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1608-1674）
281
清教徒热心推广宗教与道德，觉得根本无须世俗文学。英王詹姆士认为《圣经》作为文学已经足够，其他几乎为小道或罪恶的渣滓。1563年，一位国会议员提议，除了经文及“雅各布（Jakob Bohme)的著作和其他同类作品”外，大学不得研读其他课程。这种提议似乎很令人沮丧，但人们应当注意，清教徒得势之际，乌尔喀特（Sir Thomas Urquhart）曾经印行拉伯雷的宗教理论译本，宁采垃圾占卜学，而不取末世学。
321
约翰逊则说“少见有人写了这样多的书，赞许他人之处却那样的少”。或许天才需要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傲自恃，坚决地对抗广大群众。对弥尔顿，我们最难接受的是他怨毒的本性及他过火地辱骂异己者。他认为我们固该为我们的敌人祈祷，但我们也应“公开诅咒上帝和教会的敌人，犹如诅咒假的同道和诅咒犯有反抗上帝，甚至侵犯我们的严重大罪的人”。这种热辣辣的感情另一方面就是先知抨击其时代的勇气。不被复辟暴动吓阻，他仍敢攻击查理二世的“宫中奸情”、宫里的“贪欲和暴力”行动、“妓女的卖笑”和“放纵的舞剧及午夜的舞会”。
324
虽然我们知道弥尔顿的事比莎士比亚的多很多，而且他有很多事值得一提，但我们所知仍然有限，难以盖棺定论——假如对任何人都可以论定的话。我们不知道其女儿惹其怨恨的理由，也不知她们怎样对待其老年的第三任妻子。我们只是觉得他未能赢得她们的敬爱是一桩憾事。我们并未完全了解，为何他在为“无照印刷”滔滔作辩后，又担任克伦威尔的印刷检查者。在争辩中他的滥事谩骂多半可以归因于时代作风和模式。我们可以原谅他的虚荣和自大，因为天才得不到世界太多喝彩的支援，只有借此作为凭赖。我们赞许他是一位诗人和英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但无须因此而喜欢他。
复辟（1660-1685）
快乐的国王
326
1660年5月29日，刚好是他30岁生日，查理二世进入伦敦，当时伦敦市民的喜悦超过英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伦教市的2万名民兵护卫着他，旌旗招展，宝剑林立，通过洒满鲜花、遍悬织锦绣画的街道，小喇叭声、钟声高声喧嚣，半个城的人都出来夹道欢迎。伊夫林写道：“我站在路边注视着，一面祈祷上帝保佑。”这句话象征着英国的气质和清教主义的失败——既然6年的战争动乱是要罢黜查理一世，现在却又不流滴血地让他儿子复辟。
如果他在那段胜利的日子里，很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那些留待他收拾解决的困难必会使他的蜜月黯然无光。国库里的现金只余11镑2先令10便士。政府债台高筑，负债达200万镑。陆军和海军已数年欠饷未发。英国与西班牙仍在交战。敦刻尔克所费不费，坚守不退要斥资10万镑。为查理一世效命疆场而被克伦威尔罢黜的1万名骑士党人（Cavaliers）要求抚恤赔偿。1万名忠臣和仆从要求派予官职。查理二世轻率地一口应承，而委任国会去寻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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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也沉浸在欢乐中。它首先要向狂欢的复辟的国王顺服：“我们暨子孙后裔永远敬谨顺服、效忠陛下。”平民院表决通过：“他们自己及英国人民都不能免于过去不当的叛变的可怕罪过，也不能免受因这种罪过应得的惩罚，除非陛下宽宏赦罪方可免于刑罚。”因此他们集体向这位快乐的国王下跪，接受他的免刑宽恕。平民院又因本身未经英王的召集或同意即行集会益觉罪孽重大，而谦逊地自称为“会议”，直到查理宣布它是合法的国会，才良心稍安。这些仪式过后，国会废除长期国会的一切立法，因其未获查理二世的同意。但它确认英王授予国会的那些特许权，其中包括国会对一切征税事宜享有最高权力。这些特许权也经查理二世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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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12月8日，国会下令把克伦威尔、艾理顿、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的尸首由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掘出，并处以绞刑。