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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哲学再度介人这个纷争之地。1579年，一位未经指明的作家——很可能是菲利普·杜普利西斯·摩那(Philippe Duplessis Mornay)，那瓦尔的一位议员——从瑞士西北的巴塞尔城，发出一则激动人心的宣言，名曰《人民有权反对暴君的辩白》（Vindiciae Contra Tjrannos)。它以拉丁文写成，但马上被译成各国文字。它的影响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法国，胡格诺教徒以它为工具，荷兰人则用它来对抗菲利普。清教徒用它来反抗查理一世，英国的辉格党利用它为废立詹姆士二世辩护。往昔国家与统治者之间默许的“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Contract），至此定型。而日后的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卢梭等政治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
国君的职责即在维护这项法则，使之具有积极的、自然的、神圣的性质。他是推行这一法则的工具，而非其主宰。“人民……是一个整体，应被视为王国绝对的主人和所有人。”但国王是否为暴君将由谁评定呢？不是群众可以决定的，“那就像万头的怪物”，宁可由地方长官来决定，或是像法国国民代表大会一类的议会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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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披荆斩棘，发现国家重建的工作比权力的征服更为艰难。32年的宗教战争使法国的景象萧条混乱，几乎像100年前“百年战争”后一样，法国商船已从海上消失。30万家园惨遭摧毁。战争的仇恨使道德坠落，复仇的狂欲已经毒化了法国。复员的士兵横行于道路和乡间，到处抢掠、谋杀。贵族们以效忠为条件阴谋敲诈，要求恢复封建领主的主权；各省长久以来自谋发展，使法国分割成一些自治政府；而胡格诺教徒叫嚣着政治独立与宗教自由。神圣同盟仍有一支仇视的军队继续作战。亨利以金钱收买该军指挥官马耶纳同意休战，最后于1596年1月达成全面和平。
至此全法国才意识到那瓦尔是法国国王了。厌倦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法国人开始拥护他——商人阶级请求他——奠立新波旁君主专制政体。王室的专制政治是英国内战的起因，却是法国内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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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他结束了宗教战争，而且教导天主教与新教徒和平相处。双方并不友善，因为虔信的天主教无法容忍胡格诺教徒权利的存在，而狂热的胡格诺教徒也视天主教的崇拜为异端的偶像崇拜。1598年4月13日，亨利冒险颁布历史性的《南特诏书》，赋予除17个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如巴黎）的城镇外法国800个市镇信仰自由。
像这样已经放宽的宗教自由仍未臻完美，因它仅针对天主教和新教而已，其他宗教则未受惠，但它已在欧洲创立最进步的宗教容忍范例。唯有这么一个对信仰充满怀疑的人才能改变“笃信基督教的国王陛下”成为一个基督徒。
巴黎议会在很长的时间中拒绝给予该诏书官方的登记，依照惯例，如果没有这项登记，任何皇家谕令均无法成为被接受的法律。亨利召集该会会员，解释其所作所为是法国和平重建不可或缺的。议会终于让步，并接受6位胡格诺教徒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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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利在撰写回忆录时，透露他曾向亨利和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建议一个“作大计划”：联合法国、英国、苏格兰、丹麦、瑞典、联合省份（荷兰）、新教德国、瑞士、威尼斯等国，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使美洲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解放德国，使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手，驱逐荷兰境内的西班牙人，然后战胜者把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及西班牙以外的欧洲瓜分成一个由15个自治邦组成的联邦“基督教共和国”（Christian Republic），各自治邦免除关税，互通贸易，将外交决策提交拥有最高军权的联邦委员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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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最后功业和突然逝世，使法国又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少数人认为这次暗杀是上帝的旨意，以拯救教会。但大多数人，不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则哀悼亨利之死，他们认为亨利为法国人民所做的，远非其过错、愚蠢和罪恶所能比拟。法国人不会忘记他登基时法国的贫穷，宗教混乱，官吏无能，贪污盛行；而在他的大力整顿下，法国现已秩序井然，气象一新，税捐虽高，但社会安定繁荣，国势富强，足以向西班牙的长期霸权挑战了。
