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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年11月17日，一位递送快信的信差急驰进伦教以北36英里的哈特菲尔德宫（Hatfield)，禀告伊丽莎白·都铎（Elizabeth Tudor）：她已是英格兰的女王了。其异母姐姐玛丽女王带着恶名，在天未破晓时逝去。在伦敦，国会接到这个消息后，高呼“天佑伊丽莎白女王！愿其长治吾民！”——谁也未曾想到，那会是45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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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5年的考验，已使伊丽莎白了解应该如何君临天下。1533年，有亨利八世这样的父亲是幸运的，但是有安妮·博林（Anne Boleyn）这样的母亲却很危险。其母亲的不贤德及被处死，给未懂事的孩子打上烙印（1536年），而这个阴暗的遗产带来的痛苦一直伴着她的年轻时代，只有登基为王才能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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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明白，假如她与教会妥协，则教皇自会洗刷其为非法私生的羞耻，并承认其统治的权利，但她并不倾向于妥协。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拥有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代国会没收教会所得的财产。这些财产所有人深恐恢复天主教势力会导致强制归还那些教产，都准备为这位新教徒女王作战，而且英国的天主教徒宁可拥她为王而不愿再发生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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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是因为全国宁愿接受其合理的专制，而不愿见到派系争权的混乱局面。没有人想到要让人民来自治。政治——永远如此——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项竞赛。大部分的英国人讨厌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厌恨她的独身生活。但大体说来，人民也感激女王赐予的低税率、商业繁荣、国内的秩序、长期的和平、盛典及“皇家出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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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廷和整个国家中，宗教改革的激烈争斗不断，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将会困扰、毁灭女王。她是新教徒，可是全国有2/3或3/4的人口为天主教徒，多数司法官和全国僧侣皆为天主教徒，新教只在南方港口和工业城市发展。他们在伦敦占优势，欧陆各国的难民进入该城，使新教徒人口剧增，但在北方和西方的乡村里——几乎完全是农业地区——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不过，新教徒远较天主教徒热心。
16世纪的新教代表一种为将来而战的新思想的热能，天主教则具有深植于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力量。
在少数派的逐渐增加中，宗教纷争已经产生了怀疑主义——甚至到处产生无神论的主张。教派之间的冲突、抨击、互不宽容及基督徒信念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强烈对照，促使某些抱实际观念者怀疑所有神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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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怀疑伊丽莎白抱有自由思想。
虽然如此，就像1789年以前的多数政府一样，她也认为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和道德制裁的宗教，对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是不可或缺的，直到她稳固其地位为止。她一度显得摇摆不定，意在让天主教君王抱着她会改信旧教的希望。她喜欢天主教仪式、教士独身的生活及弥撒的富于戏剧性，假如不是唯恐屈服于教皇之下，她会与教会保持友好。她不相信天主教，因为那是一种外国强权，可能使英国人对教会的效忠超过对女王的忠贞。她在其父的新教熏陶中成长，那种新教等于没有教皇的天主教。她想在英国建立的就是这种宗教。她希望英国教会采取半天主教礼拜式，可以缓和乡间天主教徒的情绪，至于抗拒教皇，则可以满足城市的新教徒。她同时希望国家控制的教育使新的一代接受自己的这种措施，因而宗教纷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在宗教方面，犹如其婚姻，她也迟疑不做决定，以便达成其政治目的，直到其强有力的敌人面对既成的事实。她让他们对她存有幻想而彼此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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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假装不压制舆论自由，她说，任何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就可享有思想和信仰自由。其唯一要求是为了全国的团结须有表面的一致。塞西尔使她确信“宽容两种宗教的国家不可能有安全”——但是伊丽莎白仍要求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容忍新教徒。她不反对和平的伪善矫情，可是表达意见的自由不得转而解释为言论自由。