1661年1月30日，国会的这项决定执行了，以纪念查理一世被害的周年祭。他们的首级悬于威斯敏斯特堂示众一天，残肢就地埋于泰伯恩（Tyburn）刑台下的一个小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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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时被充公的骑士党财产，现在归还原主，承购这种财产的人仅得到少许的补偿金。旧日的贵族重获财富与权势。被剥夺财产的家族转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后来更与乡绅和中产阶级携手组成辉格党，反对托利党。查理二世在其掌政的前期，对确保专断权力之事十分疏懒。他依法有权可以解散国会，他却听任骑士党国会存在17年之久。事实上，他仅是一个立宪国王。在王政复辟时代，尽管理论上王权专制至上，事实上“大动乱”的主要结果——最高权由英王移往国会,又由贵族院移到平民院——却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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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也有其他缺陷。他在年轻潦倒之时，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如同拉罗什富科所形容的那样来判断一切男男女女。因此，他除了对他妹妹外，罕少挚爱，只是自己陷入迷惑中，也没有任何真诚或持久的友谊，可以使他缺乏光彩的生命再有任何充分的光耀。他抛售国土与买妇女欢心一样豪爽。他为其朝廷立下一掷千金豪赌的例子。
宗教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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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是否有任何宗教信仰？他的一生显示出我们在当时许多法国人身上可以发现的相同态度——生时有如无神论者，死时却似天主教徒。似乎是为了从天人两界中获得最佳利益，也是帕斯卡“赌注”说的最大改进。
与查理二世非常熟悉的圣埃夫勒蒙（Saint Evremond）形容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承认有一最高主宰，多少是非人性的，而且把宗教信条解释得有如得人欢心的诗篇一般。
查理喜欢与唯物论者霍布斯为友，同时保护他，使他不因其信持异端邪说而遭神学家之害。伏尔泰认为查理二世“极端不重视一切通常使人群分裂对立的宗教争端，对保持其国政和平宁静，贡献匪浅”。
或许他是一个倾向天主教信仰的怀疑论者。也就是说，虽然怀疑天主教的神学理论，却因为它多彩多姿的仪式、与艺术的结合、对肉欲的宽宏及支持君主制度种种原因，而偏好天主教。
他这种普遍同情的精神，使他倾向于希望能缓和英国的反天主教的法律。
我们从他临终时改变宗教信仰这件事来看，若有政治实效，他也可能立刻会宣誓信仰天主教。
336
查理接受这些严酷的立法，因为他要向国会要求钱财支援，但他从未原谅克拉伦登，而且对那些在复职后立刻就表现出严酷报复而殊少仁慈心肠的主教们大大失去敬意。查理的结论是：长老会信仰不是绅士的信仰，而国教会信仰也不是基督徒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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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职的英国国教会牧师们虽然不宽容异教，却有许多可敬的品质。他们允许自己的信徒有一种广泛的神学意见的自由，从高教会派(High Churchmen）的接近天主教祈祷文和理论到广教会派（Broad Churchmen）的主张同情一种自由神学。强调道德而非基督教信仰中的理论成分，不主张宗教迫害，而且力谋使清教徒、长老会和国教会修好，均受宽容。
