厦如马蒂诺饭店，由不规则形状和装饰丰富的形式变成几乎脆弱的文雅，再趋向戏谴的、无限制的幻想。精美的涂饰、明亮的色彩及令人吃惊的设计，变成摄政风格（Style Regence）的特征。古典样式由于讲究优
令人难以置信的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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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有诸般罪恶，菲利普·奥尔良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一位坏人。他的罪恶是肉体上的，而非精神心灵上的；他是挥金如土者、醉汉与登徒子，但他并不自私、残忍或卑鄙。他是一个体恤、勇敢而仁慈的人。他孤注一掷而赢得王权，然而心情轻松，慷慨地将之转让。他的财富使他更加放纵，而他的权力使他漫无规律。那实在是很值得同情的——一位聪颖过人、见解独到的人，挣扎着去修补因国王的偏执造成的损害。让高贵的目标淹沉于无意义的陶醉中，而且在堕落荒唐的大旋涡里失去了纯真。
在道德上而言，摄政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时期。宗教在乡村甚为淳朴亲切，但其上层因任命迪布瓦和唐森而受玷辱，因而失掉思想已解放的知识分子的尊敬。法国心灵得享相当的自由，但人们不借以传播人道、宽容的才智，以致无法从社会束缚中释放文明所需的人类本能。怀疑论者忘记了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而变成了享乐主义者。政府腐败无能，但还维持长久和平，使法国能从奢靡和战争之下恢复元气。约翰·洛的“制度”因破产而溃败，但它给予法国经济很有力的刺激。在那八年中，人们看见了自由教育的普遍化，艺术和文学从皇家保护和控制之下获得解放，那是《舟发西苔岛》、《吉尔奇遇记》、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的时代。
伏尔泰与巴士底狱（1715-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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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何时、如何使用新名字呢？很明显，大约是在他被囚禁于巴士底狱之时。我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名字是在刚刚提过的敕令里。有些人认为那是英文字母“AROUETL”的颠倒，而以V代U，以I代J，克雷基女侯爵将它归之于接近巴黎的小农场韦尔泰（Veautaire）；伏尔泰从一位表兄那里继承这座农场，但未得到领主权，但像巴尔扎克一样，阿鲁埃运用其智慧取得领主地位，并于他的第一出戏的题词中签名为“阿鲁埃·伏尔泰”。很快，他只用一个名字便能在欧洲各地表示身份。
第二章 人民（1714-1756）
工业革命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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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英国的乡村生活，与一千年来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个村庄的几乎每个家园，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自己栽培食物，自己裁制衣裳，并从邻近的森林里伐木建屋和做燃料；每个家庭自己烘焙面包，猎取鹿肉，做腌肉，自制牛油、果酱和干酪；自己纺纱、编织和缝纫；自己鞣皮制鞋；大部分厨具、农具、工具和狩猎用具,也要在家里制造。因此，家中的父母子女不但在夏日田野中工作，而且在漫长的冬夜里，也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家庭成了工业与农业的中心。家庭主妇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多才多艺的女主人，要照顾丈夫、养育十几个子女，还要裁制衣服，酿造麦酒。她是家庭的药剂师，要照管花园、猪羊和家禽。婚姻就是伴侣和助手的结合，家庭即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的有机体，因此，家庭也就成了团结、繁殖、恒久不移的坚强理由和基础。
如果农民得以在田地上保留古老方式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对这种由家庭负起多种生机的任务感到满意。他们还记得从前地主允许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把家畜放在领主的公地上啃草，也还记得可以在溪流中自由捕鱼、在森林内自由伐木的光景；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领地被地主封闭了。这种现象是从16世纪开始形成的，使一般农民的生活收支很难获得平衡。虽然农奴制度不存在了，也不再有正式的封建租税，但企业化的地主与投资于土地的都市商人，挟着更多的资本、更好的器具、更进步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他们实施了大规模的耕种方式，这是耕耘狭小土地的自耕农办不到的事情。