1563年，神学家的一项集会确立了新的教义。大家赞成预定论：上帝凭其自由意志，在创世之前，不管人类个体的善恶与否，已选择了某些人为其选民，注定得救，其余诸人则被扬弃受地狱的折磨。他们接受路德信仰得救之说——那就是说，选民的得救并不是因其善行，而是信仰上帝的慈悲及耶稣为救人类而流血。
通过一项国会法案（1566年），规定此种新神学的“三十九条款”（Thirty-Nine Articles）为英国教士的义务，它们至今仍是英国正式国教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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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宜通过17世纪和18世纪哲学家及革命赢得的相对宗教宽容来看这些立法。当时各教派互相斗争，受政治影响而更加复杂——宗教宽容的范围受限。16世纪各党派和各国政府均认为宗教意见不同就是一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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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圣经》为绝对可靠的指南，他们发现伊丽莎白将主教权利和教士法衣由罗马手中夺取转交于英国国教，在《圣经》上找不到根据。一方面，他们发现教士除基督外并不受国王的统治。他们承认伊丽莎白是英国国教的领袖，但其目的只是要摒弃教皇而已。他们在心中杜绝国家控制宗教之说，反而希望以其宗教来控制国家。1564年，他们开始被称为“清教徒”——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因为他们想澄清英国新教《新约》未有记载的各种信仰和礼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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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宗教是国家内在的构成部分，因为社会秩序乃至物质繁荣必赖道德规律，而道德规律如无宗教的指导和支持，必归于崩溃，因此各国应对其人民施以宗教训练。英国国教固是不完整，可是其他亚当子孙组成的教会也是如此。
胡克的逻辑理论迁回而不够深入，缺少说服力，其学识局限于经院哲学，因此未能解决当时的问题，其感激社会秩序的立论，使他不能了解追求自由之背景。清教徒承认其文章流利通顺，但仍自行其是。许多人因为被迫在国家与信仰间做一选择，因而向外移民，正好与大陆新教徒移入英国的路线相反。荷兰欢迎他们，于是英国人将教会建于米德尔堡（Middelburg)、莱登（Leiden)、阿姆斯特丹。在那里，流亡者及其子孙辛苦工作、教育、传道及写作，心情平静地准备完成他们在英国的胜利和在美洲的建树。
爱尔兰于1169年至1171年被英国征服，自此以后即被英国长期占领，理由是若不如此则它可能会成为法国和西班牙进攻英国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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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的爱尔兰政策是基于她相信信奉大主教的爱尔兰会危及新教英国的安全。
庇护四世派遣一位爱尔兰籍耶稣会教士戴维·沃尔夫(David Wolfe）至爱尔兰（1560年），沃尔夫具备他所属教会的勇敢和尽职的特性，因此能建立秘密教会，带进许多化装的耶稣会教士，恢复天主教徒的虔诚敬神和希望。酋长们心悦诚服，前仆后继反抗英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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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爱尔兰的政绩使其光荣减色不少。她低估了在几无道路的国家施以征服的困难，更未顾及该地人民因热爱其土地和信仰而不惜牺牲的意愿。她责备其代表的失败，而不知道这些失败部分应归因于她自己的吝啬。他们无法给养军队，军队才会发现抢劫比作战更有利可图。她在停火和高压恐怖政策之间摇摆不定，从未决定一贯的政策。她建立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1591年），爱尔兰人却与以前一样未开化。在花了1000万镑的战费以后，她所得到的和平是岛上一半的土地荒无人烟，而在岛上存在着那种不可言说的积恨，终导致俟机而起的另一次残杀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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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海盗行为入手，进而又经营有利可图的贩奴生意，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葡萄牙人首先经营的。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当地土著在恶劣气候下从事非人的苦力活，以致人口剧减，很需要较强壮的劳工。土著的保护人拉斯·卡萨斯（Las Casas）亲自向西班牙的查理一世建议，将较加勒比海的印第安人更为强壮的非洲黑奴输入美洲，以便替当地西班牙人做苦工，查理同意了，但是菲利普谴责贩奴，并训令西属美洲总督禁止奴隶进口，但经由母国政府特许进口者例外—这是昂责而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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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皇在1493年的仲裁几乎完全把美洲划归西班牙及哥伦布的恩赐，西班牙此时已很富有。