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然与投石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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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哈布斯堡王室（Hapsburgs）与法国波旁王室的长期对峙中，后者逐渐占了上风。数十年中，部分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落入法国手中，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也于1643年在罗克鲁瓦（Rocroi)战役和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Peace of the Pyrenees)中失势于法国。此后，法国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的国家，国内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忠诚乐业，将军善于谋略，而其君主则为“真命天子”。这一时期,一位年轻的君主即位，在他近75年的主政期间，不仅统一了国土和人民，也统一了政府和政策。此后50年中，法国培养并吸纳了无数文学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建筑宏伟的宫殿，成立强大的军队，震惊与鼓舞了人类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法国的前景可比之为一幅史无前例的耀目图画，以人们的鲜血绘出了多彩多姿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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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然如此不得众望，却能保持其权位，实在是令人惊奇的。
但王后支持他，因为她发现有两种势力正企图趁妇人孺子当政之时凯觎政权：一方面是旧贵族欲削弱王室而恢复过去封建领主的特权，另一方面是议会欲建立一个由少数律师控制的政府。为了对抗旧贵族与新贵族这两种势力，安妮向马扎然求助。他的政敌曾先后两次企图罢免其职位和控制王后，这就形成路易十四时代的投石党（Fr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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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安妮与国王在平静中再度返回巴黎。这位年方14岁的君主，潇洒、勇敢，让整个巴黎折服，街道上充满了“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几乎过了一夜，群众的激情才平静下来，秩序恢复了。这不是武力造成的，而是慑于皇室的威仪，人民下意识中相信他们的国王真正是君权神授的。1653年2月6日，路易十四因其地位已经稳固，放心召回马扎然，仍委以一切职权。第二次投石党革命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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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牛斯和约》是黎塞留政策的实现——削弱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以法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强国，马扎然完成了黎塞留未竟之功，他的政绩终于得到国人赏识。虽然很少人喜欢他，但承认他是法国历史上最能干的首相之一。法国可以很快地宽恕孔代的叛变，却永不原谅马扎然的贪婪。
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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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可以说是法国最著名的君王，但他仅有1/4的法国血统。他的母亲安妮是西班牙人，其祖母玛丽·美第奇是意大利人，因而他习惯于意大利式的艺术与恋爱、西班牙式的虔诚与骄傲。日后，他肖似其外祖父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之处，远多于其祖父法国的亨利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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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亲政后，本可自马扎然手中收回大权，但他尊重这位首相的老谋深算，由马扎然继续掌理大权达9年之久。马扎然死后，他坦白地说：“如果他再活得长些，我将不知如何处置他了。”首相死后，各部门主管曾询问路易，以后他们将向谁听取指示，路易回答说“向我”。从那天起（1661年3月9日），直到1715年9月1日，他统治整个法国。法国人民喜极而泣，因为50年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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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真的相信他是上帝指定来统治法国的，并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引述《圣经》证明他的想法，而波舒哀也乐意自《新约》和《旧约》中找出证据支持君权神授的看法。