盛行于1715年的英国耕地制度，是依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把村子的土地分割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农民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到了一块或几块小耕地。合力耕作是必然的趋势，单独的经营受到了阻碍，生产也就随之落后了。大地主辩称，联合的大规模耕作方式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方便羊群的放牧和增加羊毛的产量。毫无疑问，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经济的进展在人类社会造成了变动和迁移的骚乱，但它对这项骚动至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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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自足的乡村家庭，不论是好是坏，总阻滞了劳动力的专业化，延缓了工业革命的发生。新兴的资本家，当他有100个家庭在各自的屋顶下替他织布纺纱、并有一套自我约束的竞争原则时，他为什么还要花钱设置工厂？在约克郡，这种家庭工业1740年生产10万匹布，1750年生产14万匹布。迟至1856年，约克郡的棉织品只有一半是工厂生产的，仍有一半是家庭产品。这些忙碌的家庭实际上是工厂的发端：家长邀请仆人和外人参加工作，加盖房间放置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家庭作业的规模扩大后，加上道路改良和海运畅通后而拓展的广大市场，家庭工业本身产生了对更精良工具的需求。起初的发明是手工器具而非机器，一如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flying shuttle），能够安置家中。等到需要机械动力的机器发明后，工厂制度才取代家庭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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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是渐进的，其时间差不多一个世纪（1730—1830年）。也许“革命”一字对于如此缓慢的变化来说，是一个过于戏剧化的名词。与过去脱离关系的过程，并不如从前历史记载的传奇化那么明显。
但就蒸汽、电气、油业、电子学与原子能等方面的进展而言，过去两个世纪（1760—1960年）的工业转变和哥伦布以前的欧洲经济变迁速度比较起来，可以构成一次真正的革命。这一革命不但改变了农业、运输、通讯和工业的根本结构，而且彻底改革了政治、习俗、道德、宗教、哲学与艺术。
有许多因素汇合在一起，迫使工业发生变革。1742年罗伯特·华尔波尔（Robert Walpole）内阁垮台后引起的多次战争，增强了加速生产和分配合理化的呼声；食物增产后造成的人口增加，给农业和工业带来了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激励了机器的改良与道路的拓筑；操作机器需要技术，因此导致劳动力的专业化与分工制度，使生产增加。从法国移住英国的胡格诺新教徒及其他移民，带来一笔逃难的存款和手艺，1738年第一部纺纱机的发明者，即为法国新教徒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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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与铁块结合的种种发展，使工业革命的各种机器得以顺利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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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虽常为发明的根源，但把发明认为是技术失业的威胁，这种敌视行为在1663年迫使英国第一部锯木机不得使用，1767年才成功地开始使用。不良的道路状况进一步阻碍工业的发明，交通困难妨害市场的拓展，因此难以刺激增加生产的动机。海运日渐扩张，海外几乎全是以农业主的殖民地，非常渴望布匹等制成品，这对发明的刺激渐增。创造利润的动机也推波助澜，国会通过法案准许拥有14年的专利权。国外贸易的竞争是另个一刺激因素，技术优良而工资低廉的印度劳工制成的纺织品，激励英国商人设法改良机器设备，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创造发明以纺织机器为首，展开伟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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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机器、获取原料、雇用劳工、管理工人、运销产品、拓展市场，皆需资本。提供资本和管理资本的资本家，也是从前就有的现象，但在资本需求日增的时代，愿意出资冒险的资本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地位逐渐上升。在理论上仍然控制着欧洲大部分工业的同业公会，抗拒资本家对生产和分配的改组，但同业公会制度注定适用于手工业，而不适于机器工业。这种制度只能供给地区市场的需要，不能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至于国际市场更不用谈了。这一制度不能满足军队、城市与殖民地日渐增高的需求，它受到传统方法和规范的阻滞，并演变恶化为一群专事剥削学徒与雇工的小集团。资本家比他们更能控制产量、分销渠道，知道以钱赚钱的技巧，而国会为了急于扩展工业力量，以应付远地商业和战争的需要，对资本家难免有所偏爱。
随着工厂与资本制度的扩张，工人与工作的关系因而改变。工人不再拥有工作的用具，也无法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在决定工资和产品品质方面，工人仅占次要地位。商店不再是家宅的前庭，生意不再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工人的工作不再是一连串的过程，以制出一件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它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冗长、重复而又与个人无关。制造出来的成品再也显不出他自己的手艺，他从工匠变成一名“工人”。这就是令亚当·斯密（Adam Smith）印象深刻的分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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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于1748年写道：“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祖先遗留的家财，加以君王封赐的头衔和徽章，是社会阶层的主要区别。在英国，这种区别较偏重于现有的富裕。”上层社会与中产阶级之间互相沟通融合。富商的女儿嫁给拥有土地的贵族，商人的儿子自落魄贵族手中买进地产，上流人士进入商界法界和行政界服务。贵族制度变成财阀政治，金钱取代出身，成为掌握权力的关键。