他计划扩展法国领土到“天然疆界”在当时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但20年后，黎塞留遵行这项政策，路易十四则实现了这个理想。他死后不久，欧洲同意称呼他为亨利大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有继他之后的国王都遭责难，只有亨利四世仍高居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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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冲突仍然痛苦地持续着，不顾对天主教的虔诚，玛丽亚·美第奇固执地遵守着《南特诏书》。但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都无意容忍，教皇及其派驻巴黎的使者和天主教教士，都谴责法国政府允许异端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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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三访问波城时（1620年），惊讶地发现，找不出一所天主教堂供他做礼拜。这位年轻的国王以惊慌憎愤的表情，思索着威胁分裂法国国土与民心的信仰问题。他焦虑地在文武百官中寻找一位铁血汉子，以改变这个混乱的局势，使法国成为一个统一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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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6月28日，黎塞留颁布《恩典诏书》（Edict of Grace)，重申《南特诏书》的基本精神。全国陆、海军及其他文职职务开放给各教人士。看到法国的天主教徒服膺并尊崇新教将领蒂雷纳、斯丘伯格和亨利·罗翰等人时，整个欧洲都报以惊愕的目光。“从那时起，”黎塞留说，“我在任命胡格诺教徒各种要职时，宗教的歧异从未成为一种障碍。”以一种路易十四缺乏的明智，黎塞留洞悉——如后来柯尔伯注意到的——胡格诺教徒对法国确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他们放弃了反抗，安居乐业，从事发展工商业。繁荣景象前所未有。
法国受封建主义和宗教的祸害而成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复为完整的国家。她是一个不稳健和骚动的结合体，由傲慢、半独立的伯爵控制，他们随时能够破坏和平，动摇国家经济。大部分省区则受公爵的统治，他们宣称拥有终身统治权，并将其传给子孙。
黎塞留认为，收拾这种混乱局面，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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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黎塞留恢复专制君权之举，似乎是一种反动的暴政；但就历史演进及当时17世纪大多数法国人的想法而言，这是从封建的暴政趋向全国统一的一种开明的进步。那时法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尚未成熟，大部分法国人仍然恶衣恶食，目不识丁，笃信怪力鬼神，社会黑暗异常。法国的乡镇大多为商人控制，他们除自己的利润盈亏外从不热心公益，造福桑梓。而这些人因受到封建特权的限制，也无意笼络次要的贵族，组织类似英国的国会以遏阻君权。法国的议会不是代议和立法(Legislative）的议会，它们是超然的法庭，墨守成规，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些机构却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中产阶级、工匠和农人赞成实施专制的君权，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想见的唯一可以免遭封建领主专政迫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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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派遣专员到地方执行政务的制度，在亨利四世时期已实行了一部分，后来被弗朗得（Fronde）的贵族所阻。路易十四即位后，使这一制度奠定基础，拿破仑又加以修改，监督制度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主要特色，由此进一步统筹运用全法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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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残酷无情是治理国事必须的手段，而且自然而然地认为对人、对诸邦不能存有仁慈心肠，他们应受严刑峻法控制。他热爱法国，但法国人对他很冷漠。他同意科西莫·美第奇的看法，即祈祷念经无法治理国家大事。他也同意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基督的伦理道德无法安全无虑地被用以统治或保全一个国家。他写道：“一位基督徒很快地原谅一次伤害，但一位统治者对一个反抗国家的罪行，则应立即加以严惩……缺少这种（严厉的）德行——杀一若能儆百即是慈悲——国家将会覆灭。”黎塞留使“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at)一词普遍流行：道德律应屈服在国家的动机之下。他似乎从未对其政策是否符合国家需要表示过怀疑，因此，他像惩罚国王的仇敌一样排除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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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黎塞留）是宗教容忍政策的先驱，学识渊博，灵敏机智。他是音乐的行家、具有鉴赏力的艺术品收藏家、戏剧和诗歌的热爱者、文人骚客的益友及法国研究院（The French Academy）的创办者。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丰功伟绩在于解救法国，使其脱离西班牙统治。在此之前，法国由于宗教战争，几已沦为西班牙的附属国。他完成了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渴望而未能达成的目标。他破除哈布斯堡王朝环绕四周欲置法国于死地的包围。对于法国本身而言，他以独裁与君主专制政体的代价换取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而独裁与君主专制在后来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若说一个政治家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人民谋幸福与自由，黎塞留在这方面则离标准太远了。