经过许多航行和教谕后，地中海已不复为欧洲人的文化和权力中心，大西洋时代已经开始。欧洲濒临大西洋的三大国家当中，法国受到内战影响无法竞争海上霸权，英国与西班牙就像贪婪外伸的海岬一样，继续争取新地。当时似乎不太可能解除西班牙在美洲的优势。1580年，西班牙在那里已有几百个殖民地，英国却一无所有。每年自墨西哥和秘鲁等矿产取得的无数财富源源进入西班牙。这时命运似已注定西班牙将会统治整个西半球，让南北美洲成为其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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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及其将领以古代的方法设想这次海战——钩住敌船登上敌船，然后人对人作战。英国的计划却是炮击敌船船身，击沉载运众多船员的敌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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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几乎影响了今日整个欧洲文明。海战技术至此有了决定性的转变，钩住敌船然后登船战斗的技术已经落伍，改为自船边和甲板上炮轰的技术。西班牙的衰弱导致荷兰人独立，亨利四世继为法王及北美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教势力也得以维持并增强，天主教在英国完全萎缩，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也不敢再勾结教皇。假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建造适当、领导优秀，天主教可能收复英国，荷兰可能会屈服，而导致莎士比亚和培根成为胜利英格兰的象征和成果的那种骄傲与精力可能永远不会迸发，伊丽莎白朝人的欢乐也将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打击。所以战争能决定神学与哲学，而杀害和破坏的能力是允许生活和建设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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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作“后见之明”的回顾时，我们似应稍减这个人物的光明面，要注意和宽恕这位盖世女王的许多缺点。她绝非圣人或贤哲，而是一位有脾气有感情、热爱人生的妇人。“宗教的真理”此时尚未完全建立，而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并非其全部臣民均能“在自己的葡萄林下吃他们自己种的东西，唱和平的欢乐之歌”。其统治的智慧部分为其朝臣的智慧。她的善变常常反而证明对她有利，这或是时局改变的结果。有时候他们决定了失当的政策，只有赖其敌人的内乱助她幸存。但通过公平或不正当的手段，她终究生存了下来，而且日益兴隆。她从法国手中解放了苏格兰，使之与英国结合；她使那瓦尔的亨利发布《南特诏书》(Edict of Nantes)，宽容新教徒，以与巴黎的天主教弥撒抗衡；她即位时发现英国已经破产、受人轻视，死后所留下的英国是富裕而强盛的；而在人民富裕中，学术和文学的力量日见增强昌盛了。她继续其父的专制，但是因其人道和吸引力而减少许多专制色彩。她既无丈夫也无小孩，她把母爱施予英国，思诚地爱护它，并鞠躬尽瘁地为它服务，她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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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运动继续进行，因为放牧较耕种更为有利。农奴几乎完全消失了，但圈地运动和合并已使许多佃农丧失了土地，因而产生一群不幸的劳工阶级，他们在各个田庄或扩张的城市的各个工厂中不安地出卖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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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公会受到中古种种规矩的束缚，在这个个人主义改革的时代，不断失去其市场。聪明的生产推动者集结资本、买进原料、再配销给工厂和家庭，然后买进其成品，分售给交通所及的各个城市。英国的资本主义首先开始于家庭，即由父亲、母亲、女儿及男孩共同贡献劳动力给企业经营者。此时，“家庭经营制”兴起，至16世纪晚期大为流行。
著名的《学徒法》（Statute of Apprentices,1563年）建立了由政府监督并强制的劳工立法，直到1815年该法仍有效。该法旨在避免懒惰和失业，规定每位身体健康的青年应为学徒7年，理由是：男人在23岁以前，多数是狂野、无判断力和无足够的经验去自治，虽则这并非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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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说来，该法施行结果是保护雇主对抗雇工、保护农业对抗工业及保护国家对抗社会革命。
物价上升影响工业和商业，犹如它对贫民是一种悲剧一样。其主因是欧洲的开采银矿、自美洲进口稀有金属及政府任由通货贬值。