道德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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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掠夺仍被大家默认为商业上的一种方式，但在海军力量强大后，海上掠夺日趋式微，奴隶的买卖开始蓬勃发展，英、法、荷、葡等国的船只竞相载运非洲黑人售予美洲的基督徒。在《乌特勒支条约》中，西班牙把每年运人4800名奴隶到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权，从法国转移给英国负责。在1790年运人美洲的7.4万名奴隶中，法国载运2万名，荷兰载运4000名，丹麦载运2000名，葡萄牙载运1万名，而英国载运3.8万名——超过总数的一半。英国的一名权威人士说：“根据最低估计，1680年至1786年，仅英国一个国家，就运送200多万名黑人进入美洲。”
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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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丁的看法与科克不同。菲尔丁承认，正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指出的，英国宪法很高明地安排有关保护个人及其财产免于遭受君王虐政侵害的规定。菲尔丁也曾赞扬人身保护法、陪审制度及伦敦四法学院中伟大的法律学校。没有拘票不得逮捕，未经审判不得拘禁，没有陪审员的判决不得处罚，未经国会同意不得抽税，人民在不扰乱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又除涉及煽动暴乱、诽谤、猥亵、渎神者外，人民有言论的自由。以上这些特点，确为不可忽视的事实。但英国的立法者过于努力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害，却忽视如何防止个人侵害社会，犯罪事件的组织与蔓延，使法律执行机能为之解体。
第三章 统治者
乔治一世（1714-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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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不久发觉的那样，英国人在政务上要比法国人聪明得多。在斩首一位君主并吓得另一位君主渡过英吉利海峡逃亡后，他们现在引进一位心神留在德国的国王。他长时间在故乡汉诺威停留，而今注定要受到一个他永远无法了解其方式和语言的国会的左右。
博林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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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反对华尔波尔的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结交为友。博林布鲁克现在向腓特烈的私人秘书发表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位爱国国王的构想》(Idea of a Patriot King)。腓特烈死于1751年，但他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三世从这些文字中获得了一些政治信条。基本上，这篇短论就像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将在下一个世代中梦寐以求的，以仁慈的君主政治为依归。博林布鲁克辩称，英国现在是腐败得无人能加以拯救，除非有一个超乎党派、甚至超乎国会之上的国王亲自揽权，排斥并惩处贿赂行为，在位并统治。但这位爱国的国王将不视他的权力是神授的君权，而是公众的信托，不是绝对的权力，而是受到子民的自由、报业自由和国内风俗习惯的限制，同时他将根据人民福祉受到的影响裁决一切的争端。他将促进贸易作为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在英国，他将强化海军作为国家独立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监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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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国国王的构想》试图联合丧失职位的托利党人和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建立一个服膺辉格党原则的新的托利党，抛弃拥护詹姆斯二世的政策，寻求调和土地与商业、自由与帝国、私人财富与公用事业。参照伯肯黑德爵士的摘记：“辉格党人去洗澡时，博林布鲁克偷走了他们的衣服。”这篇短论的发表（1749年）成了年轻狂热者起而投效的口号。身为“国王的朋友”，他们指望君主政体能净化英国政府。它形成了约翰逊和皮特兄弟的政治哲学。它激起了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自由的保守主义，他的《英国宪法的辩白》(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35年）赞誉博林布鲁克为托利党民主政治之父，是“彻底重组公众的心智而为未来托利党掌握政权奠下基础”的人物。博林布鲁克和迪斯雷利的影响力将挫败的托利党改造为今日英国前进的保守党。