黎塞留将会回答说，政治家必须考量本人及后代的自由和幸福，因此须先使国家富强，防止外力入侵和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家有正当理由牺牲这一代，以便其继承者获得安全。
黎塞留听告解的神父给他施了最后的圣礼，问他是否已饶恕了他的敌人。他回答，他一生从未曾有过敌人，除非是国家的公敌。他昏迷一日后，于1642年12月4日去世，享年57岁。国王下令以一周时间举行葬礼，人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瞻仰遗容。但在很多省区，人们点燃了庆祝的火烛，感谢这位“铁血主教”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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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国不适合战争，法国人虎头蛇尾，一开始显得热忱勇敢，但在紧要关头缺乏耐性和冷静，最后“意兴索然，变得比妇女们更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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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分歧曾为许多战争制造似是而非的借口，但现在开始因政治方面的涉足而身受其害。许多人逐渐怀疑那些为流血冲突辩护的教义的权威。在上流社会中，对基督教伦理的怀疑开始夹杂着对教条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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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优美的礼节却没有影响到他们以手取食的习惯。1600年以前，即使在贵族之间，刀叉仍然没有取代以手取食的习惯。而1700年以前，除贵族外，其他阶级用刀叉的习惯仍不可见。拉托尔·阿根特（La Tour d’Argent）是一间十分时髦的餐厅，因为在亨利三世打猎回程时，供应刀又给亨利三世用膳而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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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蒙田）的早期思想中，他勇敢地采纳了禁欲主义。基督教已分裂成许多自相残杀的宗派，利用战争与屠杀，使本身染上血迹，很明显，它已很难给人一个控制本能所需的道德标准了。于是蒙田转向哲学，寻求一种自然伦理，其道德法则不受教条起落的影响。禁欲主义似乎颇符合这个理想，至少它曾塑造了几个古代最佳人物作为典范。有一段时间，蒙田以禁欲主义作为他的理想，来训练自己的意志以自我征服。他尽量避免让感情骚扰他行为的正当和心灵的平静。他以平和的气度面对噩运，把死视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由于他的看法游移不定及当时法国基督教的堕落，他变成了怀疑论者，后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智学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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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洛克之前，蒙田就确认“所有的知识都是由感觉传给我们”，并认为理性依靠感性，而感觉会欺骗我们，因此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范围，得到的结论为理性是不可靠的。“在人的内在和外在都充满了弱点和虚假。“甚至于听任直觉的本能都要比理性安全些。且看看动物是如何利用这种本能相处——它们有时确比人要来得聪明些。”
蒙田由另一条途径掠近怀疑论——他思考人们对法律、道德、科学、哲学和宗教的信仰及其变异——在这些真理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真理？他喜欢哥白尼的天文学甚于托勒密的。但是“又有谁知道，一千年后，是否会有第三家理论起而代之”，而“更可能的是这个世界会不会全然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世上没有科学”，只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做的武断假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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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的信仰不过是为了掩饰人们无知的恐惧，在他对基督教做了彻底的批评后，他劝导我们接受此时此地的宗教，而他也忠于他的地理处境，回到他先人的宗教信仰。他喜欢具有仪式、感情强烈的宗教，他喜爱天主教甚于新教。他厌恶加尔文教派的过于强调宿命，作为一个具有伊拉斯谟血统的人，他喜欢入世的、亲切的罗马枢机主教，甚于日内瓦的罗耀拉。他对新的教条因袭了旧教条狭隘的观念感到遗憾。虽然他嘲讽那些因竞争性神话而小题大做的异教徒，他看不出焚毁这些迷途的羔羊有何意义。“毕竟，只因他人与我们意见不同就将之活活烧死，是太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了。”或是别人以此对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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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管他对理性所做的攻击如何，我们发觉，他使法国的理性时代萌芽，正如培根在英国所做的一样。蒙田——一位理性主义的评论家——如非理性本身，他什么也不是。为着他对教会的敬意，这位非理性的人深具理性。只有他在法国人的心中播下理性的种子后，他才答应妥协。假如他（像培根一样）试着不去扰乱穷人赖以慰藉的信仰，我们就不应拿他的小心与仁慈来非难他。他不是生来就爱批评的人。他知道他也会有错，他是理性与中庸主义的布道者。他是这样一位绅士，除非已有栖身之处给人，否则他是不会放火的。他的修养比伏尔泰更加深厚，因为他同情那些被他摧毁的东西。