他并没有说过“朕即国家”，但他完全相信这一点。法国人民似乎并不反对这种意见，那是亨利四世有鉴于社会混乱而提倡的。他们对这位年轻的君王甚至有着一种宗教虔敬的景仰之心，对他的气派与权威深感骄傲。他们只知道，没有王权，国家将回复封建割据与敌对中。经过黎塞留的个人独裁、投石党的犯上作乱、马扎然的中饱私囊，法国的中下层阶级反而欢迎一位“合法”统治者的集权领导，因为他似乎能保证秩序、安全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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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贵族的地位显著地改变了，他们以华丽的服饰为宫廷与军队增添了不少色彩，但很少人占有行政职位。路易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宫里：有些住在他们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成为王室的贵宾。如果他们拒绝这种邀请，则将失宠于国王。
路易偏向于选择中产阶级的领袖担任政府实权职位。这些人按其才干升迁，是国王可以信赖的绝对王权政策者。
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也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今天我们会认为如此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压制民意的，但即便如此，也较先前地方上的寡头政府或封建领主的统治开明得多。
他们看到一位“大老爷”（grand seigneur）为谋杀一个农民而被砍头时，不禁大为欣喜。其他的贵族也因恶行或残暴而受到惩罚。由这些事件，可见国君的法律已逐渐取代封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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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本人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他可以任意下令惩罚任何人。
他有时很人道，有时也很严酷。他对他儿子说：“某种程度的严峻，即是我对人民的最大慈善。一味宽大的政策会带来无数的罪恶。国王一旦在他的统治上显示软弱，权威将会瓦解，和平也随之破坏。遇事总是下层人民受罪，人民将受到人品低下的暴君的压迫，而不是一个合法的君主。”
尼古拉·富凯（1615-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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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包税者”都是一些资本家，他们向政府缴纳大批的税款，然后政府给予他们向农民征税的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征税手段的毒辣有效，使全国人民恨之入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24个“包税者”被处决。富凯与这些“包税者”串通一气，从而成为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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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等到富凯的贪污罪证被查实时，始于9月5日下令火枪手队长逮捕他（火枪队队长查尔斯是大仲马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的审判一直拖了3年，成为路易时代最轰动的一件大事。
法院判决将他充军，并没收其财产。路易将之改判为终身徒刑。此后16年，富凯在皮德蒙特（Piedmont）)的庇奈洛罗（Pignerol）城堡的监狱中度其余生，由他忠实的妻子陪着。这是一个严厉的判决，但它制止了政治贪污腐化，而且让人民知道，以公款充作私人享乐之用是国王才有的特权。
柯尔柏重建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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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柯尔伯要求，路易成立一个司法委员会(Chamber of Justice)，调查1635年来财政上的黑暗现象，“任何地位或职权的人均不例外”。所有的会计人员、税收员、收租的人都得打开他们的账本，解释他们所得的合法性。如不能证明他们的钱来路清白，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或遭到其他惩罚。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员遍布全国，同时鼓励密报，有些大富翁被捕入狱，有些被送到船上充作苦役，有些被处以绞刑。这段“柯尔伯恐怖时期”使上层阶级震惊，下层阶级大悦。勃艮第的有钱人曾组织叛乱反对柯尔伯，但地方老百姓群起而攻之，政府很难使这些富人免于公众的愤怒。这段时期约有1.5亿利维尔归还国库，而恐惧心理抑制了财政的腐化达2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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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伯牺牲了农业以成就工业，为供应足够的粮食给予人口日增的市镇与王室扩张的军队，他抑制粮价的上升。