爱尔兰（1714-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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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很少有像爱尔兰这样受到压制的民族。由于英格兰军队一再成功地镇压当地人民的叛乱，束缚爱尔兰人肉体和灵魂的一项法律制定了。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只有一小批天主教地主留有一部分土地，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在对待农工有如奴隶的新教徒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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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政治结构使任何反抗英格兰统治的行动不可能实现，除非是群众的暴动或个人的暴力。除非皈依英国国教，没有人能够服膺公职，因此爱尔兰国会自1692年后，完全是由新教徒组成的，现在也已完全顺从了英国。1719年，英格兰国会重申其对爱尔兰立法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英国保障议会或个人自由的法律，像《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和《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并不扩及爱尔兰，在英国享有的报业相对的自由也并不存在于爱尔兰。这两个议会只有在他们的选举人和议员的贪污腐败上彼此相似。英国国教主教在爱尔兰上院具有主宰力，这点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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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致说来，爱尔兰的情况是历史上可耻的一页。
在1739年长期的严寒之后，发生了1740年至1741年严重的饥荒。根据一项估计，有20%的人丧失了生命，从而留下许多荒无人烟的村庄。在克立郡，纳税人总数由1733年的14346人减到1744年的9372人。贝克莱估计：“爱尔兰可能无法在一个世纪内复原。”他的估计错了。妇女们耐心地生育子女以填补死去的人。随着教育的普及，新教徒的宗教热诚减退了，天主教徒的宗教虔诚则随着他们的宗教与这个民族争取自由的奋斗而加强。天主教赞成高的生育率，作为她对抗一切反对派的秘密武器，这迅速抵消了饥荒、时疫和战争对人口的掠夺。1750年，爱尔兰的人口由1700年将近200万的数目增加到约237万。到头来，被压迫者的信念和多产击败了征服者的武力和贪婪。
苏格兰（1714-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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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命运和爱尔兰的命运何以大不相同？
苏格兰从未被人征服过；相反，它曾给英格兰人一位苏格兰籍的国王。它的高地民族首领仍然未被征服，他们提供了一再领导苏格兰侵略英格兰的战斗部队。它的低地家系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族，基本上和英格兰人是同一个血统。它的土地仍然在勇敢的当地人民手中。它的宗教和英国国教一样，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不是中世纪教会的遗产，同时它团结而非分化了整个民族。在合并法案（1707年）之后，苏格兰根据人口的比例分享目前不列颠——英格兰一威尔士一苏格兰——国会的议席。它接受来自伦敦的统治，不过这只是在勒索商业让步使苏格兰人致富之后。苏格兰的每个教区都设法为其子弟设立一所学校，同时有4所大学提供当时不列颠群岛最好的高等教育。在18世纪，这种教育活动兴盛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ish Enlightenment）——休谟、哈奇森（Hutcheson)、里德（Reid)、罗伯逊、亚当·斯密——因而带动英国人的心灵向前迈进。
第三章 宗教与哲学
宗教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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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18世纪的历史有两个主题：古老封建政权的崩溃，给予前者精神和社会支持的基督教近乎崩溃。国家与宗教在互相支援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衰落，似乎也使另一个卷入同样的悲剧中。
在这两个方面的重大变迁中，英国上演了第一幕戏。在政治的舞台上，她在1642年至1649年的内战中废除一个封建的贵族政治和斩下一位国王的首级而比法国大革命早了147年。在宗教方面，自然神教抨击基督教比法国的伏尔泰运动（Voltairean Campaign）早半个世纪；霍布斯的唯物论比梅特里（La Mettrie）的唯物论早一个世纪；休谟的《人性论》（1739年）和他的短论《谈奇迹》（“Of Miracles”，1748年）早于法国的知识分子在《百科全书》（1751年）中抨击基督教。伏尔泰到英国之前，已在法国学到怀疑论——部分是向英国被放逐的博林布鲁克学的；但他在英国的3年（1726—1728年），目睹正教式微、天主教蒙羞、新教瓦解为软弱的宗派，及自然神教论者除了相信上帝之外诘难基督教的每一样事情，都使他震惊不已——而这些正是伏尔泰要带到法国的挑战。伏尔泰说：“在法国，我被认为太少宗教信仰；在英国，则被认为太多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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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变得大为宽容其教徒之间不同的神学和宗教仪式，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迹象。皮特形容英国国教是“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和亚米念（Arminian）新教派的牧师”。也就是说，官式的教义是宿命论，仪式是半天主教，自由主义的精神则允许英国国教教士拒绝加尔文的宿命论，并采用荷兰异教徒亚米念自由意志的垂训。宽容程度日增，因为信仰衰落。像休谟的异端邪说，若在17世纪的英国，必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今只对英国的思想潮流激起轻微的涟漪。休形容英格兰“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对宗教事务最是冷漠”。