吉本认为“在那个固执已见的年代里，在法国只有两位自由人士（有自由而且宽宏的思想）例外，他们是亨利四世和蒙田。”而一向以帕斯卡眼光冷眼看着蒙田的圣伯夫，最后也显出罕有的热心，称他是“前所未有的最有智慧的法国人”。
蒙田以后，法国文学整整有一个时代毫无发展。它几乎成功地逃过了宗教战争的灾祸，一直冬眠到战事过去。但另一方面，一些好战的宗教狂热摧毁着法国的文学。正如英国文学在内战后落在法国之后一样，在蒙田到高乃依之间，法国文学也遥遥地落在英国和西班牙后面。政治家黎塞留曾试着用恩俸养士，却以检查制度来妨碍它，并使它沦为对他个人歌功颂德的工具。他死后，这种恩俸制度被路易十三轻松地一笔勾销：“我们不想再受到它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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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留和国家统一，高乃依和法兰西学院，蒙田和马莱伯，布罗斯·萨洛蒙和芒萨尔，普桑和洛兰——对于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来说这些已是极其丰硕的成果。路易十四屹立于那些不断上升的艺术遗产中，在伟大的时代里统治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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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教派适合于经济中的商业特质。安特卫普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是当时北欧商业活动的中心，到处都是进出口业、投机买卖及各种类型的商业，单单保险业就有600个生意兴隆的代理商。莱茵河、马斯河、爱塞海、瓦耳河、须耳德河、莱斯河及上百的运河里，有各种不同的船只静静地来往如梭。布鲁塞尔、根特、伊普瑞斯、图尔奈、瓦伦辛、那慕尔、梅赫伦、莱登、乌得勒支、哈伦等地的手工艺业和制造业都很兴盛。多数把持城市的商人们敬重天主教教义，认为是政治、社会和道德根深蒂固的稳定力量，但他们不喜欢其华而不实的教阶组织，而喜欢加尔文教派容许受过教育的俗人参与教会政策管理和聚会的方式。他们很快开始对西班牙政府加诸于荷兰经济上的税收心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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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四处散发小册子与大幅标语，公开揭发宗教迫害。外国商人意识到革命的气氛弥漫，开始离开这个低地国。店铺关闭，商业萧条，安特卫普如死城一般寂静。许多荷兰新教徒逃至英国或德国。在英国，他们协助发展了纺织工业，使之在17世纪能与联合省竞争，在18世纪领导了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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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1月5日，一群来自埃诺、杜埃、阿图瓦、里耳等地的天主教贵族受到阿拉斯主教的鼓励，组成了一个保护他们的宗教与财产的阿拉斯联盟（League of Arras)。1月29日，荷兰、西兰、格罗宁根、乌得勒支及吉德兰诸省，为保卫他们的信仰和自由，组成了乌得勒支联盟，不久他们又联合了夫里斯兰、奥维里塞尔。这7省的“联合省”变成今天的荷兰，其余诸省变成“西班牙人的荷兰”，于19世纪成为比利时。这17省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一部分是由于南方绝大多数民众信奉天主教，而北方新教徒居大多数，同时也因大海港与河流在低地形成的地理上的分割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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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决心从荷兰人手中重新夺回荷兰港口的控制权，便召集了一支有77艘船的舰队，备以2.4万人。特罗普在海峡看见此舰队，便召来增援船舰。1639年10月21日，他以75艘船舰，驶近前去与敌人交战，击沉、摧毁或俘获大量西班牙的船舰，除了7艘逃逸，1.52万名西班牙水手在战争中被杀或溺死。这场战役在荷兰的历史上，与英国历史上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占同样的地位。这次战役使西班牙丧失了海上所有的海域控制权，截断了西班牙与殖民地之间的生命线，并与法国在罗克罗伊（1634年）战胜西班牙军队，一同结束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权势时代。
