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培根认为老的《理则学》由于强调理论而非着重于实际的观察，致使科学停滞不前。因此他的《新工具》一书便极力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思想组织与体系——经过经验与实验方法来做自然的归纳研究。虽然此书本身残缺不全，而且仍有许多不妥善之处，却是英国哲学史上最光荣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堪称为“理性时代”的作品，以拉丁文撰写，但是用词清晰流利，半数以上的句子，都是向人发出内心警告的心声。
而且，像17年后的笛卡儿，在其著作《方法论》（Discourses on Method）里，从怀疑每一件事情作为哲学的开始，因此，培根在《大更新》中要求一个“知识的修正”作为开始的第一步。“我们所拥有的人类知识，只是混杂与难以消化的东西，由许多轻信与意外及第一次吸收时即由不成熟的许多概念组成。”因此，在开始时便须尽我们所能，澄清心中所有的先人观念、偏见假设和各种理论，甚至我们须从柏拉图即刻转变到亚里士多德；我们须摒除思想中的“偶像”，或循循相因的幻想与玄思，天生的个人判断的癖好或传统信仰及团体的教条；我们须驱除所有内在期望上的思想逻辑轨道和所有思想暧昧的荒谬言语。我们必须把那些哲学中主要的演绎系统——那些仅是意欲从少数的定理与原则而推论出永恒的真理——置之身后。在科学中没有魔术的帽子，任何从著作中得知的事物，都必须放入观察或实验中。
220
他并不是如教皇乌尔班八世认为的，“人类中最睿智、最聪明、最卑鄙的人”。蒙田比他聪明，伏尔泰较他灵敏，亨利八世比他卑鄙得多，培根的敌人却称他仁慈、乐意助人、易于宽恕别人。他因自私而卑躬屈膝，其骄傲也足以使神明愤怒；但我们也有与他相同的缺点，因为他散发出的人道光辉而宽恕他。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其航行的助力，看自己就像别人看我们一样，都会受到损伤。
他不是科学家，却是科学的哲学家。他的观察范围很大，但也因他的思维范围太广泛，以至无法有充足的时间做专门研究。他尝试了一些，但收效甚微，他较当时的科学进步落后很多。
他忽视开普勒、伽利略和纳皮尔等人，他经常注意这些，如《新大西岛》一书中，仍旧低估了想象力、假设和演绎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他建议对资料做耐心的搜集和分类工作。
他并不是第一个“推翻亚里士多德的人”，罗杰·培根和佩特鲁斯·拉姆斯（Petrus Ramus）在数世纪前即已如此。这些学者欲摒除的并不是希腊学者（培根有时也了解），亚里士多德便经常运用、赞赏归纳法和实验法，他们摒除的是使之变形的阿拉伯及经院学派的“不够水准的哲学家”。培根本人推翻的对象是从古代玄学里演绎出中古信条的错误想法。无论如何，他有助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从其过分固步于尊敬古代的境界中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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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表明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尚情感——由知识的扩张而改善生活——后代的子孙将会记得他是一个活的里程碑。科学家们不是因为他提供的方法，而是受其精神的鼓舞与振奋。有数世纪之久，人们的心灵被限制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或囿于他们自己的希望织成的网中，一旦解脱，对于一位热爱事实、喜欢寻根究底及热衷于怀疑的诗句，却处于无知、迷信及恐惧的深渊中的人而言，这是多么新鲜啊！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像多恩，认为这个世界是颓废的，急速地走向衰颓、破灭的末路。培根却宣称那时代是个充满向上的奔放活跃的年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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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将培根置于理性时代的先驱地位，他并不像他的某些继承者一样，是理性的崇拜者。他不相信所有未经过实际经验检查过的认知及受欲望玷污的结论。“人类的知识能力并不是洁白的，有时受到意愿与情感的混入。如此，从事研究的科学可以被称为‘科学即人所欲’。因为一个人会更急切地相信他所意愿的，一定是真实的。”培根指出：“理性是由种种事实中引析出来的……从实验与理性两种技巧的密切、完美的结合中……可以企求发现它。”
他并不像18世纪的哲学家们，置理性为宗教的敌人，或以理性来取代宗教，他在哲学与生活领域中，替他们两者安排各自的范畴。但是，他拒绝依赖传统与威权，他要求利用理性与自然的解释来替代情感的想象、超自然的干涉和流行的神话。他替所有的科学树立自己的旗帜，起草以后数世纪以来最热切的思维。不论他愿意与否，他揭示的事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组织，知识的普遍扩张与播散——促使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为其生存而与科学和哲学扩张对抗。
224
封建制度是农业的组织与依附，西欧的君主专制是封建制度的组织与顶峰，这两者由于其深植于土地和地主的经济组织而密切结合。在英国，两种经济的发展，切断了这种封建的根源。一是“绅士”的成长，小有财产而无贵族名衔，这些人就土地而言，介于有头衔的贵族和自耕农之间。他们周旋于国王、法庭和封建思维的惯性之下，以钱购买或占取平民院的席位，渴望一个屈服于他们的国会和屈服于国会的政府。二是中产阶级财产的扩张——银行家、商人、手工艺者、律师、医生——和中产阶级要求的与经济力量相对应的政治权力。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并无共同利益存在，他们只在尝试牵制地主望族、谄上骄下的法庭及一个世代相传的被认为是经济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之源的国王。