自然神教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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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因素加在一起，瓦解了英国的基督教教义。教会和政党的盛衰相联结，上层阶级财富的增加和对娱乐的要求，通过贸易和旅行引起的国际主义观念的成长，对非基督教的宗教和民族的日渐认识，繁多的宗派及其相互的批评，科学的发展，对自然主义和不变法则的信念的加强，对《圣经》所做的历史性和批评性的研究，贝尔的大字典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之类的划时代著作的输入或翻译，国家检查出版制度的摒弃（1694年），理性威望的兴起，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在哲学中对世界和人类提出自然解释的新尝试，及综合上述一切的自然神论者将基督教降为对上帝和永生的一种信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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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尔对所有神学的奇想未尝稍假颜色。他问道，为什么上帝要将他的启示给予一个小民族——犹太人，并让他们单独拥有4000年的时间，然后派遣他的儿子带给他们另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在1700年后仍然只限于人类中的少数民族所有。利用这种愚蠢方法造成这种延迟和不当结果的是什么样的神？先是惩罚寻求知识的亚当和夏娃，然后仅仅因为出生而惩罚他们所有子嗣。我们听说，《圣经》里的荒唐事情是由于上帝要使他的圣道适合于他听众的语言和观念所致。胡说八道！为什么他不能明白地向他们说明简单的真理？为什么他要用传教士做他的中间人，而不直接向每一个人的灵魂说教？为什么他允许他那特别显明的宗教成为迫害、恐怖和倾轧的发动机，又经过几个世纪的反思后，人们为何在道德上不比过去更好？——实际上，反而比在异教礼拜式下更加凶暴残酷！难道苏格拉底或西塞罗没有比历史上的基督教更好的道德？真正的启示是在自然本身，在人天赋的理性中；真正的上帝是牛顿显示的上帝，根据不变的法则庄严运转的神奇世界的设计者；真正的道德是与自然谐和的理性生活。
宗教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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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辩词现在仍然有趣，是因为它说明了现代心灵进化的一个阶段。这些论词以彼矛攻彼盾：那些接受大自然中神设计的证据者，没有理由因为《旧约》启示的残酷上帝而拒绝《圣经》，因为自然的上帝也一样残酷。这是为基督教辩护极具创见的方式。巴特勒显然并未怀疑这种说法可能会导致某些比无神论更沮丧的东西——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结论，认为宇宙内部或背后最终的力量为非道德，也和巴特勒神学主要的根据——是非观念——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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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宗教派在穷人中最为成功。传教士是具有普通学问、情愫与言词单纯的人，他们和听众之间并没有阶级或文化的隔阂。他们向农民、矿工和罪犯传达罪恶和忏悔的神示，虽然他们传布的是基于恐惧而非爱的信念，但他们给了无知无识的人一项伦理规范，这项规范共同促成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道德重整。卫斯理几乎仇视所有的娱乐。他准许玩牌，但他认为赶庙会、穿戴珠宝或美服、看戏或跳舞是一种罪恶。在他设于金斯伍德的学校里，没有安排游戏的时间，因为“小时候玩耍的人长大后也会嬉戏”。但清教徒伦常和英国人的性格相符，强壮的男子和有耐心的妇女都能忍受，它也给了英国工人阶级一种自豪的上帝选民和使命感，用以支持他们容忍贫困，并使他们敌视任何质疑基督教的革命。保守派人士后来感激卫斯理防止英国穷人信仰自然神论和自由思想，也把他们的渴望社会暴动转变为个人的解救，由人世的乌托邦转向死后的天堂。
蜜蜂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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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曼德维尔）看不出自然有任何道德可言。好坏是适用于人类的社会或反社会行为的字眼，但大自然本身并不注意我们的字眼或训诫。他认为美德是任何求生存的能力，而依我们存有偏见的解释，自然世界是贪婪、欲望、残酷、屠杀和无谓浪费的场面。但曼德维尔认为，在那个可怕的斗争之外，人类也有进化的语言、社会组织和道德规范，作为社会凝聚和集体生存的工具。自然并不必含褒贬，但以其诉诸人类的虚荣、畏惧和荣耀，可以正当地用以鼓励别人做出有利于我们自己或团体的行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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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的贪婪听其自由发挥，工业的巨轮将嗡嗡转动。