低级的国教会教区牧师现在变成地方贵族，甚至是乡绅的圣职仆人，甚至还跌到几乎庸俗的地位。可是在都市里的国教会牧师和圣禄较丰的国教会牧师，由于饱读经书，具有写作能力，获得重要地位，后来还产生一些欧洲最好的史籍。一般而言，英国国教会比反国教会各派更具有理论上的温和精神，反国教会各派方面，由于屡遭迫害反倒加强了其专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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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现在不仅遭受政治迫害，也受到社会上的侮慢。那些在清教徒政府时代因为道德比较松弛而颇为不便的人，现在反过来嘲弄清教徒。他们勇敢地忍受时代风尚的转变。有些人移民到美洲，许多人迫不得已立下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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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怀疑他想增强英国天主教的力量，会有更多的英国人赞同他。英格兰依然对天主教支配、西班牙式宗教裁判所和牧师统治深怀恐惧，因此长老会和清教徒宁可使自己的信仰非法，也不愿允许天主教信仰在英国出现。
英国的经济（1660-1702）
342
英国国教会在查理一世时，尚敢为贫人仗义说话，现在，从清教徒革命中得出结论，其利益唯有他们完全认同于有产阶级的利益时方可获得最好保障。国会属于一个地主、制造商、商人、金融家等的结合体。国会针对雇主们的意见，要求放宽法律，由经济法则自行决定经济行为。17世纪结束前——远在亚当·斯密之前——英国已听到雇主阶级呼吁经济自由，使商人免受法律、封建及公会阻碍的雇用、生产和贸易的呼声。公会的约束规避了，学徒制度也没落了，地方市长决定工资之事也被富裕的雇主和饥饿的雇工之间相对的交易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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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业向四方扩张其据点。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卡罗莱纳和加拿大都发展着新殖民地。东印度公司获赐对其可掌握的全部印度有全部权利；它有自己的海军、陆军、城堡、货币和法律，有宣战或媾和之权。
1642至1649年以及1688至1689年的革命政治的结果固然是国会战胜了国王，同样地，经济革命也使国会被商业、工业和金融业控制。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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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未曾记载的老百姓道德，也许高于伊丽莎白王朝下的老百姓，因为一则经济常规使他们稳定，他们并没有为恶的财富；二则他们仍然感到清教徒信仰的刺激与监督力量。但在伦敦，尤其是在宫廷，清教束缚的释放与反动，结果产生了一种放纵。脱离了英国本土文化而在法国无拘束环境中长大的年轻贵族，一则在放逐中把道德抛诸脑后，二则在归返时带来一种流动的混乱。为了报复多年的压迫与掠夺，他们尽情调侃清教徒的衣着与言谈、神学与伦理，直到他们阶级中无人敢为文雅说一句话。美德、虔诚与婚姻的忠实成了村野无知的表现形式，而最得意的通奸者——像威彻利（Wycherley）的《村妇》（Country Wife）一剧中表现的——反而成了时势下的英雄。宗教已经真正地丧失了阶级地位而附属于商人和农民。大部分传道家都被压迫成为长脸、长耳、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和讨厌人物。唯一适合绅士的宗教是一种温文有礼的英国国教会。
在过去20年中过分夸大的地狱，就控制阶级而言，已丧失其恐怖力量。就他们而言，天堂便在当前，在一个从社会反叛和道德抑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在以宫廷和国王为榜样的奸淫、赌博及寻欢作乐风气之下。
358
国会议员将其投票权卖给阁臣，甚至外国政府。某些投票，曾有200位议员由于部长的贿赂而“放弃”反对。1675年，据估计，平民院2/3的议员受到查理二世的酬庸，其他的1/3则受雇于路易十四。每当法国国王觉得查理超越波旁王室的政策而导致麻烦时，便贿赂议员投票予以反对。至于查理，他一再从路易那里接受大笔款额，同时在政治、宗教、战争上玩玩法国游戏。这是历史上最欢乐、最腐败的社会。
宗教和政治
362