伊丽莎白尽力抗拒英币的贬值，她采纳谨慎的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Thomas Gresham）的忠告，他警告她的话成为“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意谓货币由贵金属所制成者将被人收藏并运至国外，只有劣质货币才作其他用途，特别是用来付税，国家“得到人民支付的是自己铸造的货币”。伊丽莎白、塞西尔改革女王父亲及兄弟曾加以贬值的货币，并恢复英国货币中的金质和银质。但是物价仍然上涨，因为金银的流入和货币的发行量已经超过物品的生产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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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颇有进展。成品的输出是抵付进口原料和东方奢侈品的较佳方式。此时，市场的扩展是由地区到国家，再到欧洲，甚至及于亚洲和美洲。政府的工作范围和权力，也受商业扩张和贸易问题的影响而日见增加。英国就像西班牙与法国一样，希望输出货品，换回黄金，因为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以拥有珍贵黄金的多寡来计算国家的财富。培根显然是第一位谈及有利的“贸易平衡”的学者，其意思是说只有出超才会流入白银和黄金。
他知道金银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但它们是一种国际货币，在紧急时可用以购买很多东西，甚至收买敌人。国内工业在平时应善加保护，以免到了战时国家必须依赖外国产品，因此政府以关税阻碍进口，以补贴鼓励出口。“商行”纷纷组成，在外国销售英国的产品。
喜爱海洋和财富的人纷纷冒险走向海洋，找寻新的贸易路线。地理学是他们热情的副产品的一部分。寻找市场和殖民潮带来了造船热，英国森林尽成桅樯和船身。英国开始统治海洋，大英帝国也已名副其实地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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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苛责之词往往是道德家的言过其实，他们怒斥已经不在乎地狱恐怖的男女，或许群众既不如以前坏也不如以前好。但如清教徒那群少数人整肃道德、钱袋及嘴巴一样，少数异教徒也赞成许多意大利人的看法，即宁可享受生命而不愿忧虑身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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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婚姻是在互相垂爱对方财产的情形下，由双方家长安排的，然后当时乐晕晕的女神就成为清醒的主妇，献身于小孩和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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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坐在长条凳或板凳上，有靠背的椅子是一种奢侈品，保留给主客或家长或主妇使用，故“请椅上坐”（To Take the Chair）就是“主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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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家用银盘，储藏银盘就等于筑了反通货膨胀的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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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还在进行宗教战争时，艺术已经忽视宗教了。中世纪时，最有深度的诗和艺术建基于天堂之上，因此建筑术都用在教堂建筑上，使家庭的建筑式样像监狱一样。都铎王朝的英国，宗教不再探讨生命，转而探讨政治问题。教会财富落到俗人手里，用以建筑民房和高贵的宫殿。建筑样式因而大变。
因此意大利瞧不起的哥特式建筑反而传入英国，文艺复兴时代宽阔水平的建筑物中还有哥特式垂直的建筑物，一枝独秀地向天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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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来，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是文艺复兴的继承者。在德国，宗教改革压倒了文艺复兴；在法国，文艺复兴扬弃了宗教改革；在英国，二者水乳交融成为一体。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宗教改革获胜；但文艺复兴也获重现。固然有那些沉静的——并非无言的——清教徒，但他们不是此时的关键人物。此时统治人物是有过人精力的人，他们从旧教条和旧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仍未与新思想连在一起。他们有无限的野心，期望发展其才能，表现其幽默，如果文学涉及生活，他们就易受其影响。他们在暴力攻击、邪恶及残酷的行为举止中，也力争上游想做个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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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年，弗洛里欧出版蒙田散文译本。从此，天下事已无定论，人们呼吸的是怀疑的气息。马洛是马基雅维利第二，莎士比亚则是蒙田的化身。智者怀疑之时，青年却在策划将来。假如天堂已在哲学疑云中迷失，那么年轻人就应下决心接受这个枯燥无味的人生，和采纳不管致命与否的各种真理、不管多么短暂的美丽及不管有害与否的各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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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整理旧思想及热切发表新希望、新梦想的心灵自由，才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值得我们追念。假如以上述这些事为内容的文学不能反映每个时代有思想的人的希望、迟疑和决心，我们何必关怀其政治敌对、其宗教纷争、其海战胜利、其渴求黄金呢？