225
阶级战争逐渐演变成地域与道德的冲突。北方是农业经济，大多数为秘密的天主教徒。伦敦与南方日益增长的工业区却信奉新教。新的工业阶级坚持独占事业与保护性的关税，要求自由经济，工资与价格应由劳力与货物供给决定，生产、分配、利润及财产不由封建领主或政府控制，商业财富，利益取偿，或财富的控制皆无瑕疵。贵族及其农夫仍坚持彼此义务与团体责任的旧封建观念，要求国家规定工资与价格，利用习惯与法律限制就业与利润分配等。贵族们抗议为了国内外市场而生产的新商业经济，瓦解了阶级关系与社会秩序。贵族（及绅士与政府）因通货膨胀影响了他们赖以为生的传统税、租税、税捐的价值而颇受威胁，他们以愤怒与蔑视的眼光注视着在行政上享受优势的律师与统御城市的商人。他们恐惧重商业的伦敦的力量，他们占全英国500万人口中的30万，有能力资助一支军队和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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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清教徒渴望一个民主的神权政治，在那个国度里，人们仅有道德与宗教上的不同，此外皆无差别；除基督外无统治者，除《圣经》外无法律。他们怨恨支持英国国教教会的重税，他们中的商人感觉自己深受奢侈而优越的国教教会的榨取。
他们过分严守道德，如同后世的运用自由一样，但或许他们不人道的律典是纠正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松弛道德所必需的。他们在历史上造成了一些极强烈的人物——克伦威尔与弥尔顿及那些征服美洲荒野的人士。他们卫护并传递给我们议会政府与陪审团审判的范例。对于他们而言，在某些方面英格兰欠缺不列颠人具有的冷静，欠缺不列颠大家庭应有的稳定和英国人公开生活的整合性。
252
国会于1640年11月3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平民院由500人组成，代表财富，而不是代表英国人民。短期国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又回来了，筹划报仇。赛尔登、汉普登与平姆两度掌权。克伦威尔虽然还不是领袖，但已是一个受人瞩目的人物。
时隔久远，无法对之进行客观地描绘，因为从他崛起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描述他是一位极富野心的伪君子，或称他是一个政治家圣人，个性极为矛盾——有时候他加以调和——他个性中相反的性质产生了这种矛盾的意见。这或许是了解奥立弗·克伦威尔的关键所在。
255
爱尔兰突然爆发的野蛮暴动（1641年10月）使国会更加恐惧。菲利姆·奥尼尔（Phelim O’Neil）、奥摩尔三世（Rory O’More ⅢII)与其他领导分子号召自由战争，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天主教徒反抗压迫，爱尔兰反抗英格兰的残忍迫害，这次反叛因为带有愤怒情绪，他们的作风极为野蛮。爱尔兰的英国人，为保护那些在当时对他们来说似乎合法的财产与生命，以残忍回报野蛮，每一次胜利都演变成屠杀。英国国会又错误地怀疑国王鼓励爱尔兰的暴动，以便恢复天主教，而这种行为在日后将施之于英格兰，因此拒绝国王筹集资金以组成军队拯救在北方的英国人的要求。他们认为这种军队可能会转向对抗国会本身，致使爱尔兰的暴动继续蔓延于英国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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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国会转送查理19条建议，他接受即是维持和平最基本的条件。他须将军队与所有军事要地的控制权交给国会，国会校订宗教仪式与整顿教会行政，任命与解职所有皇家大臣与皇子的监护人，排斥所有在这次事件以后产生的贵族院议员。查理拒绝那些建议，认为那样无疑是君政的实质破坏。好像是法国大革命的预演，国会指定了公安委员会，7月12日命令：“立刻组成一支军队。”克伦威尔与其他人便返回自己的自治市镇招募志愿军。8月2日，在向国家的上诉中，国会反叛的基础不在于国会向往统治权，而在于以天主教徒在英国起义而祸患即将来临。警告全国说，国王的胜利将会迎来对新教徒的大屠杀。8月17日，特务分子包围了军事仓库。8月27日，查理在诺丁翰扬起军旗，从而启开了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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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英格兰的分裂是有史以来罕见的。伦敦、港口、制造业城镇，大致说来，南部与东部地区、多数中产阶级、部分绅士、尤其是所有清教徒都支持国会；牛津与剑桥，西部与北部地方，多数贵族与农民，几乎所有天主教徒与圣公会教徒、英国国教等，都站在国王这边。平民院本身又分为有300名议员的革命派和有175位议员的保皇党；贵族院110位贵族中，有30位是最先与国会站在同一阵线的。财富的均势也在对抗国王，伦敦有一半的国家财力与贷款都为革命所用，查理在任何地方都借不到款，海军也反抗他，封锁了外来的援助。他只有依赖领主与大财主，因为这些人认为他们的土地利益有赖于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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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克伦威尔）在战事爆发之前，没有军事上的经验，但他人格的力量、坚定的目标与意志、他玩弄人类宗教和政治情感的纯熟技巧，使他将军团锻炼成为单一纪律与忠诚的队伍。清教的信仰与斯巴达的伦理观念，同样使他造就了这支意志坚强的军队。这些人并不破口骂人，相反，在他们的军营里从未听到诅咒，只听到传道和祈祷声。他们不偷不抢，但侵入教会并赶走那些“高级教士”或“天主教”的教士们。他们碰到敌人时，便以欢愉或愤怒的心情射击对方。他们战无不胜。1645年6月14日，在内斯比（Naseby），保皇党军正击溃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的步兵时，克伦威尔以他新的骑兵扭转劣势，并取得压倒性胜利，使国王丧失了所有步兵、炮兵、半数的骑兵及通信文件的复本。这些文件被公布，揭露了他计划从爱尔兰带更多的军队到英格兰