信仰之争依然持续，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旧冲突又起。快乐的国王哀伤地发现，平民院在百依百顺的蜜月期后，竟嫉妒他的权力，开始吝惜付他开支经费。查理内心柔和，意志却坚强，他转向法国国王私人贷款。他保证，而且显然希望，缓和英国天主教徒未能任公职之事。他支持路易十四对抗荷兰的政策，并把克伦威尔的士兵赢来的海峡港口敦刻尔克售予法国。敦刻尔克牺牲惨重得以保护下来，查理却以它换来500万法郎（1662年），并附带波旁的秘密贿金，这使他一度可无视于现在掌握国会的地主和财主的寡头统治。
363
他（查理）的目标基本上有二，恢复绝对君主制，提高英国的罗马天主教信仰。
365
事件的转折使英国对抗荷兰的战争兴趣转变了。如果英国将有一位天主教君王，他迟早会和法国、西班牙合作，极力摧毁荷兰共和国——荷兰现在显然不仅只是商业上的敌手，也是新教信仰在欧陆的堡垒。如果荷兰应推翻，则英国新教信仰又如何坚立？查理心甘情愿地派遣威廉·坦普尔爵士为使节，与荷兰单独婧和。1674年2月9日，《威斯敏斯特条约》（Treaty of Westminster）结束了第三次荷兰战争。
天主教徒的阴谋
365
政治仍然持续，沙夫兹伯里和其他反对派领袖成立（1675年）绿带社（The Green Ribbon Club)，由此为核心，在野党展开攻势，支持国会和新教，反对国王与天主教的法国勾结，及立一位公然要娶一名天主教徒为妻的继承人。1680年，在野党的这批人，被称为辉格党，支持皇权者则被指为托利党。
369
当恐惧和热情消失，神志清明的人觉察出，奥茨部分是无根据的猜测，部分是因为遵守诺言，才把许多无辜的人送往监狱以至被处死。他们断定，并无暗杀国王的计划，也无屠杀新教徒或火焚伦敦的阴谋。但他们也觉得，纵使没有罗马天主教的阴谋，天主教的阴谋也曾真正有过。这就是，政府的领导分子曾计划或希望，在法国经费（如果需要，再添上士兵）的支持下，铲除英国天主教徒被剥夺任公职的机会，让国王改变宗教信仰，让他那位改教的弟弟能登基，而且使用一切手段重建天主教为国教，最后成为全民的宗教。事实上这些全体现在1670年签署的秘密的《多佛条约》，查理曾由这一协议退让，但他的希望未变，而他依旧决定，他那位天主教的弟弟应继位为英王。
喜剧落幕
370
在这一连串危机中，查理几乎改变了他的个性。他放弃了生活上的乐趣和闲适，也抛开了他的安逸，全神贯注到行政和政治中，而且在对抗敌人时战略退却，直到他们过分骄纵而失败。在他最后的5年，他显得如此坚决和能干，甚至他的朋友都惊讶。
光荣革命（1685-1714）
信奉天主教的国王（1685-1688）
375
从画家凡·戴克所绘的那幅约克公爵2岁时的美丽的金蓝色画像，谁会想到这位天真烂漫、敏感又害羞的小男孩，竟会使斯图亚特王朝倾覆，终于在“光荣革命”中，继踵其父，又把国王的权力移交给国会？但在赖利为同一个人所绘的詹姆士二世的画像中，羞怯畏生变成了昏庸糊涂，敏感也成了刚愎顽固。这种个性决定了悲剧的命运。
376
他（詹姆士二世）的过失植根于他的权力。他在登基前即傲慢自大，他接受他父亲的理论，认为国王应具有绝对权威，因此受到大多数人轻蔑，只有少数人和他亲近。他又缺乏他哥哥那份幽默，而不明白实际上的限制。
英国新教徒对“火药案”的印象鲜明，他们深恐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将倾向于（或迟早会被说服）接受切莫得罪意大利教皇的政策。他对此事却没有深刻的记忆。信奉新教的英国认为其宗教、学术和政治的独立，将会受到其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的危害。
378
詹姆士二世对法王路易十四废止《南特诏书》大表赞扬时，英国认定如果詹姆士二世的权力和波旁王室一样绝对至上，他也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对付英国的新教徒。詹姆士二世毫不讳言其看法，他认为他的权力已经绝对至上了，而路易十四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君王。
382
6月29至30日，这7名主教在王座法庭（Court of Kings Bench）——4名法官，1个陪审团——受审。经过两天的激烈辩论，陪审团在挤满了上万名激动的伦敦居民的大厅中，判决他们无罪。
从表面上看这一判决显示了天主教信仰不应予以容忍；但实质上它显示了国会的立法权已经不受国王左右。因此英国，即使在理论上不是，在事实上已是一个立宪君主国，而非绝对王权国家。
。日复一日，父子俩将应对每次的反对和挫折，向神圣的目标逐渐迈进。神圣的目标即是与旧教会和谐，英国和睦太平。欧洲也后悔其变节改宗，而再度结合在一个神圣、普遍的信仰真理下，与其旧的王权至上并存。
385