那个激动时代的各种影响促成伊丽莎白王朝的狂欢：征服和发现的航行扩大了疆域、市场及心智；中产阶级的财富扩大了商业的范围与目标、异端文学与艺术的启示、宗教改革的兴起；英国扬弃教皇的势力，无意中引导人类放弃教条归向理性的神学辩论，教育发达及书本和戏剧的流行，长期有利的和平；然后是引起挑战，和对西班牙令人狂喜的胜利，对人力和思想日益增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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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最主要的成就是使外国的思想灌输到英国人的心智中。16世纪末，希腊、罗马、意大利、法国等国作品的译文，形成一股浪潮并横扫了整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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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译文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影响甚巨。模仿古典作品开始——继续了两个世纪——阻碍英国诗和散文的发展。多数令人追念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均熟知法文，因此翻译并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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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的宗教独自摇摆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知获择之际，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却已不顾宗教的纷争，径自恢复文艺复兴的精神与活力。有一段时期，意大利受到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而一蹶不振，只好将文艺复兴的火炬传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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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传自罗马的形式似乎注定成为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典型。大学学者如哈维、律师兼诗人如乔治·加斯科因（George Gascoyne)、古典学派人如西德尼，都主张遵守戏剧三一论（The Three Unities in a Play）：剧中只能有一种行动或情节，情节只能发生于一个地方，发生的时间最长以一天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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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采纳古典主义，并产生拉辛（Racine）这位大作家；英国却屏弃古典主叉，其悲剧表现了浪漫的自由和自然主义的色彩，因而产生了莎士比亚。法国文艺复兴的理想是秩序、理性、均衡、仪礼；英国则是自由、意志、幽默、生命。伊丽莎白时代的听众，包括了贵族、中产阶级、低级人士等，兴趣广泛并经常变换口味，他们需要的是行动，而非隐藏行动的冗长报告；他们喜欢大笑，根本不在乎掘墓工人与王子在一起讨论哲学；他们有一种奔放的想象力，在一种符号的召唤或在一行字的暗示下，曾由此处跳跃至另一处，甚而跃过了整个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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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伦理学也许已知“知识的快乐是一种苦中作乐”，及“智慧越高悲伤越多”，因此将过分的求知欲视为大罪。但中古人类的热切抵拒这类禁忌，甚至诉之魔术和撒旦以追求自然奥秘和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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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忧郁可爱的贵族贾奎斯的丰盛果篮中，也夹杂着酸果，人生在他看来如同“在广大宇宙的舞台上，演出了比我们扮演的那一幕更为悲惨的一幕吧”！除了视茫茫、齿牙动摇而意兴索然的这一“段”，老年后的死亡，才是真实：
便这样，我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成熟又成熟，
然后又一小时一小时地腐烂又腐烂，
如此便是一生。
所以阿文的斯旺警告我们：《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欢乐的最后作品。此后他开始苛评人生，显示出其血淋淋的真实面，于是他开启悲剧的心绪，将苦物混以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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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感觉、神入，令人叹为观止的感受力，敏锐的悟知力，审慎选择重要和特别的细节，超人的记忆力，创造了这批已故的或想象的人物。随着剧本不断推出，这些角色渐渐成长而趋于真实、复杂和深刻，到《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两剧，诗人莎士比亚成为哲学家，而其戏剧成为他思想上的光芒四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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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比较像心理学家而不像哲学家，也不像理论家，而像一个心灵的摄影师，捕捉揭露人性的内在思想与表征性的行为。但是，他绝不是一个表面的现实主义者，事情未发生，世人也不谈论，生活如同他的戏剧一样。但从整体而论，由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实及过分夸大的描写，我们感觉到更加接近人类本性和思想的核心。莎士比亚同叔本华一样，很了解“理性迎合意志”。