他的一个主要原则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收入及一支强壮、装备精良的军队。出生于艰苦农村的青年能成为一个吃苦耐劳的士兵，成长的工业与商业则供应财富与装备，因此柯尔伯的一贯目标是刺激工业成长,甚至贸易也属次要，国内的工业必须受到关税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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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种刺激下，法国的工业成长迅速，许多工厂的产品供应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其中有些在设备投资与管理上已达到资本主义的阶段。路易在这方面也配合柯尔伯工业化的目标，他访问工厂，准许在精美产品上刻上皇家纹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晋封大企业家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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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伯与当时大多数政治家一样，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应在一国范围内生产最大限度的财富与自给自足。金与银是交易上最有价值的媒介，因此一国的商业应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输出多于输入，借此黄金与白银就可以源源流入。只有靠这个方法，像英国、法国与联合省等不出产黄金的国家才能在战争中交换所需，供应其军队。这便是当时的“重商主义”。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嘲讽这个理论，但在当时战争频繁的年代这个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理论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保护关税的系统，正是中古时代施用于领地之间的。国家代替领地成为一个生产与治理的单位后，关税保护的范围也扩大而及于国家。因此，在柯尔伯的理论看来，工人的工资必须降低，以便产品有能力在国外市场竞争中赚取黄金，而雇主的报酬应该提高，以激励他们扩大生产、增加产量，特别是奢侈品，这种产品对战争毫无用处，但输往国外能博得厚利。国家的利率应予降低，以便企业家贷款。人类的竞争天性在毫无法纪的国际情势中，因这种国家主义的经济而制造出更多的战争，和平实质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
因此，在柯尔伯（及苏利、黎塞留、克伦威尔诸人）的观点中，商业的功能是输出成品以交换贵重金属与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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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理曼大帝以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这么大的国家从事这么多的改革，并完成得这么好。他颁布的许多规则不免扰民，并使他失去民众的爱戴，但它们为现代法国建立了一个基本形式，日后拿破仑只是继续并修葺柯尔伯在政府与法律上打下的基础。10年之间法国享受着从未有的繁荣，然而整个系统的缺点与国王本身使法国走向下坡。
礼仪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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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父亲因光头而戴假发，当时成为时尚，但路易即位后，因有浓密的栗色头发，废假发而不用。1670年后，他的头发渐稀，于是也戴起假发来。此后欧洲无论法国、英国或德国的贵族一律都是卷发如云，垂及肩膀，使每个男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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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的魅力部分在于内部房间的豪华装饰，部分在于朝臣的衣着，部分在于奢侈的娱乐宴饮，部分在于男人的名望和女人的美丽。他们被金钱、名望与权势吸引，像磁石吸铁似的被吸往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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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对礼节有严格的要求，在晚宴上看见一位没有头衔的女士座位排在一位公爵夫人之上他会大为不悦。无疑，他要使600位贵宾各就其位，因为固定的次序是必要的；而外来访客对宫廷表面的和谐与庞大的朝臣行列总是赞不绝口。在路易宫廷的礼仪与娱乐中，这种法国式的礼节、仪态与欣赏的标准，逐渐遍传各国中上层阶级，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