威廉以极其坚定、谨慎、温和的特性维护其胜利。他制止伦敦新教徒劫夺和焚烧天主教徒房舍的冲动。他接受临时政府之请，召集费族、主教、前国会议员在考文垂集会。1689年2月1日，在当地集会的“会议”宣称，詹姆士二世因为弃职逃亡，已被罢黜王位。会议欲立玛丽为女王，并请威廉为其摄政。玛丽与威廉对此均表拒绝。会议又欲迎立威廉为王、玛丽为女王，他们遂表接受（2月13日）。但会议同时提出一项《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bts)，这是根据12月16日国会的《权利法案》（Bills of Rights）再度立法的。
386
这份历史性的声明文件表达出英国新教徒所谓“光荣革命”的主要结果：保证国会具有4位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同意的最高立法权，保障人民可对抗政府的专断权利，摒除任何罗马天主教徒具有或享有英国王位。重要性次于这些结果的是：依靠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稳固政府权力；由于革命由大贵族发动、进行，地主缙绅即进入众院；实际上，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专制，已变为地域性的寡头统治，其特质是统治上温和、勤勉和技巧，并以产业、商业和金融界巨子辅佐，而忽视手工业者和农民。上层的中产阶级由革命获利匪浅。英国的城市获得自由而由商业寡头统治。伦敦商人舍弃待援的詹姆士，在其抵达首都并第一度接受国会拨款时，贷款给威廉。这笔贷款附有一条未形诸文字的默契协定：商人们允许地主统治英国，但统治阶层的贵族必须指导其外交政策以符合其商业利益，并允许商人和制造厂商逐渐不受官方规章的限制。
光荣革命也有不光荣的瑕疵。遗憾的是，英国竟须邀请一支荷兰军队来矫正英国的错误；女儿竟然协助他人推翻父亲的王位；英军司令竟然投敌；国家教会竟加入推翻国王之事，而国王的神圣、绝对权威曾不许任何违叛或不从。更遗憾的是，国会的至高权竟须以反对信仰自由来加以保证。
他们使每个英国人都能以其家庭为堡垒，既安全又可免受“官府的侮慢”和“压迫者的错误”。他们提供了部分今天英国政府为人钦美的法律和自由的基调。而且他们如此做竟未流一滴血——除了那位苦恼、无助、被弃而又不智的国王不时流着鼻血。
威廉三世治下的英国（1689-1702）
390
1778年止，英国境内的宗教自由再无进一层的法定延伸。不仅如此，1685年后其宽容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要大（荷兰除外）。事实上，英国逐渐强大到其实力可以不再畏惧天主教国家入侵或内部倾覆时，其宗教宽容也逐渐扩大。
392
爱尔兰的毛织业一度发展到足与英格兰竞争，现在却因英国国会通过法律，严禁爱尔兰羊毛出口至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而告毁灭。甚至于1696年，以巧妙的禁止性关税（prohibitive tariff）使该业窒息，因此爱尔兰完全衰落。贫穷、赤贫、饥谨和极度的混乱遍及这个大岛。在光荣革命后的65年中，将近100万的天主教人口（1688年）中的半数移民国外，使人民中最优秀的人散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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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年，伦敦股票交易所开幕，而一个金融投机的时代遂告开始，立即产生了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1711年）及其“骗案”（1720年）。1688年，劳埃德（Edward Lloyd）在一间伦敦咖啡铺里轻易地建立起现在极为闻名的劳埃德氏保险公司。1693年哈利（Edmund Halley）发表了首为人知的死亡率之表。凡此种种财政措施，不仅扩大了英国事务中的金融利益，而且提高了英国的资本家的地位。
安妮女王治下的英国（1702-1714）
396
安妮本人智慧不足，允许大臣们僭取国会给予的大权。此后的政治斗争几乎是国会和大臣的纷争，而不是国会和王室的纷争。
