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的帝国（1648-1715）
德国的重建
511
“三十年战争”使德国的人口由2000万人锐减到1350万人。血腥污染过的土地，虽然在一年内复原了，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女人过剩，男人则严重缺乏。志得意满的王公贵族们面对这种人种上的危机，只得回到古老的一夫多妻制。
512
德国诸侯反而比皇帝更有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法庭和币制，可以自由拟定外交策略，与非德国国家结盟，甚至违反帝国的利益。此时拥有独立自主的诸侯达到200位之多，有63个教会邦由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统治，51个“自由城市”由皇帝治理，而且只限于名义上。法国眼见德国的分崩离析，不禁在旁暗自窃笑。
513
1648年的和约使德国一些最主要的据点受到瑞典军队的控制，而且瑞典以参加“三十年战争”的牺牲和胜利，要求领导德国的新教徒。一个半边受到压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如何才能发展强壮到与瑞典对抗，或制止萨克森的支配？腓特烈·威廉以计划和意志分头着手这件要事，而这些正是身为政治家的首要条件；其次，借税捐和法国的贷款来厚植国本，这是政治家的第二个条件；然后，以金钱训练一支新军，这是他的第三步。1656年，他便拥有欧洲第一支常备军——10.8万名随时备战的军士。为了这项措施，他说服各个组成邦每年“纳贡”给柏林的中央政府。以这些财力，他在省际议会里便成为经济上的独立势力。而且，他组成了一个当时政治和知识发展水平中最务实的政府——绝对而中央化的统治。他允许贵族免缴直接税，但要求他们的儿子必须以贵族子弟的身份在军队服役或纳入官僚系统。这些“初级人员”起初拒绝这种服务，但他供给他们漂亮的制服和高尚的社会地位，把他们训练得干练、有荣耀感，并启发、养成他们的团队精神，以取代对旧王室的封建性效忠，使军队属于政府，而不再是领主私人的武装。这些军队和社会的力量使腓特烈大帝能够独自对抗近半个欧洲，也为德国后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铺路。
514
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诏书》后，选帝侯马上宣布《波茨坦诏令》(Edict of Potsdam，1685年11月），邀请那些被排斥的胡格诺派教徒前往勃当登堡——普鲁士定居。他派遣工作人员资助他们的迁徙。他们一共来了2万多人，为普鲁士的工业助一臂之力，并为普鲁士军队增加了5个兵团。腓特烈·威廉与他的子孙腓特烈大帝一样，辛勤埋首于国家行政，为后来的彼得大帝和18世纪的“开明专制”建立一项原则：统治者必须是国家的忠实仆人。
德国精神
516
天主教和新教在争取成为德国精神感召的奋斗中，由于“三十年战争”把神学上的对立减少到荒谬程度，因而缓和了双方的敌对。在这段期间，因为耶稣会教士的劝解，一些信奉新教的王公们改信天主教。加尔文教派也分化了一些路德教派的信徒，慢慢形成一种严肃而带有经院哲学的教条主义。为反对这种形式主义，虔信教徒派运动迅速展开了，他们企图扬弃外在的表象而寻求与上帝灵交的内在灵魂。17世纪下半叶，福克斯、威廉·佩恩和巴克利传播教友派到德国来，也许由于这次传教运动，才掀起当地的虔诚信仰。
虔信派教徒这个名称，就像清教徒和遁道宗教徒一样，带有一些嘲弄的意味。他们那种千年至福的期望，曾经在战争中抚慰了不少德国人。他们相信耶稣再生并不是一种含糊的神学教条，而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温暖而有力的鼓舞。任何时刻，耶稣都可能再度来临这个国度，他将建立一所纯粹的“精神教堂”，没有组织，不要仪式，也不要教士，只是以心灵的喜悦来迎接上帝的祝福。
517
不过，虔信教派像清教一样，也因为把虔信公开和职业化了，有时，便显得矫揉造作和伪善，因而破坏了本身的完美。18世纪，它便被从法国传来的理性主义浪潮冲垮了。
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的成就，及法国宫廷日益扩大的光彩，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德国社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力。有一段时期，国际主义压迫着民族主义。法国的生活方式主宰了各国的语言、文学、拼音、礼仪、舞蹈、艺术、哲学、酒和假发式样。