266
59位法官，包括克伦威尔在内，签署了死刑判决，1月30日，在浩瀚汹涌的人群前，国王安静赴死。他的头被行刑者的斧头砍下。一位目睹者说：“当时，在场的数千群众同声一叹，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我希望以后也永不再听到。”
处死是合法的吗？当然不。就现有法律而论，前进的与鲁莽的国会据有了皇家特权，而被100年中的一些先例认可。查理真诚地护卫他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继承来的权力，他犯了罪而对抗以至继续犯罪，但其致命错误是否定为了社会安定，财富须重新分配，政治力量也须重新分配的意见。
被处死合乎正义吗？是的，像战争一样公正。以前法律可因军事审判而摒弃，失败者只可要求恩惠，但胜利者须预防新的反抗，为吓阻其他事情的发生，或为其自身与追随人员的安全，便可处以最高的刑罚。假定国王胜利了，克伦威尔、爱利顿、费尔法克斯和其他许多人都会被吊死，或对那些被判有叛国罪者处以酷刑。
处死是聪明的措施吗？可能不是。克伦威尔显然相信，一位活着的国王，无论他是多么安全地被监禁，将会再度刺激保皇党叛变。而如此将使国王的儿子，在远不可及的法国或荷兰，不因其父亲的错误而染有瑕疵，不久又会浪漫地发放光彩。查理一世的悲剧导致国民感情上可预见的激变，在11年后又重蹈覆辙。后来的历史间接显示慈悲是明智的。查理的儿子詹姆士二世也犯了同样大的错误。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贵族政治的手腕来管理，准许他逃往法国，但废立的结果是永远的。无论如何，早期的大革命使后来的光荣革命成为可能。
此次大革命与法国16世纪胡格诺教派的起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似，虽然有许多岐异——第一个事件是严格与俭朴的加尔文教派，因商业的财富而力量大增，反对重仪式的教会与绝对专制的政府的叛变；第二个事件是国民会议的革命，显示了财产与中产阶级的力量，反对由富有却落伍统治者领导的土地贵族的政治。1789年，英国已消化了前两次的革命成果，而能以恐怖的心情来正视他们自己相同的革命。因为过去，他们为了安定曾使国家遍染血腥，并杀了一位国王。
271
经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双重风暴后，意大利在普遍的贫穷，宗教的慰藉与和平的粉饰之下，日渐臣服于西班牙。
西班牙势力并非军事侵略性的，除米兰和那不勒斯外，它不干涉诸王国的内政。但对商业的厌恶与对自由知识的畏惧，使意大利人的生活笼罩着一片阴影。与东方和美洲的贸易，现在已转移到西班牙人手里，这些财富曾支持了文艺复兴，现在则充裕了西班牙、英国、荷兰的文化勃兴。由于宗教改革，教皇的税收减低，意大利受创至深。富有忍耐性的农民继续努力不懈并热切地祈祷，无数的教士祈求，商人们失去社会地位和财富，贵族们则沉迷于对名衔的追求与奢侈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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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国、尼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大不列颠都落入宗教改革派之手，一连几位强有力的教皇总算帮助罗马教会生存下去。特伦特会议已巩固并增加了教皇对各地宗教议会的主权，年轻而有力的耶稣会——保证并效忠于教皇。圣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安东尼·贾斯利里（Antonio Ghislieri)于1566年以62岁高龄成为底护五世。他私生活的圣洁似乎与他追捕异端的严格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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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说来，“设计研究会”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很有技巧的妥协。令人惊讶的是，耶稣会士欢迎戏剧的再生。他们翻译、写作并排演剧本，且发觉对学生而言，戏剧是训练演讲与口才的好方法，在舞台安排与布景方面他们走在时代前端。他们用辩论来训练机智和推理能力，但是他们不鼓励老师和学生思想的独创。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产生一个受过教育却保守的优秀分子，可以在智慧和行动上领导，但是不被教条中的疑点困扰，且坚信天主教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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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耶稣会还同意了他们最杰出的学生伏尔泰的看法，认为塑造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塑造该国的国王。到1700年他们已担任了好几百位显贵的告解神父。女人尤其有感于他们良好的仪态以及他们对世界容忍的态度。由于担任重要女人的告解神父，这些聪明的神父便成为重要的人物。