该内阁的最大成就是使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会合并。它们虽然是在同一国王统治之下，却各有国会及不同的经济和互相敌对的信仰。双方皆曾互相挑衅交战。他们的关税壁垒也阻碍了贸易往来。1707年1月16日，苏格兰国会接受了《联合条款》（Articlesof Union)，女王于3月6日批准。根据该法，两地各保有独立的宗教信仰，但在一个不列颠国会之下，成立一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其贸易也完全自由。贵族院中，苏格兰贵族居16席，平民院中则可选任45名苏格兰议员，而圣乔治和圣安德鲁的十字架则合并为一面新旗帜，称为“米字旗”（Union Jack）。苏格兰民众对此不表欢迎，旧的敌意仍维持约半个世纪，直到1750年合并才被承认是有利的。苏格兰节省了许多支出，它的智识力量也可自由地在18世纪下半叶结成一个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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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和玛丽以及安妮的政府（1689—1714年）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代。尽管道德崩溃、政治腐败、内斗不已，他们却完成了一个朝代革命。他们宣称英国无可改变的是一个新教国家，而且他们确定地把最高统治权由王室移交给国会。他们发现了强力阁员的发展使君权的角色大为失色，也目睹1707年王室最后一次否决一个国会立法。他们建立一个相当程度的宗教宽容和新闻自由。他们和平地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为一个强大的不列颠。他们阻挡了当时君王中最强大的法王欲使法国成为欧洲独裁者的企图，并使英格兰主宰了海洋。
波罗的海的争夺（1648-1721）
投机冒险的瑞典（1648-1700）
461
此时的瑞典接连出现多位有力的君主，在半个世纪中（1654—1718年）震惊了世界，只有路易十四差可比拟。如果他们有较大的资源基础，便可与法国平分秋色，而瑞典人民，也将由两位古斯塔夫王（Gustavus)、三位卡尔王（Karls）和大臣们的功绩，引发出文化的花朵以配合、鼓舞他们的胜利。战争虽然带来权力，却也消耗了他们的财富。瑞典虽以英雄的角色出现，实际上，却外强中干。一个如此贫乏的国家，居然能够脾睨国际，是颇可惊异的。150万的人口分成许多阶层，彼此钩心斗角，不能相安。贵族们控制国王，巧立名目，霸占王国，工业生产纯粹为了战争的需要，因此，往往在战后不能配合商业的需求。国外的属地是一种骄傲的负担。为争光荣而濒临崩溃的国家，幸赖一些忠心为国的大臣们的高度政治手段方得挽回。
波兰和苏毕斯基（1648-1699）
465
1652年，55位议员中48位议员的一致投票却被1位代表的投票否定了。原来这项投票计划是保护个人，使任何多数的提案不能压倒任何少数的异议，不管它有多小。这一制度的形成并不是按照公共的理论，而是出于封建的恶习。每一位土地拥有者都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者，结果造成大量地方性的独立状态和集体的无能。由于国王受到议会的牵制，按照“自由投票”根本不能拟定出一种稳定国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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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米尼克深恐反动力量无法挡住新兴的波军，除非得到外人的承认和协助，因此，他结好于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他把乌克兰送给亚历克西斯。沙皇俄国明白这将意味着和波兰开启战端，便欢迎他的奉献。1654年1月18日，在《佩列亚斯拉夫条款》(Act of Pereyaslav）之下，乌克兰纳入俄国的统辖。在这块地区，允许由哥萨克人选出一位领袖，经沙皇认可，实施地方性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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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年，波俄之间的争执重新爆发。经过8年的兵戈相见及哥萨克人的效劳，终于订立《安德鲁索夫和约》（Andrusovo，1667年1月20日），把斯摩棱斯克、基辅和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割给俄国。这次的分割，一直延续到波兰的第二次瓜分（1772年）。
俄国的西向（1645—1699）
471
禁闭中的俄国熊，张牙舞爪地窥伺西边的出口，因为黑海的出口也被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占据了。只有东方——西伯利亚，才能略为吐气扬眉，然而，东方的发展却是一条艰辛而洪荒未辟的蹊径。生活的舒适与奢华吸引俄国人倾向西方，西方国家却尽力使俄国向东发展。