奥地利和土耳其
526
1687年，查理指挥奥军于莫哈奇附近的哈克尼大胜土军而返。就在此地，苏莱曼大帝曾于1526年建立了他的优势地位。这场第二次莫哈奇之役，结束了土耳其在匈牙利的势力，转而使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王朝的一支。特兰西瓦尼亚宣布承认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力，进而加入奥匈帝国（1690年）。1688年，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攻下贝尔格莱德。利奥波德于是宣布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已经开通，是时候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了。
527
利奥波德乐于摆脱路易的限制，分别与土耳其、波兰和威尼斯签订《卡洛维兹条约》（1699年）。土耳其宣布放弃对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除泰梅什堡外）的要求，割让西乌克兰给波兰，并把摩里亚和南方的达尔马提亚割给威尼斯。虽然如此，它保存了几乎全部的巴尔干半岛——包括西部达尔马提亚、波希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大部。不过，这个条约象征着土耳其威胁基督教世界的结束。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苏莱曼一世手中的奥斯曼帝国由高峰步入低谷？成功后的衰败是无法想象的。享受胜利和财富，到底是过分诱惑人心了。苏丹们把训练军队、官僚和大臣们需要的精力浪费在妻妾身上。帝国急速扩大，行政效率及军队的运送和补给都不能配合。那些分散各地而由酋长统治的地区，由于过分远离君士坦丁堡，造成半独立的局面。由于饥饿和侵扰暂告中止，土耳其人慢慢养成懒惰和贪财的恶习。贿赂充斥政府机构，金融和军队却饱受货币贬值之害。时能欠发薪饷的新军，一再发生叛乱的事件。他们发觉了自己的力量，为了增加这份影响力，便不惜加以滥用。如今他们也有结婚生子的权利，而且他们的儿子或其他人，都可充数到以前必须经过选择的军团中。他们不愿再接受一度使他们雄霸欧洲的严格军事训练。他们的将领变成贪污专家，无心于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究、改良。在“三十年战争”的生死存亡关头，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已经有较优良的武器，而且发展了优秀的军事战略和训练计划。反观此时的土耳其，这个在穆罕默德二世时代被誉为欧洲最佳炮兵军队的国家，不管在火力还是战略上，一如在莱潘托之役那样，显得无力、笨拙。战争，在苏丹亲自统率军队的时代，曾经强化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此时，长久沉溺于温柔乡而不再耐烦于战火之苦，反而使这个国家更加枯竭。生活和思想都被含宿命论和缺乏进步观念的宗教控制，进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中古时代，它在这方面曾经是首屈一指的领导者。西方的知识发展日益蓬勃，东方却愈加闭锁。基督教世界不仅发展了器械，也改良了造船术。他们的经济扩展全球，时时寻求新的航路，而大部分的土耳其商业仍然局限于骆驼商队的贸易。贪逸懒惰的行政官僚坐看水道和运河的阻塞，而饱受战火损害的农民只好求助于天上的雨水。向西发展一直是帝国的政策，直到有一天，他仍处西方之际，才会在东方再度发现自己。
528
对于西方来说，土耳其的败退只能徒然引来一系列的内战。远离伊斯兰国家的威胁后，奥地利和德国转而抵制路易十四的野心，因为他正想把势力延及荷兰、莱茵河区、巴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这些来自西方的打击，完全肢解了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帝国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壳而已。皇帝不再以罗马为名，反而以奥地利人自居了。奥匈帝国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三顶王冠，后来集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之中（1713年），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地区自选国王的传统权利被取消了。