他们坦白宣称他们想与人类打成一片，而不想在修道院中孤立自己，于是他们使道德观念适应俗人根深蒂固的风尚。根据他们的判断，严格的基督教伦理只有隐士和圣人可能实践，人性的本质要求对于完美的规则有缓和的余地。这种伦理教条的调整已有先例，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完美主义进行修正，犹太法学家也曾使古老的希伯来法律适应都市生活的新情境。虽然在他们自己的教规中——通常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也如此——耶稣会轻视肉体，但他们了解肉体，所以给予肉体道德上的余地，以免罪人被迫反叛而不再效忠教会。为了减轻基督教规与人类本性之间的紧张，耶稣会和其他神学家发展出是非论——道德规条应用于各种特殊情况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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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丁·路德相反，耶稣会修士提倡努力工作的目的在于获得解脱，反对强调原罪，而且他们以重新肯定自由意志来补偿圣保罗、圣奥古斯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詹森·科尼利斯（Jansen Cornelis）等人的黑暗宿命论。
耶稣会较合人情的伦理观，加上他们的基本概念，他们保守的组织及遍布各地的力量，使世俗的天主教教士不欢迎他们，新教派更痛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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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8世纪，在中国的耶稣会修士擅长科学，放弃了神学的教条主义。他们研究中国古典经籍，被其中的高度智慧所感动。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似乎令人钦佩地引导了道德与社会的安定，孔子思想的确有不少值得崇敬之处。但是其他传教士对罗马宗教裁判所抱怨（1645年）说，耶稣会轻视十字架与教规，说是会吓坏中国人，因他们不习惯于人类杀死神祇的思想。耶稣会修士不以拉丁文而以中文做弥撒，他们允许教徒保留很多当地宗教的仪式。耶稣会传教士担任将军与皇帝的医生、外科医生、商人、放款人以及顾问，得到不少财富。耶稣会修士方面却惊讶于圣多米尼克修会及圣方济各修会坚持告诉中国人，基督教是逃避永恒神谴的唯一方法，而他们所崇拜的祖先正在地狱受焚。
301
耶稣会修士从哪里得到这个令人注意的政体之概念呢？也许部分来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英国政治家及作家）的《乌托邦》(Uropia，1516年），部分得自《福音书》，部分也得自他们自己会团的组织，因为会团正是沟通许多独立海洋的岛屿。无论如何这种组织被证明颇受土著欢迎，那是不用武力而用说服所建立的，维持了130年（大约1620-1750年）。当它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候，其奋死抵抗令侵略者大为震惊，甚至连法国启蒙运动的怀疑论者都大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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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其他脉络的音乐发展集合而成歌剧。某些中古的神迹剧，在动作之外还加上音乐与歌曲。这些作品如同受难曲。教会就像其他许多艺术的保姆一样，也是歌剧的母亲或保姆。有音乐伴奏的叙唱调在中古后期宫廷中也曾听到过。文艺复兴学者曾指出，部分希腊悲剧曾用乐器伴奏演唱或朗诵。1472年在曼图亚宫廷，安杰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把音乐和戏剧结合在他简短的作品《俄耳甫斯的故事》中，现在那个悲哀的寓言由歌剧开始了它长期的漫游。16世纪宫廷流行的假面剧也为歌剧提供了另一条路径。也许现代歌剧中的芭蕾、奢侈布景和华丽衣着都是从文艺复兴假面剧动作中舞蹈、彩饰和华服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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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唤起历史感，便可了解何以全欧洲对第一次十字军的这篇动人描写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它被喝彩，因为是基督教世界长期等待、唯一需要的史诗。塔索开始写此诗时，欧洲正集资建立舰队要与土耳其人在莱潘托会战。写作中大战发生，那一仗打赢了，但土耳其人的迅速恢复正在威胁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这首诗完成的时刻，基督教的堡垒罗马正陷于危险。在那样的气氛下，男人和女人读着感人诗句写成的故事，描写布永的戈弗雷，如何在1099年率领一支饱经患难但胜利的基督教军队占据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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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完美继续太久也会令人生厌。改变对生命、感觉和思想都是必要的。令人刺激的新奇可能只因新奇而显得美丽，直到后来被遗忘的旧形式又在时间的轮盘上转回来，被当作年轻与清新的事物来拥抱。所以文艺复兴把哥特式艺术赶出意大利，嫌它太野蛮，直到后来艺术家与赞助人对美的平衡与令人痉挛的对称厌烦了，且像大教堂的滴水口一般嘲笑着古典的廊柱、轩辕和三角墙，将哥特式的精神送回到巴洛克式（baroque）极不规则而精密的作品中。
古典艺术一心要表现客观、无私、完美。巴洛克式容许有独特性的艺术家，甚至凭他一时的兴致，表现并不真实刻画的题材（如荷兰绘画），而只是虚构的形式造成的情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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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力的因素在意大利艺术方面始终持续着：教会仍是最活跃、最有效的赞助人。