路易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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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国王对战争的看法，战争可以扩展国家的疆域，带来安全感与更多的收入，战争是取得名望与权力的捷径，战争可以发泄好战的冲动，可使耗费庞大的军队在国外取得补给，并有利于国家准备下一次战争。至于战争中丧失的人命，人总是要死的，而病死在床榻是多么荒唐的想法——有什么比为了祖国在战场上光荣牺牲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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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国王权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从查理曼以来法国从未如此强大，如此扩展。繁华盛典点缀着“太阳王”的成就。1680年，巴黎议会正式宣布路易为“大帝”。勒布朗将他画成一个神，君临凡尔赛宫。有一位神学家论证路易的成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国内的老百姓，在其困境中将他们的统治者理想化，对他们似乎不可征服的威势感到骄傲。甚至外国人士也赞佩路易，认为他发动战争有地理上的理由。哲学家莱布尼茨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王者，是我们时代公认的荣耀，是后世可望而不可多得的”。自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以北，维斯杜拉河（Vistula）以西，全欧的知识阶级开始说他的语言、模仿他的宫廷、他的艺术与他的方式，旭日已经高升。
国王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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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像新闻记者一样，常会在他记述的戏剧性事件中忽略平凡的背景，因为他知道读者喜好特殊性的事件，而且希望在事件的过程中加上人格化色彩。在法国的君主、首相、廷臣、贵妇与将军之下，是平凡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求爱、爱护与责骂子女、犯罪、忏悔、娱乐、争吵，烦倦地去工作，偷偷地上妓院，谦卑地祈祷。对永生救赎的追求不时介入日常的生存竞争中。当尘世的欲望减退、天堂的梦想增加，教堂内清冷的空气使尘世的纷扰得到暂时的休息。宗教的神话是民间的诗歌，而弥撒代表着救赎的安慰，教士本人也许贪梦于现世，他传播的信息却安慰了穷人和失意者的心。除了政府以外，教会仍然是社会与权力的一大支柱，因为在宗教上的希望，人民才耐心地屈从于工作、法律与战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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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耶稣会教士所持的决疑论是对中古时期禁欲的社会道德的一种合理而入道的调适，因为社会上发现享乐并不是罪过。但是特别在法国，其次在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将决疑论发展到如此纵容人性弱点的程度，许多虔敬人士，如巴黎的帕斯卡与威尼斯的萨尔皮(Sarpi)，及许多天主教的神学家，包括几位耶稣会教士在内，均表反对，对于他们来说，这等于基督教向罪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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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继承了教皇权限制派（Gallican，又称法国国教派）的传统——《布尔热诏令》（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及1516年弗兰索瓦一世的《政教协约》。在这些条文中，给予法国国王权力，任命国内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决定他们的收入，并在一个教区的主教死亡与新任到职之间一段时期内，得以任命任何圣职。路易表明他是上帝在法国的代理人，他对教皇的顺从，仅限于有关道德与信仰方面。全法的教士，在关系到法国国家方面，应该服从国王。
波尔一罗亚尔女修道院（1204—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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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的虔敬与当时官廷的不道德形成明显的对立，而二者的对立终于形成詹森教派严谨的神学和伦理与耶稣会和基督教对人类天性妥协的对立。
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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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得到一个想法：水银在一个托里切利试管中将依据气压的变化在不同的地方升至不同的高度。这个假设不是自托里切利得到的，但笛卡儿可能贡献了意见。他要求住在奥弗涅的姐夫带一个水银管到山顶上，记录在不同的高度水银管上升的数值。他姐夫照做了，1648年9月19日，与几位朋友登上多姆山（Puy de Dôme)，这里高出克莱蒙费朗约5000英尺。在山顶水银管的高度是23英寸，而在山脚下水银管升至26英寸。这个实验传遍欧洲，终于确定了气压测定法的原理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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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帕斯卡的《省区书简》之后，使“良心裁决”，这名词带有了诡饰不当行为或观念的意味。