悠闲的南方（1648-1715）
天主教的意大利
535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克莱门特十一世发觉自己处在欧洲两大尖锐对立的集团之间。他有时倾向这边，有时转向另一边。到后来，各国君主们各自做主——甚至是教皇属地的西西里和萨迪尼亚也不再征求他的同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以同样的态度漠视英诺森十一世的抗议。民族主义的强化导致了教皇权力的衰退。同时，科学的成长也加速了世俗化，因而降低了宗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衰败（1665-1700）
552
1665年的西班牙仍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帝国。她统治了荷兰南部、萨迪尼亚、西西里、那不勒斯王国、米兰公国及美洲南北的广大领土。可是，她没有足够的海军和军力来控制这些分散地区的商业和主权。花费巨大的“无敌舰队”被英国（1588年）和荷兰（1639年）相继打败。西班牙的军队在罗克鲁瓦（1643年）和朗斯（1648年）之役中溃不成军。西班牙的外交在《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下，默认了法国的胜利。西班牙的经济主要依赖美洲的黄金和银块，然而运输时常遭受荷兰和英国舰队的阻挠。西班牙依赖进口黄金及人民对贸易的漠视，阻碍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大多数西班牙的商品都以外国船只运送。西班牙船只航行西、美之间的次数，1700年比1600年减少了将近75%。手工业品从英国和荷兰进口，一部分利用出口酒、油、铁和毛线来抵消逆差。贸易因以黄金交易，美洲黄金充其量只是经过西、葡，便又转到英、法和联合行省的手中。科尔多瓦和巴伦西亚一度以手艺闻名，如今明显而急速地枯萎了。穆斯林的叛变破坏了农耕，货币的不稳也扰乱了财政。道路奇差无比，运输条件尚在原始阶段，这使沿海或通商口岸可以购买比本土出产还要便宜的各种物资，甚至包括谷物。苛捐杂税繁重，生活水准普遍低下，使无数的西班牙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家园、商店，最后连国家也抛弃不顾了。婴儿死亡率极高，限制着家庭规模，无数男女纷纷成为修士或修女，其他数以千计的人则设法逃到远方。塞维尔、托莱多、布尔戈斯和塞哥维亚丧失了部分人口。17世纪，马德里由40万人减为20万人。西班牙逐渐丧失了它的黄金之源。
封锁中的犹太人（1564-1715）
后裔
560
大部分流亡的后裔犹太人在伊斯兰国家寻找避难所。在北非萨洛尼卡、开罗、君士坦丁堡、阿德里安堡、士麦那、阿莱波、伊朗等地形成一个个犹太区。在这些地区，犹太人受到政治和经济的限制，不过很少危害到他们的生命安全。犹太人很快爬升起来，不仅在医界,更左右着国家政治。
561
害怕犹太人与土耳其联合的威尼斯议会；一再排斥他们，也一再允许他们回来。因为他们在商业和财政上很重要，在工业上更富有无比的潜力，犹太企业家在威尼斯聘用了4000个基督徒工人。住在德国和东方的犹太人及他们的后裔，都由当地的议会采取保护政策，他们几乎全部住在“犹迪卡”（Giudecca），或叫犹太人区，但没有加以限定。
荷兰的“耶路撒冷”
563
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迁移的犹太人，在荷兰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有时这份重要性被渲染了）。
英国与犹太人
566
《圣经》的流传由于詹姆斯王的译本（King James Version）而推广，这让英国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旧约》，也因此逐渐缓和了反犹太的风潮。古代希伯来人的观念和感觉，亲切地渗入清教徒的思想和语句中。犹太人的争战似乎预示了他们与查理一世之间的争论。曾几何时，万王之王耶和华《新约》的“和平之王”（prince of peace）更适合他们的需要，许多清教徒军团以犹太之狮（Lion of Judah）印在旗帜上；克伦威尔的钢铁军唱着圣歌走进战场。把旧的文学当作上帝的语言后，清教徒更加觉悟到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特别来到世界为他们服务的。有一位牧师向教徒说，犹太人仍然必须作为上帝的选民来敬爱。一些平等主义者称自己为犹太人。许多清教徒感受到耶稣肯定摩西律法更甚于保罗的拒绝，因此要求所有的教民遵守那项戒律。清教徒领袖哈里森大统领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助手，建议把摩西戒条纳人英国法律。1649年，下院通过一项提案，把安息日自星期天改为犹太的星期六（Sabbath)。从此，清教徒说，英国人也将是上帝的选民。