深深地卷入“三十年战争”的战火中，西班牙决定放弃荷兰，以便全力以赴与法国作战。1648年1月30日，在芒斯特，西班牙的全权大使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荷兰的“八十年战争”。联合省宣布脱离西班牙，他们的胜利得到承认。莱茵河贸易仅能经由荷兰港口进出北海，荷兰的商人在东西印度得以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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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占欧洲那么小比例的荷兰，竟发展成为两种如此不同的文化，如佛兰德斯与荷兰文化；两种性质不同的信仰，如天主教与加尔文教；两种格调与画法截然不同的画家，如鲁本斯与伦勃朗、凡·戴克与哈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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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些养尊处优的英国贵族，到强壮、坚忍的哈伦、海牙及阿姆斯特丹的市镇公民，确是一步极大的跨越。位于海堤后面的世界，是多么独特的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水域多于陆地，船只和商业投机多于宫廷和骑士团。世界经济史上再没有比荷兰的崛起为经济大国更令人惊讶的事，在人类文化史上也再没有比这种由财富转向艺术更具鼓舞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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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资本额为660万金币——比在3个月以前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多出 44 倍。1610年，荷兰商人与日本通商，1613年与泰国通商。1615年，他们取得了马六甲群岛的控制权，1623年占领台湾（Formosa)。他们征服了这些列岛王国达30年之久，并以爪哇的首府雅加达为统治中心。在那30年中，该公司平均每年以22%的本金额归还给股东们。胡椒从香料群岛输入，再以高于产地10倍的价格在欧洲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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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常以过分重视商业主义、对赚钱的狂热、及太过专心致力经济生活时而表现出粗俗态度遭人诟病。荷兰的许多历史学家也很坦率地接受这些论断。对于像荷兰这样一个民族——喜爱清洁、郁金香、音乐、艺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鼓励讨论及思想交流，同时允许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因而成为国际上的政治避难所——如果我们仅仅称呼他们的文化为商业文化，显然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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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新教徒认为，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与装饰物已经成为灌输教条的形式，使传奇永存不朽，却使思想受到了阻碍。他们宁愿以祈祷和讲道的方式，而不愿以艺术的方式来崇拜上帝，在他们保持的仪式中，唯一的艺术是歌唱。因此他们教会的建筑构造极为淳朴，即使在联邦各省区中，天主教也未曾建立任何值得纪念的教堂。16世纪，海外的商人从叙利亚或埃及带进了球茎状圆屋顶的建筑概念。这种建筑形态广布于荷兰和俄国，后来又传入德国，而成为中欧巴洛克式建筑的一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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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荷兰最主要的艺术之一。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地方——即使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也不例外——的艺术，享有如此盛名。1580年至1700年的艺术说明书，列举了1.5万件荷兰绘画作品。
由于教会与贵族势力式微，艺术开始走上家庭生活与写实主义的路线。新兴的赞助者是商人、市镇长、律师、公司、公会、自治区、医院等，作品也以肖像画、团体画及风俗画为主。几乎每一个荷兰城市都有由地方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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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力求通俗：圣者不再被用于题材了，商人取代了圣者的地位，住家与田野也取代了教堂。写实派大为风行，坐着供人绘画的资产阶级人士，欣赏画家们将他们稍加美化。那些悬挂在壁上的画大多是画着堤防和沙丘、风车和小屋、梭船和喧闹的码头，这些画使人清新愉悦，勾起实际与日常事物的怀念。前一世纪中，一般家庭悬挂的历史英雄、神圣殉道者及异端神像，现则被神情飘逸的豪饮者、酒坊醉酒者等画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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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本斯到伦勃朗，在范围和程度上，两人的画风竟有这么大的差异——欢偷的光线与抑郁的阴影，宫廷及出入宫廷的安特卫普贵族的欢纵淫逸与熟悉下层阶级的阿姆斯特丹破产者的痛苦悲伤。看这两位画家的画风，好比音乐上大和声中对位法的要素，会使人感到这个小国奋战庞大帝国的另一面的伟大及文明的复杂性，一端是欣然地以神话来装点它无可怀疑的信条和以艺术来装饰它所爱的神龛的天主教文明，另一端则是孕育出最伟大的艺术家以及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新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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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疑的深处，神秘主义将应时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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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经济仍是中古式的。