但是特伦特会议和随之而来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已立下了较严苛的格调，裸体不再在意大利艺术中出现，而虔诚的题材也不再成为肉感的工具。
会议维护宗教偶像，对抗胡格诺教派和清教徒的攻击，但它坚持这些表征必须激起崇拜，而不是挑起欲念。而改革派不赞成崇拜圣母和对圣徒的祈祷，反宗教改革的意大利画家与雕刻家再度以粗糙的写实主义表现殉道者的受苦，以有意识的感伤手法表现圣母的故事。教会亟欲去除艺术的异教成分、灌注教条与虔诚、加上意大利政治与经济的挫折，使这个时代成为文艺复兴的最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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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在1638年拜访意大利，曾记载说，意大利学者觉得他们那个世纪的光荣已随西班牙的统治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来临而消逝。也许臣属状态与检查制度已损害了意大利的心灵与艺术——虽然塞万提斯、卡尔德隆、委拉斯开兹等人也在西班牙严苛的宗教裁判所治理下取得辉煌成就，但是结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是一位葡萄牙的水手，而不是一位西班牙将军或一个禁书目录的编者。达·伽马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水路，一条很长的路线，但比曾使意大利富庶的梵蒂冈或热那亚贸易通道还要便宜。葡萄牙和荷兰商业正在取代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英国的纺织品也正在夺取佛罗伦萨人的市场，而宗教改革已切断了德国和英国的金子运往罗马的一半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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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即位（1556年）统治西班牙时，统有鲁西永、法兰奇·孔特、休达、奥兰、荷兰、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萨丁尼亚、菲律宾群岛、西印度群岛、南美的大部分、部分的北美、中美洲的全部，加上葡萄牙及其在亚洲、非洲和巴西的属地；同时是萨伏伊、帕尔马和托斯卡纳等的宗主国，而且是菲利普的叔父斐迪南一世治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盟国。西班牙拥有一支5万人的陆军，以勇敢善战和训练精良著称，由当时最好的将军们领导。西班牙的海军有船舰140艘，每年的国库收入是当时英国的10倍。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进西班牙港口。这时的西班牙宫廷是当时世界上最华丽的，西班牙贵族则是最骄傲的。
331
1492年驱逐犹太人，曾在西班牙商业和财政结构上造成一个真空状态。热那亚人和荷兰人成为西班牙国外商业的主要承运者。大公统治下的西班牙，在外交和战争上远较在经济事务上熟练，其财富的增加依靠黄金的进口。有一段时期，人们仍很贫穷，政府却较前富有，大多数黄金被用于战争，或被承运西班牙商业的外国商人赚走，直到政府几乎变得和人民同样贫困。
西班牙不仅拒绝了“宗教改革”，而且除了接受伊拉斯谟运动，也拒绝了文艺复兴。她在现代化的国家中保持着中古的作风，并以此满足。人民的贫穷却因教会的富有而感到光荣。从比“教皇更天主教”的国王到土匪——没有一个匪徒是没有宗教勋章或法衣的——每一个人都是虔诚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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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舰队”被击败之前，西班牙的士气受到认为西班牙正领导一次反伊斯兰教、荷兰和英国的圣战这种信念的鼓舞。这个梦破灭后，西班牙就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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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官很朴素，教堂虽然属于严肃的多利安柱式建筑，却拥有一个闪耀着斑岩、玛瑙的黄金光辉的祭坛，祭坛由一个高架支持着，那上面也被精巧地装饰着。接待贵宾的大厅广阔而华美，菲利普自己的房间却是整个建筑物中最可怜的一间，与隐士的小室一样朴实无华。整栋建筑物象征着菲利普的权势，他的房间则表现出他的个性。
他（菲利普二世）想成为一位圣徒，却无法忘记自己是个国王。他知道自己是世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觉得“傲慢”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政治上的义务。但他穿着如此朴素，有些陌生人在埃斯科里尔遇到他还误认他为侍从，让他做他们的导游。他那突出的下颌可能会使别人识出他的真相，因为它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显著的挑战。
342
他（菲利普二世）父亲的遗命中，防卫基督教世界对抗穆斯林是哈布斯堡政策的主要部分。1570年，他加入威尼斯和教皇发动的一次对穆斯林的战争，以求结束土耳其人对地中海的控制。菲利普正在拟定计划而3个同盟国正集合舰队时，塞浦路斯岛落入土耳其人之手。1571年夏,他们已在墨西拿聚集了208艘军舰、5万名水手及2.9万名士兵，每一船头都竖有一架耶稣受难像，旗帜都被祝福，祈祷文被掷上天空，那位勇壮的年轻海军上将发布圣战的呼号：“基督是你们的统帅，你们为十字架而战。”1571年9月16日，这支舰队夺得一次胜利，终止了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优势。由于西班牙在这次战斗中供给了超过他分内的船只和人员，菜潘托之誉降临到堂·胡安和这位国王身上，此时菲利普已接近他生命的顶点。他在1580年继承了葡萄牙王位，将那块战略要地收入他正在增大的领域中时，他真正攀上了生命中的巅峰。