东欧犹太人
570
“三十年战争”对德国的犹太人为害甚少，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彼此激烈相斗，几乎忘了迫害犹太人，即使后者曾经借钱给他们。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在德国的希伯来人急速增长，过多的战争多少减轻了偏激和迫害，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1648年哥萨克人叛变的大屠杀后，从波兰涌入。1675至1720年，平均每年有648名犹太商人参加莱比锡的贸易会。德国各地觉得犹太人对财务经营和军队与法庭的补给组织甚有帮助。
573
以我们后来和较世俗的眼光来看波兰的教育和文学，也许会觉得他们太受限制于教师，所读的无非是《塔木德》、《圣经》、神秘学（Cabala）书籍和用希伯来文写的书籍。然而，由于《塔木德》包括了犹太法及犹太的宗教和历史，它也可以用来当作一种深刻而严肃的心灵教育。而只有通过种种深切的宗教信心及对传统和部族规范的研读，才能有力量抵抗经年累月的迫害、困苦和不安全。
信心的激荡
575
要想知道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憎恨，我们必须先回到中古天主教和宗教改革的心灵状态。他们只记得十字架，却不曾记得有大批犹太人曾经喜悦于耶稣的到来，并且欢迎他到耶路撒冷。他们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受难者，可是犹太人却未能看到《福音书》所散布的乐园，也看不到救世主能够使他们脱离困苦，并且再度重建另一个国度。基督徒很难以兄弟般的宽容来对待这些少数的异教分子，因为后者的一神论不是如伊斯兰教似的遥远的敌对，而是一种激昂的呐喊，来自基督教世界里不断繁衍生长的犹太集会所：“听！哦，以色列，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满怀骄傲的犹太教规给人一种感觉，他们仿佛要挑战基督教最深的信仰基础，也就是被钉在十字架的人子，真正的上帝之子，他的牺牲是为世人承担罪恶，也为世人打开天堂之门。
576
为了保护这信心，欧洲的基督徒们设法以各种地理隔离、政治无为、智识检查和经济限制来孤立犹太人。在法国大革命的基督教欧洲——甚至是阿姆斯特丹——没有一处允许他们有公民权和各种权利，他们被摒弃在政府、军队、学校和大学之外，也不能受到基督法律的保护。他们被课以重税，强迫劳役，财产随时有被没收之虑。他们不准拥有土地，也不准存钱，逼得他们必须在流通领域投资。他们不准参加工会，因为这些是半基督教式，也为此目的而设，需要履行基督教的誓约和仪式。他们被局限在小型工业、商业和银行上，而且，即使在这些有限的领域里，也要遭受随时而来的巨变。在某些地区，他们不得成为小贩。在另外一些地区，他们不得成为店主。在另一个地方，他们不得经营皮带或木材的交易。因此，大多数的犹太人，只能成为小商人、摊贩、破铁破衣的估价者、裁缝师、仆役，或是为犹太人自己制造物品的工匠。这些职业和住宅区的屈辱，使这些较穷的犹太人慢慢形成了许多不合其他民族和较高阶级口味的衣着和言词、贸易的诡计和心灵状态。
577
犹太人的心灵受到困苦、迫害和学习的影响，在贸易和商务上发展成一种贪心的狡黠，使同行的竞争者永远无法谅解。犹太人的伦理像清教徒一般，并不以财富为耻。教师们把它看作布施的来源，聚会所的本钱以及贿赂国王或群众的根源。
从迷信到学术（1648-1715）
589
17世纪所有的欧洲人，除去极少数以外，都认为自然是神力的产物，或者是善神与恶神的战场。这些超自然的东西在人身上体现出来，就是灵魂，栖息在树木、丛林、河流或风上，就是灵气，有的进入有机体内，成为天使或恶魔，有的遨游在空气里，成为顽皮的小精灵。这些鬼魂没有一个受不可亵渎或能够衡量的法则管辖，又都能神奇地干涉石头、星星、动物或人类的行动，许多无法用身体心灵的自然或有规律的行为来解释的事件，都归之于这些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是它们在参与世事时所发出的神秘预言。一切自然界的东西，一切行星和它们的卫星，一切的星座和星系，都是些无法自助的岛屿，散布在超自然的大海里。