在当时它已成为法国文学的杰作。从作品看来，好像一个世纪之前的伏尔泰——那种文字中愉快的机智、尖刻的讽嘲、怀疑的幽默、热情的抨击实实在在都是伏尔泰的，而且在书简的后部，那种对不公正的愤恨也影响了伏尔泰，使他不啻成为一部嬉笑怒骂的百科全书。伏尔泰自己称《省区书简》为“法国前所未有的最好作品”，这位最深刻与严格的批评家称帕斯卡“创造了法国的优美散文”。波舒哀主教被问及如果他没有自己的著作，他愿意写出什么样的书时，他答道，帕斯卡的《省区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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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一个明智的赌注，因为信仰不能被证实。如果你赌它是真的，而结果证明它是假的，对你又有什么害处呢？
波尔一罗亚尔女修道院（1656—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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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那些如此艰深的问题，如神恩、命定说、自由意志等会令一个国家分裂，使一个国王如此激动？那是因为我们忘了宗教在当时的重要性。詹森教派可视为宗教改革在法国最后的努力，是中古时代最后一朵火花。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是一次反动而非一次进步。但在几个方面它的影响是进步的。它曾有一段时期为宗教自由而战，但我们不久将发现它在伏尔泰时代比在教皇时代更缺少容忍。
它在哲学上的影响是间接而无意的，它对上帝的观念是神将永恒的苦痛加于大部分人类，这个观念也许部分地导致伏尔泰与狄德罗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叛变。
国王与胡格诺派教徒（1643-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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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留任命有能力的人任职，不论他信奉什么教派，但路易继续表示将只任命优秀的天主教徒以职位，以为如此可以鼓励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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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违背了他个性中的优点，一点一点地屈服于这些鼓动。由于随时需要钱用于战争与享乐上，他发现教士可以供给他大批捐款，只要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其他因素也驱使他走向同一条路。他曾鼓励——应该说是贿赂——查理二世使英国转向天主教，现在如何能让新教在法国存在？
从路易实际主政开始，他和他的首相就发布一连串的诏令，逐步趋向撤销宗教宽容的敕令（南特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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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5年10月17日，路易宣告废除《南特诏书》，因为现在法国几乎全是天主教徒，《诏书》不再需要。所有胡格诺派教徒的崇拜与学校教育此后被禁绝。所有胡格诺教派的聚会所被摧毁或改建成天主教堂。胡格诺派教士被勒令在两星期内离开法国，但其他胡格诺派教徒的移民则严加禁止，违者将罚以苦工船的终生劳役。移民的财产一半分给告密者。所有出生在法国的孩童均须接受施洗，并须在天主教信仰中长大。最后，允许少许遗留的胡格诺派教徒获准在某些城市居住。这一条款在巴黎及其郊区照章实行。胡格诺教派的商人受到警方的保护，在巴黎附近地区再没有武力迫害，凡尔赛官的舞会继续下去，国王可以问心无愧地安眠。但在其他地区，在卢瓦的唆使下，武力迫害继续进行，固执的胡格诺派教徒被强掠与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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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居住在法国的150万胡格诺派教徒，约有40万人在《南特诏书》撒销的前后十年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边境。在这段苦难日子中，无数的英勇故事流传下来。新教国家欢迎这些逃亡者。
荷兰天主教徒、新教徒与犹太人合作，为胡格诺教派难民募集捐款。心怀感激的难民不但繁荣了联合行省的贸易与工业，还加入英国与荷兰的军队中与法国作战。
胡格诺派教徒在每个接纳他们的地方贡献他们在手工艺、商业与财政上的技术。全欧的新教国家都从法国天主教的胜利中获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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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蒙与沃邦是少数法国人中，首先明白驱逐这么多勤谨的公民将对法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人。卡昂丧失了织布工厂，里昂与图尔失去了3/4的丝纺织机。昂古姆瓦的60个纸浆磨坊中只剩下16个，梅济耶尔镇上的109家店铺只剩下8家，图尔的400家制革厂只剩下54家。马赛港口由于失去许多国家的市场而衰落。那些国家中，得胡格诺派教徒之助，生产出原来是从法国进口的产品。法国由柯尔伯一手重建的经济部分被破坏了，他费大力发展的工业现在在那些与法国竞争的国家中繁荣。由于工业收入大量减少，政府复又落到从柯尔伯手中挣脱出来的高利贷者手中。法国海军失去了9000名水手，陆军失去了600名军官与1.2万名士兵。也许这些损失部分造成了法国对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的失败，几乎动摇了国家根基。