伊丽莎白派兵援助荷兰（1585年）、后将玛丽处死（1587年）时，多年以耐心容忍伊丽莎白对西班牙船只与海岸进行财物掠夺等海盗行为的菲利普，决心转向战争，并竭尽政府的财力装备“无敌舰队”。全西班牙的人都支持这一努力，并祈求胜利，他们感觉这支舰队的命运将决定欧洲的历史。
菲利普以外表的坚忍接受了这一次屈辱的灾难，他说他派遣那些船只是去和人作战而不是去和风作战。但那次的灾难使他精神崩溃，甚至也使西班牙崩溃了，虽然此后他继续奋斗了整整10年。一个世纪后，西班牙才承认她的失败。他几乎不相信，在他花了30年的时间为此一信仰奋斗后，上帝竟遗弃了他。阴暗的真相最后一定降临到他身上，他以赋税而使民穷财尽，除了意外地取得葡萄牙及暂时地逐退土耳其人——他们再度占领突尼斯并正恢复势力外——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失败了。亨利四世在法国正走向胜利；荷兰人的叛变不能妥协；教皇对“无敌舰队”的损失分文不认账，新教已经掌握了繁荣的北方；英国取得了制海权，不久便控制了美洲和东方；而那位不能信任的泼妇伊丽莎白，正得意洋洋地坐在她安全的宝座上，已经愚弄了那时的每位国王。
349
葡萄牙与西班牙分享扩张的狂喜和教条的残忍，却先西班牙而衰落。她殖民地的迅速扩张，将国内富有事业心的子民都吸往海外；农业被忽视或是留给工作情绪冷淡的奴隶；里斯本充满了腐化的官吏、贪婪的商人和一文不名的劳动者，完全依靠帝国的剥削或贸易生活。
350
于是，菲利普二世在1581年进入里斯本，成为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他以谦恭和贿赂，极力赢取这个国家的友谊。
菲利普保证将葡萄牙的领土置于葡萄牙的行政官员管辖之下，不指派西班牙人担任葡萄牙的官吏，而且维护葡萄牙人的特权和自由。这些保证在他有生之年都是被遵守的。因此，菲利普轻易便继承了葡萄牙的海军及她在非洲、亚洲和南美等地的殖民地。那条古老的划分西、葡两国领域的教皇线不见了，欧洲国王中权势最大的一位，如今势力更大，此时正准备用入侵英国来毁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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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引起这次文化的爆发，使文学和艺术的灿烂交辉？或许是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多次胜利——美洲的征服和剥削，西班牙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印度等地的权势和利润，及在西班牙本土战胜摩尔人和在莱潘托战胜土耳其人。在西班牙人的危机已相去甚远的今日，我们很难了解，那些多姿多彩岁月中的危险和成功如何燃起天主教信仰的热情，从而使大部分西班牙人对他们的血统和对他们的宗教一样引以为荣。检查制度和宗教裁判所，我们或许会觉得令人窒息，但在十字军抵抗伊斯兰教的战争中，为了国家的统一，却被政府视为必须采用的手段。那些被禁止逾越神圣教义的西班牙人，却在狭窄的领域内翱翔于小说、诗歌、戏剧、建筑、雕刻、绘画等至高无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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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大臣、贵族和高级教士们都慷慨地资助学者、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然而，白璧之中也有微瑕：教会严格地监视着每位教师，而菲利普二世本人，为了保持西班牙大学的完美及西班牙人在神学方面的净化，除了科因布拉、博洛尼亚和罗马等地的大学外，禁止西班牙青年进入任何其他的外国大学。“黄金世纪”之后，这种知识上的垄断，可能已在西班牙的文明不育症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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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编年史逐渐变为具有文学和哲学形式的历史著作。这一时代的西班牙小说也历经带有骑士气概和田园韵事的过程，一跃而至小说史上的制高点。骑士的爱情故事仍然很多，从圣·特蕾莎到塞万提斯的每个西班牙人，都渴盼地读着这些作品。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些作品或是对过度强烈的西班牙宗教的一副缓和剂，因为爱情故事的信条是爱，而骑士们效忠的对象并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他们选中或幻想中的淑女。为了保护和拥有这些，他们会击败许多其他的骑士，但并不是破坏上帝或人们的法律。塞万提斯开始写作时，人们对这类故事的疯狂热情正逐渐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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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想象为时空所囿，无法了解戏剧在17世纪的西班牙扮演一个多么活跃的角色及它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在意大利，它几乎将本土的悲剧逐出境外。在法国，它提供给亚历山德罗·哈迪(Alexandro Hardy）、高乃依、莫里哀等10余位作家故事情节。它在拉辛之前确立了法国悲剧的形式，强调道义而唾弃修辞。