查理十二与北方大战（1700-1721）
485
这场战争的影响很深远。莱什琴斯基逃往阿尔萨斯，奥古斯塔斯重得王位。俄国取得波罗的海和所有乌克兰的宗主权。丹麦重新加入反瑞典的联军，攻打斯堪尼，不过被阻挡了。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取得斯德丁、荷尔斯泰因和部分波美拉尼亚。俄国的声势顿时水涨船高。
487
查理的死亡和他一生的事迹一样，始终与英勇有关。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时常出奇制胜，以寡敌众。可是，他太过于沉湎于战争的艺术中，从来不以胜利为满足。为了寻求另一场胜仗，他不惜耗费心血，设计策略，几近于疯狂。他的仁慈由于他的骄傲而破坏无遗。他付出多，要求也多。他总是拒绝以服输来保全国家和他的面子。历史宽恕他，因为他不是这场“北方大战”的始作俑者，但他是不打胜这场战争不肯罢休的。
瑞典政府很少走上极端，马上缔约嬉和。《斯德哥尔摩条约》（1719年11月20日和1720年2月1日）允许不来梅和凡尔登加入汉诺威，斯德丁归并普鲁士。起初，它拒绝俄国占领瑞典在东波罗的海领地的要求，在俄国3次出兵、摧毁各地的港口和城市下，不得已签订《尼斯塔特条约》（Nystad，1721年8月30日）。俄国占有利沃尼亚、爱沙尼亚、英格利亚和部分芬兰。波罗的海的争夺，使俄国跻身于强国之林。
彼得大帝（1698-1725）
野蛮人
489
伏尔泰想探究“人类由野蛮过渡到文明的阶段”，难怪他对彼得深感兴趣，因为彼得在体魄、心灵、对待人民等方面，都把这些阶段具体化了，即使不是那个过程，至少也表示着那份企图和野心。
492
他急于走向文明，不过，他对西方的羡慕，不在于它的华丽和艺术，而是在陆军、海军、商业、工业和财富方面。他把这些目标当作文明的前奏因此，他那种无可抑制的好奇心也朝着这一方向。对每件事，他都要知道它是如何操作的，及如何改善才可以使它变得更好。在他的旅游历程中，他的随从们被迫精疲力竭地参观各方面的工程，甚至在夜晚也是如此。
不过，彼得的观念多半是功利的，他用开放的心灵来迎接任何能够使他的国家兴盛的东西。在一个充满宗教气息而且对西方物质带有敌意的国家里，他却显得一点也不偏激，好像是一位天真无知的小孩似的，脑中同时有天主教义和清教徒意识，甚至自由思想。他比较倾向于模仿而少创见。他传播观念，但没有兴趣吸收它们。但为了使国家能够达到西方的水平，最上之策便是先吸收西方能够得来的东西，然后设法传播出去。模仿得近于创造了。
彼得的革命
494
彼得继承了绝对的权力，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从来不曾怀疑过它是否必要。由贵族领袖来统治，将会形成封建的分裂，使全国吵闹不已；在一个心灵和道德意识都停留在原始阶段的国家，根本不可能由民主的议会方式来统治。彼得同意克伦威尔和路易十四的看法，只有集中权威和责任，才能把一盘散沙的民众结合成一个国家，以控制人民的情绪及应对嗜土如命的强敌。他不把自己看成专制君主，而自认为是国家和未来的仆人。一般说来，这是一个真诚的信仰，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495
起初，他无意把圣彼得堡当作首都或港口，因为它太靠近瑞典，容易引起猜忌。不过，在波尔塔瓦大胜查理十二后，他的决定改变了：他早就想避开莫斯科阴沉的空气和狭窄的国家主义，而且，他想使保守的贵族能够呼吸到西方的进步气息。因此，1712年，他便正式以该地为国都。莫斯科人抱怨并预言上帝不久就会毁掉这个半邪的城市。
彼得急于有一个西化的俄国，因此，他把它带到波罗的海，并由“西方的窗口”往外眺望。“为此目的及舰队的停靠码头和西方贸易的港口，都使他牺牲其他的考虑。这个港口结冰五个月，却可以面对西方、接触海洋，就像第聂伯河使俄国拜占庭化、伏尔加河使它亚洲化一般，现在涅瓦河也将使这个国家欧洲化。
在他死后，俄国重新回到它的地理限制，成为远离大西洋的内陆国家，只能等待机会，借着征服空间来打破与西方的壁垒。从这方面着手，莫斯科是对的，俄国的权力和防御必须在土地上依赖陆军和广大的空间。所以，1917年，莫斯科终于平反，重新成为俄国的首都。