592
然而无论如何，宽容萌芽了。在这个时代，批评性地研究《圣经》解放了人们，使他们在怀疑其是否合乎科学的同时，把它当作文学来赞赏。又因教派的增多，如果没有相互的容忍，将增加维持社会秩序的困难。
593
随着时间的流逝，心智自由的要求兴起，在17世纪末叶，没有一个教会敢做出他们在1600年对布鲁诺，或1633年对伽利略所做的事了。
603
这种眼界的扩大，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挣脱了所有的束缚。阿拉伯诗歌、历史编纂、哲学和科学的宝藏，使学生们为之惊叹。他们注意到，希腊科学和哲学被西欧的黑暗时代遗忘时，阿拉伯人怎样保藏了它们，他们知道了穆罕默德并非只是个骗子，而是个敏锐的政治家，他们也被穆斯林的罪恶不比基督徒多、美德不比基督徒少弄糊涂了。道德与神学到底有多少关系的问题，成为基督徒心灵深处的一股溶解酵素。
科学的探索（1648-1715）
科学的国际化
605
无论变好变坏，欧洲的气氛逐渐从超自然主义变成现世主义，从神学变成科学，从对天堂的冀望和对地狱的畏惧变成扩充知识、改善生活的计划。高层人士继续他们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对那些被拒于高门华第的乐园以外的不幸大众有益，所以对它几乎毫无异议。
608
通过《哲学汇编》、《学人学报》、《学者学报》和《博学学志》这些书刊，欧洲的科学家和学者们有能力突破自然的疆界了。他们的工作和发现也能互相保持联络，为发展一项伟大的事业组成一支联军。他们几乎都躲在书房、实验室和探险队，对政治上的喧嚣、军队的行动、教条的鼓噪、迷信的雾团和政府或教会特务的刺探，都不闻不问，有的还能在里面幸存下去。他们盯着试管和显微镜，细想他们的题目，好奇地混合化学物质，度量各种力量和光的亮度，计划出方程式和图形，凝视细胞的神奇，钻洞进入地层，把星球的移动制成图，直到一切事物的行动似乎都归入定理。井然有序、广大无边、不可抗拒的宇宙似乎也服从了人类心智提出的无与伦比的预言。
奥尔登堡感觉到这种科学的国际主义，他从来没有想过民族主义会使科学本身成为一种党派和灾难性的工具，在这种振奋人心的协作中，他只看到了一种美好生活的预兆。“我希望，”在写给惠更斯的信中，他写道，“有一天，所有国家，即使是不那么文明的国家，最终都能像亲密的伙伴一样彼此拥抱，并在知识和物质两方面都联合起来，消除无知，让真正的有用的哲学统领世界。”这仍然是世界的希望。
数学
613
保险公司利用统计学来计算除了吹牛皮之外的任何事情，这使他们的事业成为一种艺术和科学。根据布雷斯劳的死亡报告，哈雷做了一张表，显示出1岁到84岁之间所有人口的预期死亡数，用这个做基础，他预算出一个特定年龄层的人在一年中可能死亡的数目。世界上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在18世纪创立于伦敦，就利用哈雷的表把数学变成了钱。
地球
621
在基督教神学被侵蚀的过程中，地理学扮演了一个角色。当其他洲的记载愈积愈多，而欧洲的知识阶层对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宗教神话、每种宗教把它的教义当成真理的信念，以及伊斯兰教、佛教的社会里，在某些方面使信仰基督教的人对自己血腥的战争和残酷的宗教迫害感到汗颜的道德水准，只有惊叹的份。拉翁唐(Lahontan）男爵在1683年到加拿大旅行，报告说他难以回答印第安士著对基督教义的批评。皮埃尔批评欧洲人的信仰和作风时，引用中国或日本的习惯与观念。道德的相对性，成为18世纪哲学中的一项公理。
物理学
621
物理和化学与古代信条的冲突，没有地质和生物学那样显著，因为它们和各种固体、液体、气体打交道，这与神学没有明显的关系。但科学的进步扩展了定理的支配力，削弱了对奇迹的信仰。物理学的研究和哲学的利益毫无关系，却起因于工商业的需要。
626
1675年，罗默，一位被皮卡德带到法国的丹麦天文学家，注意到木星的一个卫星蚀的周期，依照地球正接近或远离木星的移动而改变，因而证明光的速度是有限的。他又根据卫星公转的时间和地球轨道的直径来计算，认为观测到的卫星蚀的差异，是由于光从那个卫星横过地球轨道消耗的时间而引起的。就靠这个薄弱的基础，他算出光的速度约为每秒12万英里。
解剖学与生理学
635
人类的身体遇到显微镜后，就开放了一些它隐藏的秘密给进展中的科学大军。
636
解剖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时，它揭示出人类和动物的器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些学者受此引导，得出一种接近进化论的说法。爱德华·泰森（Edward Tyson）于1699年出版了《猩猩》一书，把猩猩说成“森林里的人”，他比较人和猴子的解剖，认为黑猩猩介于两者之间。17世纪，仅仅因为害怕产生一场神学的地震，才使当时的生物学没有占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之先。