国内的商业停留在小贩的阶段，国外的贸易大部分局限于但泽和里加两个港口。商人阶级在财富上是不足道的，他们很少被允许进入国会。贵族们控制着国会、国王和国家的经济。贵族们广大的地产都由受封建规定束缚的农民耕种，这些规定在某些方面比中古法国贵族庄园下的规条更加严格。拥有土地的贵族自己制定这些规定，并用自己的军队强迫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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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偏执、耶稣会的教学法、天主教的纪律、王室的政治、再加上新教本身的门户之见，终将破坏波兰境内的新教。新教教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正如他们反对古老的天主教一样激烈。农民们执着于旧的信仰，因为它是旧的，含有习惯的舒适性。巴托里和西格蒙德二世等君主恢复天主教信仰时，很多新教信徒或他们的子女发现和天主教会和平相处是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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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一看世界地图，”纳狄斯丁（Nadiezdin)在1831年说,“就会对俄罗斯的命运充满敬畏之情。”早在1638年，它的领域经由西伯利亚而达到太平洋，又沿着伏尔加河直到里海，然而还未能抵达黑海——因此发生了很多战争。1571年俄国的人口仅有1000万。如此广阔的土地养活1000万人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任意的垦殖使各个农场的损耗殆尽，俄国的农民只得四处迁徙以开垦新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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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那些图画似的教堂中，昂贵的装饰品闪烁着光辉，适度的幽暗烘托出宁静的气氛，庄严的仪式和洪亮的圣歌与祈祷令人神思恍惚。在这里，正教的僧侣们把俄国人塑造成虔诚、顺服、怀抱谦卑希望的典型。很少有一个宗教如此密切地与政府合作。沙皇为民表率，虔诚地奉行教规，并对教会宠礼有加，教会为了报答这种优遇，给予沙皇令人敬畏的尊严，使他的王位变成不容侵犯的神坛，而且教导人民对沙皇的顺从和服务，是人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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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府镇压社会不安和叛乱，认可并扩大奴隶制度，割让英格里亚以安抚瑞典，又与波兰签订了一个14年休战协定。这个休战协定使长期被拘禁的米哈伊尔之父——费奥多尔·罗曼诺夫——获得自由，他受戈杜诺夫之迫成为费拉雷特（Philaret）僧人。米哈伊尔使他成为莫斯科总主教，而且像欢迎一位议员一样来欢迎他，他掌握极大的权力，所以俄国人民称费拉雷特为“沙皇第二”。在父子的联合治理之下，仍有更多的起义和战争，但俄国在经过一个时代的混乱后，终于达成一个不稳定也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平。“混乱的时代”始于戈杜诺夫之死，终于米哈伊尔的即位，而米哈伊尔的即位，依次又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这个朝代将统治俄国直到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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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世界因为政治和神学问题引起的内部冲突中，一些有远见的人因为上帝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大的斗争中采取的中立态度而惴惴不安。伊斯兰教信仰曾被从西班牙逐出，但伊斯兰教世界仍然广大。
在那里及在被包围的维也纳，主要的争论不在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而在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在伊斯兰教四面包围中，基督教世界仍过着四分五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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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教义在战争时激励人们趋向充满希望的勇敢，但在平时却导人于消极的宿命论，它用苦行僧人的舞蹈和神秘的梦引诱人们。虽然伊斯兰教兴起的初期，在科学上曾有伟大的成就，但现在它迫使哲学成为浮夸而无内容的教条。伊斯兰教学者——那些博学的神学家，他们以《古兰经》为基础，写出穆斯林的法律——将伊斯兰教儿童塑造成忠诚固守伊斯兰教正统的典型，而且努力防止“理性时代”在伊斯兰教世界抬头。在那里，宗教在和哲学之间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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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以他们沉静的德行闻名，但同样一个宗教，在平时将他们驯服得静若处女，在和“非教徒”的战争中却激烈地放任他们。