我们回想到塞万提斯和其他西班牙小说家对勒萨日、笛福（Defoe）、菲尔丁和斯摩利特等人的影响及由这些人间接影响狄更斯（Dickens）和萨克雷（Thackeray）；我们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艺术，甚至是现代的法国艺术和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建筑、雕刻和绘画加以比较时，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世界上西班牙语系的民族，在任何人面前都会因自己的遗传和血统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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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本身及向外寻求黄金，都是原因：西班牙的青春和活力，毁于该半岛对美洲的探勘和利用；而他们从美洲送回的黄金腐化了西班牙的生活，助长了怠惰，提高了物价；西班牙的商业运输落入荷兰和热那亚人手中。西班牙政府贮存黄金，货币贬值，将从事生产的摩尔人逐出国外，以钱财鬻爵，向每种物品征收高税，使经济陷于停滞。工业萧条、失业大增、商业萎缩、人口减少、而城市倾颓时，却将财富虚掷于海上探险和宫廷的奢侈生活上。狭隘的贵族政府失去了一切威严，街道上到处陈放收款箱，挨家挨户地乞求捐献，以支持国内的财政无能和国外的失败。
这一切使一个微小的，土地贫瘠而多山，领土被海面局限，而海面复为外国商业竞争者与海上敌人所制的小国家，逐渐消耗了它的人力和资源。只有修道院和教堂依然存在，固执地把守着它们巨大的、不容剥夺、不容征税的财产，而那些除生活奢侈之外一无所长的僧侣人数却与日俱增。当宗教以天堂应允的空话来劝慰贫困、钳制思想、引导西班牙过已过时的生活时，法国和英国却致力于奖励工业、掌握商业，向“未来”进军。对日益变化的环境的适应，是生命的体现，也是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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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心里疑惧不安，便表现出竞争性。各种团体、阶级、国家、种族，一如其组成分子因疑惧不安而钩心斗角，争其所欲，尤以法律不彰和缺乏保护力量的社会为然。大自然使所有生物为生存而竞争。欧洲1517年宗教改革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纷乱期间，这种集体的竞争利用宗教为其外衣，达到政治经济的目的。经过一个世纪后，斗争集团终于放下了武器，而基督教仅于废墟中幸免于难。
法王亨利二世在1559年比武中不幸去世时，他15岁的儿子继承王位——弗朗索瓦二世。法国因哈布斯堡王朝与瓦洛伊斯家族的长期战争，几乎濒临破产局面。当时法国政府每年收入为1200万里弗，公债为4300万。许多地方官4年从未领到薪俸。法国人不理政府催促，拒绝纳税。财政冲突迫使里昂于1559年陷入经济混乱的局面。美洲的金和银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入法国以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工资与物价竞相上涨。
战争一日不停，通货膨胀难以遏制。或许这是偿付宗教战争的一种不虔诚的手段。天主教会是全国一枝独秀的机构，1600年，全国共有9.4万名传教士、8万名修女、7万名僧侣或修道士及2500名耶稣会教士，拥有雄壮宏伟的大教堂、堂皇的主教辖区及广大肥沃的土地。法国1/3（有人说2/3）的财富属于教会。宗教战争的幕后，隐藏着争夺或保有这份教会财产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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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在来自日内瓦的教改家加尔文的号召和领导下，不再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团体，已成为从教义和社会两方面反抗教会的一股急速蔓延的力量。加尔文认为这些人约占1559年全法国人口的10%。米什菜（Michelet）则估计他们到1572年时，人数将增加两倍。
他们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全国大会（1559年5月26日）。他们坦承效忠于法国的君主政权，但要在新教势力所及的地区组织共和政体。像其他被压迫的少数分子一样，他们对自由有一套暂时性的观念，但他们同意天主教的主张，法国须推行“真正的宗教”使之遍播全国。他们的教规比其他敌对的教会的教规更严格。他们不参加舞会，不穿华丽的服装，不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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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仍崇信天主教，他们信仰天主并非物质上的因素，是因为天主教古老的信仰中，有令人向往的神话，也有节日庆典慰藉身心，非严肃刻板主张宿命论的新教可比。无产阶级人数虽少，反抗却大，他们谴责雇主，凡提倡改革的事，他们都表示赞同，至少意味着某些改变。
中产阶级也同样听信那些在日内瓦受训练、被遣送到法国的勇敢传教士的话，法国的商人在大博览会里遇见有钱的德国人、英国人和瑞士人后，都注意到这些商人和新教徒领袖的合作无间及他们信仰新教而获致的繁荣。他们长久以来遭受主教的轻视商业和墨守种种封建陈规的压迫，听说加尔文对商业和财政具有好感，并与俗人合力控制教会、重整道德，他们既感兴奋，又感艳羡。他们憎厌教会的财富、什一税和封建的贸易税。他们不能原谅君主国对中央政府的懦驯，致将数百年来他们视为政治禁衡的地方行政区归隶于中央政府。甚至银行家也欢迎胡格诺派教徒，因为胡格诺派教徒主张贷金取息，而教会对这件事自始即不赞成，虽然后来对此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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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曾警告他的信徒，对政府不要采取激烈的反抗，但他们在政府加紧迫害之下失去了耐性。