637
对生命过程的解释引起了近代科学史上一场永难忘怀的论战。生理学家们抱着越来越大的好奇心，努力钻研人体解剖学，人体的功能似乎屈服于一种以物理和化学来解释的说法了。呼吸似乎成为一种扩张、交换气体和收缩的组合，唾液、胆汁和胰液的作用显然是化学的，而波里利把肌肉的动作看成机械的运动（1679年），显然这套观念不断被完善。斯泰诺这个热烈的天主教徒也采取生理过程是机械的观念，而放弃了像盖仑的“动物灵魂”之类的“一派空言”。笛卡儿把人体当成一具机器的说法，现在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结论
642
17世纪是科学史上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看看它高耸如拱的全景吧，从培根号召为促进学问而奋斗到笛卡儿使代数和几何结合；从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等仪器的发明和数学的进步，从开普勒的行星定律、伽利略的扩张天空说、哈维的血液图、盖里克那难以分开的两个半球、玻意耳怀疑论的化学、惠更斯五花八门的物理、胡克各种各样的实验和哈雷的宇宙预测，到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和牛顿的宇宙论。
643
科学的影响扩散开来。物理和化学在工艺上的新尝试，影响了工业。在教育上，它迫使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和哲学——的重要性降低，因为工业、贸易与航海的发展需要实际的知识和实干的人才。文学本身也感受到新的影响。科学家们追求秩序、精密和彻底明了的精神，并建议诗人和散文也该有同样的优点，以莫里哀、布瓦洛和拉辛、艾迪生、斯威夫特和蒲柏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派诗人，正与上述情形完全一致。
644
朱艾顿在这个世纪落幕时说，“一个新的大自然几乎在我们面前揭露——更多的错误……被找出来，更多有用的实验被做成，更多光学、医学、解剖学与天文学上著名的秘密被发现这些发现比从亚里士多德到我们之间这些糊涂而轻信的时代还多。”这是鲁葬却意味深长的夸张之词，揭示出“现代人”在古今文化论战中战胜了“拥古派”后给他们定的罪。
无论如何，修道士们在争辩神学、政客们在打仗时，人们看到的只是科学正在增加人类的知识。现在科学在人类的事业中上升到新的光荣地位。的确，在这个时代结束时，把科学当作乌托邦的先驱和人类拯救者的呼声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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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164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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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望远镜之前（1666年），他已完成他的基本发现之一，即白色光或阳光并非是单纯、均匀的，而是红、橘红、黄、绿、蓝、紫、靛蓝等颜色的复合体。他使一小束阳光穿过透明三棱镜时，他发现看似单色的光线分成了虹的颜色，每一种颜色成分依其本身特有的角度或折射度出现，颜色自成一排光带，形成连续光谱，红、紫各在一端。后来的研究显示，各种物质经过燃烧发光后，会产生不同的光谱。将这些光谱与某一星球的光谱比较，就可能对该星球的化学成分做某种程度的分析。对星球光谱做进一步的细微观察，可显示其朝向地球或离开地球运动的近似速率，经过这些计算，星球的距离便可导出。因此，牛顿的光组合及光谱中折射性质的发现，对天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650
胡克采取惠更斯的理论，以为光在以太波上进行。牛顿认为这一理论无法说明光为何是依直线进行的。他代之提出一种微粒理论（Corpuscular Theory）,即光是由一个发亮体散发出无数每秒以19万英里的速度直线前进的小颗粒而产生的。他驳斥以太为光的介质，却承认其为重力的介质。