奴役被俘的基督徒是被允许的，同时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基督徒的土地上，有土耳其人专为捕捉奴隶而做的袭击。但是，无论在数目和残忍程度上，土耳其的奴隶买卖都较基督徒在非洲大肆搜捕奴隶而发动的袭击逊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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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的统治者必须提防那些枪炮，因为奥斯曼的苏丹们曾经扬言他们要使整个欧洲变成伊斯兰教的领土。广阔疆域中的人力和财富使他们得以拥有欧洲最强大、最精良的军队。单单近卫步兵就超过4万人。或许，西方和基督教的得救应归功于奥斯曼帝国异常辽阔的领域，因为距离太远无法将散布各地的资源汇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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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年至1638年，法国和德国先后被困于宗教战争中，而原本想将西方疆界推向维也纳的土耳其人，却转移力量对付波斯。这对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毋宁说是一大恩泽。这里，宗教再度变成权力与野心的借口。土耳其人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律法斥责波斯人为异端，因为他们信奉非正统的沙伊而把自穆罕默德女婿阿里以来所有伪伊斯兰教哈里发指为篡夺者。当然，真正的宣战原因是现实生活的驱策多于神学的因素——意欲借统治少数民族而独得额外的土地、资源和纳税的人口。
648
现在——显然是在欧洲的影响下——俗世画家们逸出正统的伊斯兰教习俗，他们作画时以人物为画中主题。这个结果和意大利的情形正好相反。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风景最初是被忽略的，然后偶然用之作为背景，再后来风景的地位超过了人物。在伊斯兰教的绘画中，人物最初是被排除的，然后偶然被允许在画中出现，但是只有在较后的阶段，人物才在构图中占有主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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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巨大的辩论尚停留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而未达到达尔文和基督之间时，我们不可能期望了解这个文明和钦佩它的艺术。文化上的竞争还没有过去，但是大部分的竞争已经停止流血，而现在它们在交互影响的渗透下互相混合。东方采用了我们的工业和军备而“西化”，西方厌倦了财富和战争而追求内在的安宁。或许我们将要帮助东方消弭贫穷和迷信，而东方将帮助我们达成哲学上的谦逊和艺术上的精妙。东就是西，而西就是东，不久这对双生的孩子就将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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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年，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如伏尔泰所言早已名不副实，仍是一个面积广大由半独立小邦拼合而成的杂烩，这些小邦包括德意志、卢森堡、法兰奇·孔特、洛林、瑞士、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及部分的匈牙利。这些小邦都承认那位属于古老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为它们的领袖，这个王朝从1438年开始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608年。查理五世逊位后，该王朝将欧洲的一半划分成两个部分，分属它的两个支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则统治西班牙及其属地。历史上由一个家族君临如此众多的人民达如此之久实属罕见。
偶尔召开的帝国国会（the Imperial Diet）发现抑制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比制定为各邦所接受的法律来得容易，而那7位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帝国选帝侯则利用手中的选举权来控制他。这些选帝侯是波希米亚之王、萨克森、勃兰登堡、巴拉丁挪的统治者和“教会选帝侯”——科隆、特里尔、美因茨诸地的大主教。神圣罗马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仅限于奥地利、施蒂里亚、科林西亚、卡尼奥拉和提洛尔，有时也及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利西亚及匈牙利的西部。他独立的岁入也来自这些地区，如果需要更多的钱，他必须低声下气地和控制帝国财源的帝国会议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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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德国异常混乱：它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名称，是由一群具有相同的语言、经济形态，但习惯、政府、货币、信仰各方面则互相歧异、互相猜忌的小公国所构成之大杂烩。每个部分除了神圣罗马皇帝之外，不承认有任何上司，而对神圣罗马皇帝通常都是不理不睬的。有些外国人对此感到快慰。“如果它完全臣服于一个君主，”托马斯·奥维巴里（Thomas Overbury）爵士1609年写道，“它将成为欧洲各国的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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