波舒哀（1627-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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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从圣经经句中引出的政治学》（1679年、1709年），波舒哀维护绝对王权与君权神授的理论，较贝拉尔米内红衣主教维护教皇至上论更为热切。在《旧约》中说道：“上帝给每一个人民以统治者。”在《新约》中，保罗权威地说道：“那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使徒保罗又说：“因此，不论何人抗拒这个权力，便是抗拒上帝的委托，那抗拒的人将受到永恒的诅咒。”很明显，任何接受《圣经》为上帝圣道的人须尊奉国王为上帝的代理人，或如以赛亚称居鲁士为“上帝所圣化的”。因此，国王是神圣的，王权神授是绝对的，国王只须对上帝负责。但这个责任给予他严格的义务，他必须在言语与行为上都服从上帝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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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圣经》范围以外的国家，波舒哀仅一笔带过，但在这些大略的叙述中却见出他有卓越独特的洞见与了解。在帝国的兴盛与衰亡中，他看出某些进步的原则。在他及其他一些当时作家维护现代与古代的对立之中，进步的观念逐渐成形，并为日后杜尔哥（Turgot)与孔多塞（Condorcet)的理论铺路。这本书尽管有许多错误，但它是第一本现代的历史哲学，波舒哀的成就也可谓不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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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借显示这些宗教改革者的个人弱点及他们在神学上的争论，他希望离间那些追随者对这些大师的崇敬。他嘲笑每个人均可以自由解释《圣经》及借一本著作建立一个宗教的想法。任何熟识人类天性的人都可预见，如果此举不加反对，其结果是将基督教割裂成无数的派别，形成一个个人主义的道德。在这种状况下，人性的本能只能在不断加强的警察力量下才得以控制。从路德到加尔文到苏塞纳斯（Faustus Socinus)，从拒绝教皇到拒领圣餐礼到拒绝基督本人，然后从唯一神论到无神论，这是一步步对信仰的分解。从宗教叛乱到社会叛乱，从路德的论文到农民战争，从加尔文到克伦威尔到平等主义者（Leveller）到弑君，这是一步步趋向社会秩序与和平的解体。只有一个权威的宗教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道德与稳定，才能给予人类心灵在面对困惑、离乱与死亡时以力量。
在新教国家出现许多驳斥文字，痛诋作者诉诸理性的伪装，因为他竟然以强掠、驱逐、没收财产与苦工船劳役为天主教辩护的论据。而且，难道天主教中没有派别吗？哪一个世纪中没有天主教会的分裂——罗马天主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天主教？难道当时波尔一罗亚尔女修道院的詹森教派不正和他们耶稣会的天主教弟兄开战吗？难道法国的国教派教士不是由波舒哀本人领导，与教皇全权论派发生严重的争执，几乎与罗马教会分裂？难道波舒哀没有与费奈隆争执吗？
费奈隆（165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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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将认为波舒哀代表天主教在现代法国的全盛时代。天主教几乎已收复所有丧失在路德与加尔文手中的土地。教士们改革他们的道德风气，拉辛以他最后的剧本贡献给宗教，帕斯卡令怀疑主义者开始怀疑，国家成为教会顺从的代理者，而国王差不多变成了一个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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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并不很乐观。耶稣会教士仍在《省区书简》的阴影下，詹森教派并未被摧毁；胡格诺派教徒正在鼓动半个欧洲反对法国；蒙田较帕斯卡拥有更多读者；霍布斯、斯宾诺莎、培尔的理论正可怕地打击着信仰的大厦。
那位终有一日会与百科全书派碰头的近百岁老人丰特内尔，在1687年就已出版他的《圣经史》（Histoire des Oracles)，狡猾地对基督教的奇迹根基进行打击。在路易十四的宗教虔诚中，他已为伏尔泰铺好道路。
艺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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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艺术并不如某些人所怨尤的带有罗马风格，相反，是罗马的艺术附属于路易十四。他的风格即表现在追求古典化以期与王室的威仪一致。柯尔伯斥巨资买入意大利古典的或文艺复兴的艺术品，凡能将历代罗马皇帝的显赫转移到法国国都与国王身上的无一不做，结果使举世震惊。