这位古怪的医生或许会承认，他那“个人的恶习是公共的利益”这一反论大体上是定义太过松散的文字游戏。像贪得无厌、好色、好斗、骄傲等“恶习”，在最初的生存斗争中一度是“美德”。它们只有在超出社会的利益下才会变成恶习，倘若通过教育、舆论、宗教和法律的控制，则可成为公众利益。
哈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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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难道不该想想任何国家中的诚实市民和农民的人数远超过各种罪犯的人数……与无辜或善良的行为相比，犯罪行为正因罕有，因而引起我们注意，并在历史中予以记载。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诚实与慷慨的行为，只因其如此寻常，因而遭到疏忽。这如同在一个健康而安全的漫长生命中，一个大的危险或一个月的病痛将成为经常提到的故事一样。
–哈奇森
大卫·休谟（1711-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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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甚至普通常识，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无论这些完善的平等观念可能如何珍贵，它们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不然，则将对人类社会极为有害。使财产始终平等，但人类不同程度的艺术、喜好和工业也将立刻打破这种平等。或者如果抑制这些美德……则需最严厉的追究，以监视每种不平等初次出现，并予以最严峻的惩罚和纠正……如此多的权威不久势必堕落为暴政。
–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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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贪欲、自爱、虚荣、友谊、慷慨、热心公益，这些以各种程度混合并透过社会分散的感情，从有世界以来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人类观察到的一切行为和精神的来源。你可想知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情绪、意向和生活方式吗？你只要仔细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行为；你把对后者所做的大部分观察转移到前者，便不会犯太多的错误。人类在各个时代和地方如此的相似，因此历史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奇的事情。历史的主要功用是借显示各种不同环境和情况下的人类，以发现人性经常而普遍的原则。同时，历史供给我们资料，使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形成我们的观察，并熟悉人类所作所为的正常动机。战争、阴谋、倾轧和革命的这些记录，是许许多多实验的集合，政治或道德的哲学家由此决定他的学术原则。
–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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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这些苛责不说，我们再度承认休谟那具有催化作用的心灵的锐利。他本人就是英国的启蒙运动，除了政治的观察力，基本上他在那里等于12位知识分子对法国的影响。休谟深深地感受到法国的影响之余，进而触及启蒙运动的诸多理念，在知识分子——甚至伏尔泰——张露毒牙攻击可耻的行为之前，他就发出了启蒙运动最有力的一些打击。他们亏欠他的和他亏欠他们的一样的多。狄德罗写道:“我向你致敬，我爱你，我尊敬你。”在英国，他挑战理性能否防卫宗教信仰甚至最简单的基本东西，因而结束了自然神论。他不仅把战争带到墙垣，还带到古代教义的要塞。在哲学方面，爱德华·吉本是休谟的后裔，在历史方面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门徒。在德国，《人类理解研究》通过质疑原因的客观性明显地破坏了所有的科学、形而上学和神学，使康德由他“教条的睡眠”中醒来。在阅读哈曼(Hamann）翻译的《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草稿后，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最后的草稿中加入了休谟对由神设而起的争辩的批评，并认为它们无从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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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他（伏尔泰）自英国领受了难以衡量的心智的启发和思维的成熟。他结束流放的生涯回国时，他的行囊中携带着牛顿和洛克的著作；随后的20年中，他不时地将他们介绍给法国。他也带了英国自然神论的书籍，使他面对挑战时，有堪应用的武器。正如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学到善良和罪恶一样，路易十五的法国也向1680至1760年的英国学习。伏尔泰不是这个时代中唯一的交流媒介，孟德斯鸠、莫佩尔蒂、普莱沃、布丰（Buffon，博物学家）、雷纳尔、莫雷莱、拉朗德、爱尔维修和卢梭也都到英国访问。其他无法成行的人也学习了足够精通的英语，成为英国观念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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