1559年6月，亨利二世曾经命令全国的法官将反抗政府的新教徒处以死刑。弗朗索瓦二世在吉斯唆使下重申前令，又下令摧毁所有新教徒聚会的场所，凡隐匿新教徒或知情不报者，不论其是否该犯的亲戚，均处以死刑。1559年的最后5个月，有18个人，以执迷不悟崇信异端、拒绝参加弥撒或接受天主教圣餐会等罪名而被活活烧死。数百名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因此逃入日内瓦接受加尔文的援助。留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则开始组织军队以应付未来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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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认为第三次宗教战争是一场革命，企图瓜分法国成天主教和新教两个国家。她谴责奥皮塔尔和解政策的失败，奥皮塔尔辞职，吉斯受命继其首相职位。1564年9月28日，政府取消宽忍法规，宣布法国的新教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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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果胜利，可能一口咬定凯瑟琳曾下令批准对“总司令”袭击为借口而杀死她。他们告诉这位23岁的大孩子，要在他母亲的性命和6名胡格诺教徒的性命之间做一选择。他若是不同意，天主教巴黎一旦荡平暴乱，他可能因愚儒而遭放逐的命运。国王对这些理由不以为然，他问难道逮捕胡格诺教徒领袖并遵循法律途径加以审讯还不够吗？大臣们答称现在采取这项行动来避免战争暴动，已经太迟了。凯瑟琳威胁要迁回意大利，让查理独自面对恶劣的情势。最后，约午夜时分，狂怒交集的查理几临精神崩溃边缘，一阵发作后他突然叫嚣说：“天啊！既然你们一定要杀‘总司令’，我同意！但你们必须杀死法国所有的新教徒，免得留有活口跑来责备我……杀吧！统统把他们杀光！”他口出秽言，躲开了他的大臣们，把自己关在房中。
如果本来阴谋者只计划谋杀少数几人，现在他们更利用国王疯狂的命令尽可能将胡格诺教徒赶尽杀绝，凯瑟琳坚持保全那瓦尔的性命，而年轻的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和蒙特莫伦西则得助于他们高贵的出身而幸免于难。派尔医生被国王所救，这时巴黎各区的队长已接获命令，武装其部下准备在8月24日，即圣巴托罗缪节，凌晨3点，教堂钟响时采取行动。全权委任状已下达吉斯家族，准许他们执行延缓多时对“总司令”的报复行动。吉斯传话给民兵队军官说，教堂钟响时，他的部下应四处搜捕胡格诺教徒，见者即杀。为防止逃逸，巴黎的城门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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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太后突然感到一阵懊侮或恐惧，即下令吉斯家族停止屠杀，但他们回答已经太迟，因为科利尼一死，胡格诺派教徒必须根除，否则反抗必随之而起。凯瑟琳屈服了，命令敲打警钟，开始屠杀胡格诺派教徒。有些城市的屠杀行动惨绝人寰，几至空前疯狂程度，即使真正残酷的战争中也很少有这种情形。一般人因久受压抑，获此解放，也欢欣地参加了屠杀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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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新教徒把这次大屠杀事件视为卑鄙野蛮。奥伦奇的威廉告诉法国特使：查理九世永远无法洗清他血腥的双手。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接到许多复仇的要求而感困扰，主教们进谏称安抚民愤的唯一方法是，立即处死那些拒绝宣誓效忠王室而被捕下狱的天主教徒，至少苏格兰王后应即刻处死。伊丽莎白不为所动，她一大早即整装上朝接见法国大使，她对法国大使所称胡格诺教徒阴谋叛变，致被屠杀一事颇表怀疑。
凯瑟琳满怀欣悦地脱离屠场，国王再度成为她的臣属，而胡格诺教徒的问题也似乎获得解决了。但她错了。虽然很多法国的新教徒见风转舵以免被杀，但这种反悔，日后被证明是一种权宜之计。大屠杀后不到两个月，胡格诺派教徒发动第四次宗教战争。
1573年7月6日，查理签订了《拉·罗契尔和平条约》，保证新教徒的宗教自由，就政治方面言，这次大屠杀并无任何成就。
胡格诺派教徒知识分子以前曾表示效忠国王，现在对查理九世感到恐惧，并怀疑诸侯的权力和君主政治的体制。胡格诺派教徒法学家弗朗索瓦·霍特曼（François Hotman）于大屠杀后逃亡瑞士，一年后他著书大胆攻击查理。在书中他说：“国王的罪恶已使人民失去了对他的忠诚。他是一个罪人，应予废位。”那年年底以前，霍特曼又在日内瓦出版他的《法国一高卢》（Franco Galia）一书，该书为宪政史上最早尝试的论著。他认为高卢一法国的君主政体，皆由选举而来；至路易十一以前的历代君王均向国民大会或其他类似机构负责；目前卑鄙的议会及久经忽视的全国代表大会即为选举权被削弱的剩余物；而该选举权即由人民授权上述机构而来的。“仅人民有权选举和罢免诸王。”他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召开大会，该会有权制定法律，宣战或媾和，任命主要官吏，规定承继权，并废除庸君。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肇端。
死神不久劫走了查理九世，其内心善恶交战的紧张心情，终使先天不佳的身体不支倒地。他有时注视着他心黑手辣的斑斑罪迹，有时则谴责自己不该同意那场屠杀，有时被杀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哀号一直在他耳际回绕使他难以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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