万有引力
651
这是已知最早的有关苹果的故事。它不曾出现在早期牛顿传记的作品中，也不见于他对自己如何产生万有引力想法的叙述中。这个故事现在已被认为是传说。另一个故事倒是比较可能：一个陌生人问牛顿如何发现万有引力时，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索。”
数学原理
656
第一版的《数学原理》迅速售罄，第二版却直到1713年才出现。版本极少而且不易获得，以至一位科学家甚至亲手抄录了一部。该书被认为是最高智慧的创作，但仍不乏批评。法国人由于执着于笛卡儿的旋涡理论，一直排斥牛顿的理论系统，直到1738年伏尔泰为它做了颂扬式的阐释。卡西尼和丰特内尔反驳说，万有引力不过是玄理或神秘力的又一例而已。牛顿阐明许多天体之间的关系，然而未揭示万有引力的本质，依然神秘如上帝。莱布尼茨辩称，假如牛顿无法说明万有引力经过太空而作用于千万英里外的物体时，其依赖的机制如何，万有引力只能被视为一个名词。
657
为了应付宗教性的反对意见，他在第二版书后附了一个总注，说明上帝在他的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他把机械观点的解释限制在物理学中，即使在这一世界中，他也发现神力创造的证据，因为这部大机器的运动，终究要依靠某种力量之源，那便是上帝。此外，在太阳系中，有些反常事情发生时，上帝总会定时地加以矫正。为了使这些奇迹式的干预有立足之地，牛顿放弃能量守恒的说法。他假定，如果上帝不使其能量恢复，这个世界机器在其失去力量之后，将会崩溃。“这个最优美的太阳、行星、彗星系统，只有在一睿智、有力的造物主的控制和照顾下，才能运行不已。”
658
然而，他有如研究宇宙般地热心研究《圣经》，一位大主教赞许他说：“你对神的认识，比我们的总和还要多。”洛克说牛顿在《圣经》方面的知识，“鲜有敌手”。他留下比所有科学性著作更多的神学作品。
这位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却是一位喜好从雅各布·伯麦（Jakob Böhme）的作品中抄录出几段文字、要求洛克与他讨论《启示录》中的“白马”（White Horse）的神秘人物。他鼓励他的朋友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写《基督神学的数学原理》（1699年），该书以数学方法证明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并求出尘世可获得的最大幸福与天堂幸福的比例。他写了一篇评《启示录》的文章，辩称其中预言的反基督者是罗马教皇。牛顿的心灵是伽利略机械观与开普勒法则加神学的混合。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662
神学家们最初生怕《数学原理》可能对宗教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在牛顿的鼓励之下，本特利、玻意耳的演讲（1692年）强调宇宙明显的一致性、秩序和瑰伟，是神的智慧及其力量与庄严的明证，因而把新世界观转移为对信仰的支持。然而，同样的理论系统也被自然神论者援引，以加强他们用单纯接受一神而代替基督教神学的说法，或视自然及其法则为上帝的说法。也许牛顿对宗教的最终影响是有害的，尽管他有抗辩及数以百万言计的神学著作的支持，但自由思想家总认为他曾构想一个自主存在的世界，后来才把自然神扯入作为安慰人心的想法而已。尤其是在法国，牛顿的宇宙观虽然被伏尔泰介绍成自然神论，却助长了不少哲人的机械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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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被历史纠正他们那种凡事确定的习惯后，也许会对现代思想，包括他们自己的，保持一种谦逊的怀疑态度。他们定会从相对论公式中体会出一种凡事相对的道理。他们将提醒所有致力于原子和星球的研究者，不要忘记牛顿对其超越时代的成就的评价：
我不知道世人对我的看法如何，但对于我自己而言，我似乎只算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童，偶尔发现一颗更圆滑的小石子或一颗更漂亮的贝壳，以此自娱，而真理的大洋犹展现在我眼前，我尚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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