军队改革的需要，促使彼得有革命的念头。如果不打开一条通往波罗的海或地中海的商业航路，俄国便无以发展；没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便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为了维持军队，势非改变俄国的经济和政府不可；而在改变之前，必须先转换国民的态度、人生观和思想。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个时代来说，这是一项太大的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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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抗拒是他最大的阻碍。教士们深深了解他的改革将会降低他们的声望和权利。他们抱怨他容许西方文明的传播，而且怀疑他是否有宗教信仰。他们对彼得和密友在宗教仪式上的喧吵甚感诧异。对于彼得来说，他反对把人力投注在教会上，他极欲省下这大笔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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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死前一年，曾经出现过一本勇敢的书，伊凡·普索可夫（Ivan Possoshkov）写的《贫富之书》（Book of Poverty and Wealth)），讽刺俄国的蛮荒状态，强烈地支持沙皇的改革。“很不幸，”这本书说，“我们伟大的王朝，只有一个人，率领着十来个助手，拼命前进，而数百万的个人，却在拖着他们的后腿。”
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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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各处招怨，很多人怀疑为何没有人把他杀死呢？贵族们惜恨他强迫他们为国服务，给了商人各种名利；农人恨他把他们由家园中征用到劳役工程；教士把他看成启示录中的动物，因为后者曾经命令救世主变成国家的仆人。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时常与外人接触，并传播异端的思想。不过，全国上下都怕他，因为他操纵着生死大权。俄国人并不想西化，他们无疑是痛恨西方的。要保持民族精神，就必须斯拉夫化。由绝望而引起的反抗，陆续爆发于1698年的莫斯科、1705年的阿斯特拉汗、1707年的伏尔加河沿岸。其他零星的叛变，传遍了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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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终于喘了一口气，好像是一场长久而可怕的梦魇终于结束似的。瑞典与波兰重新交好，他们希望俄国陷人无政府状态，从此不再威胁西方。古老的封建俄国又抬起了它的骄傲的头，祈求美好的过去重新再来。整个国家曾经饱受狂暴的压迫，它的灵魂和荣耀由于毫无选择他模仿西方而遭受严重的打击。反动势力广泛地扩展，摆着胜利的姿态。许多改革工作由于缺乏支持而自生自灭。行政官僚大量削减，不过，它的构架还是延续到1917年。贵族们重新拾回古老的传统权力，他们恢复土地中的树林和矿产。商人阶级曾经受到彼得的大力提拔，如今回到从前的附属地位。许多的新工业因缺乏机器或缺乏劳工和完善的管理而天折。新兴的资本主义萎缩了，俄国停留在彼得革命以前的经济阶段将近有200年之久。商业上的改革算是比较成功的，与西方的贸易继续增加。随着与西方接触的频繁，某些方面的仪态进步了，但古老守旧的服饰，在凯瑟琳二世手下恢复了。长胡子在亚历山大二世任内，又成为俄国的标志。贪污继续蔓延着，道德并无多大的改进。也许，彼得的酗酒放荡和残暴，只有使道德更加败坏。只有这些改变，适时地埋下根基，因而残存下来了。
彼得是近代史上比较不受人爱戴的人物，但他的成就是广泛的。他的失败证明天才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他留给俄国的种种标志，使人了解到性格作风在改变历史上的力量。他留给俄国一支陆军和海军。他开辟港口，打开与西方贸易和交换观念的门户。他建立了煤矿和冶金工业。他设置了许多学校和一家学院。他的大力一推，使俄国走出亚洲、进入欧洲，构成后来欧洲发展的一大影响力量。从此，欧洲必须更加慎重地接触那片广大的心脏地带，小心对付那些强壮、坚韧而刻苦的大众和他们那些专横而不容忽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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