“路易十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伏尔泰评语）。他“对艺术的奖掖，要比所有其他君王来得大”。当然，他是最慷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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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位、有财富的男男女女，浸淫于美好的环境和事物中，气派优雅，耳濡目染自有尺度。艺术家们便只有投其所好。当时法国贵族们的理想艺术风格是含蕴、收敛、优雅、柔美、光鲜，艺术也追求这些格调，社会也雅爱古典之风。艺术获益于这些影响和控制，但也付出代价。它是与平民脱节的，不像荷兰的艺术那样表现尼德兰的风格。它成了一个阶级、国家和国王的传声筒，而不是整个民族的心声。这个时期的艺术，我们找不到多少热情和深度，没有鲁本斯的艳丽色彩和丰满血肉，也没有笼罩伦勃朗的僧侣、圣者、豪富们的浓厚阴影。我们看不到农夫、工人、乞丐，看到的只是红尘场里的逍遥。
建筑
101
王权在财势和威势上凌驾于教会之上时，王室建筑也取代了教会的建筑。这时问题不在表现虔诚，而在表现权力上。对这一点，卢浮官极占传统上的优势，历代子民眼见它兴起，各朝君王也加上自己时代的表征。
雕刻
113
大体来说，艺术如被权力卫护、指使和控制的话，将会失去本色、元气和神采。路易十四的艺术是学院式的艺术，有条不紊的辉煌成就诚然宏伟，艺术的成就诚然无匹，但“创意”匍匐于权威，不能与大众同声相应，而民众是使哥特式艺术广受爱戴的深度原因。路易时期艺术内容的一致令人惊讶，但它太整齐划一了，以致一点也没表现出一个时代和民族，只是表现了一个“个人”和朝廷。财富对庞大的艺术是必需的，但若财富和艺术发展从普遍的贫穷和贬抑的迷信而来，那么财富不免粗俗、艺术不免暗淡无光，因为美与善是不能常相隔绝的。
法国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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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能克服这种种阻碍，可算是近代历史上极为突出的一件事。人们为求得形式的慰藉和超越现实，产生了很多的闹剧和喜剧。一夫一妻制的拘束使观众对合法与不合法爱情的戏剧胃口大增。黎塞留显然和利奥十世一样认为：为使剧院不至于逾越规矩的最佳办法是奖助优者，而不是不分皂白地整个排斥，如此可以引导大众格调、提升高贵的情操。伏尔泰说：“自黎塞留将戏剧带入宫廷后，巴黎足可与雅典比美。不仅学院中保留特别席位，而且学院会员中有几位是教士，甚至主教们也有席位。”
142
法国人爱莫里哀、演他的戏，如同英国人爱莎士比亚、演他的戏。我们不能像某些狂热的法国人，拿他来与莎翁并列。他只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是拉辛和蒙田。我们也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把他列在法国文林之首。我们也不敢肯定，布瓦洛禀告路易说莫里哀是当朝最伟大的诗人时，他是对的。布瓦洛说这话时，拉辛还没写出他的巨著《菲德尔》（Phedre）和《阿达莉》（Athalie)。但在莫里哀说来，他不仅仅是法国历史上的作家，他还是这么一个人：受困扰却尽责的经理，受骗而宽宥的丈夫，以笑声掩盖悲戚的剧作家，挣扎到死都与迁阔、偏执、迷信和虚伪作战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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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称路易十四时代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他却没有想到，他的时代被人称为“启蒙时代”。
所谓“开明”只属少数不受朝廷欢迎或那些过度荒淫玩乐、为人不齿的人拥有的特权。那时，教育由教会控制，教的全是一些中古时代的教条。从没有人梦想过舆论自由，所谓自由只不过是一些有幕后人物保护的大胆言论。在黎塞留统治下的人，比路易十四时代的人更富于创造力和灵气，产生的天才人物更多。但路易十四时代，王室对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奖励、对文艺界人士的照顾，是之前任何时代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艺术和文学都达到最华美的地步，如卢浮宫的圆柱廊和拉辛的《安德洛玛刻》。但有时只是华而不实，凡尔赛宫的装潢和高乃依后来作品中的修辞学，都犯了这些毛病。而且，那时的悲剧和其他主要艺术，都有矫揉造作之感。他们太过于依赖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他们从那些古物中找材料，而不是从法国人的历史、信仰和特殊风俗中找题材。他们只表现出一些受过特殊教育的特殊社会阶级人士的状况，并不能代表一般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所以，在这么多光芒四射的显赫人物中，只有平民化的莫里哀和拉封丹在今天最受欢迎，因为他们忘记了希腊和罗马，只记得法国，在那个正统文学的时代，净化了语言，塑成了文学的模式，美化了谈话的内容，同时在推理中加入了感情，虽然也使法国和英国的诗变得冷淡乏味。
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历史上，从没有一个统治者，以那么开明的态度对待科学、文学和艺术。路易十四迫害詹森教派信徒和新教徒，但在他统治下，帕斯卡写作，波舒哀证道，费奈隆教书。他把艺术当作政治手段和荣誉的一部分，在他的庇荫下，法国有了最伟大的建筑、雕刻和绘画。他帮助莫里哀对付一大堆反对他的人。他支持拉辛写完一个悲剧又一个悲剧。法国从未有过这么好的剧本、这么优美的书信和散文。国王的好风度、他的自我克制能力、他的耐心、他对女性的尊敬，使法国宫廷内外人士都养成彬彬有礼的优雅风度。这种风度流传到巴黎和全国，继而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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