假如不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学看待，而以其为对人事的广阔透视，以其为对道德、政治、信仰，而不仅是对宇宙与心智的概括看法，那么莎士比亚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比培根更有深度，正如蒙田比笛卡儿更深刻。哲学并非形式。他了解道德的相对性：“世界本无善恶，全凭个人怎样想法而定”，而“我们的优点是要靠世人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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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偶然也提及灵魂不朽，但他的独白肯定无信仰。在该剧早期版本中，哈姆雷特临死前说：“上天请接受我的灵魂吧！”莎士比亚将它改为“安息是永寂”。
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悲观色彩有几分来自悲剧的要求，有几分是莎士比亚心情的写照。但它的不断表现和受到强调，即指出他的哲学较黯淡的时刻，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唯一的慰藉是他终归承认在这罪恶的世界上也有光明和幸福，在恶棍充斥的地方就有英雄和圣人，有伊阿古就有苔丝狄梦娜，有贡纳莉就有考狄丽亚，有爱德蒙就有埃德加或肯特，甚至在《哈姆雷特》剧中，他有贺瑞修的忠诚和奥菲莉亚盼望的温柔的一股清风。这位厌倦了的演员和剧作家，在远离伦敦喧哗却孤独、杂乱的生活，在迈向绿色的田野并得到斯特拉特福老家慈父的安慰后，重新得到勇者对生活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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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浓厚的莎士比亚气氛中成长的人，要对莎士比亚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比较是不可能的。
唯有了解伊丽莎白盛世时代的英国，才能体会伊丽莎白时代的修辞、抒情和谩骂之风，并认为戏剧在反映本性和发挥想象力上没有一定的界限，才能以开怀的态度欣然接受莎士比亚的伟大和戏剧应有的价值地位。这种人讶于莎士比亚才气的辉煌喜极而战栗，心灵深处的无限感动，使他追寻探测莎士比亚的思想。在全世界戏剧中，有三个划时代的贡献，我们应不顾及可能受到的限制，迎接它们而使我们更加深沉，感谢我们有希腊的智慧、法国的美、伊丽莎白时代的生活三项遗产。莎士比亚当然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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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如火的爱，宗教和政治上的冲突、谋杀、革命及英雄式的死亡的各种诱惑，她的门第带给她不寻常的命运。她是苏格兰王斯图亚特·詹姆士五世（Stuart James V）和法国洛林的玛丽所生的女儿，也是英格兰王亨利七世女儿玛格丽特·都铎(Margaret Tudor）的孙女。因此，她是“血腥玛丽”和伊丽莎白的侄女。假如伊丽莎白死而无嗣，一般公认她是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有些人如天主教徒（亨利八世也曾是）认为伊丽莎白是一个私生子，没有资格君临天下，于是玛丽·斯图亚特而非都铎的伊丽莎白应该在1558年继承英格兰王位。玛丽成为法国王后（1559年）时,她应允她的随从和国家公文公告中称她为英格兰女王，这更加奠定了悲剧的发生。法国国王同时为英王及英王同时为法王，长久以来这只是一种徒然的假设。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假设就与一般的认可很接近。只要玛丽活在人世，伊丽莎白就无法对其王位有所把握，唯有从常识层面看来才不成问题，君主们很少愿意如此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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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危险是达成内部统一最有力的诱因。英格兰与不驯服的苏格兰人共存于岛上，总觉得不安。英格兰每每以外交、婚姻或战争手段企图使苏格兰归其统治，而苏格兰唯恐被吞并，与英国世敌为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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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可用来说明一切。我们宽恕玛丽，她勇敢地吃苦耐劳，努力地要做一个公正快乐的女王。我们无法相信长时期照顾丈夫并挽回丈夫健康的她，会同意谋杀他。一个年轻的女人，无论她多么愚蠢地为所爱而放弃一切，也是值得原谅的。对一个被遗弃的悲惨妇人来到英格兰请求庇护，反而得到为时19年的监禁，我们应该对她怜悯。我们也可以理解她为重新获得自由而进行的那种狂烈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应原谅伟大的女王，她的左右坚持玛丽的监禁，对英格兰的安全是极端重要的，而她本人眼见其生命和政策不断地受到各种图谋解救其对手及拥立其对手为王的威胁，把这段残酷的囚禁期间拖得如此长久，只是因为她无法逼自己签下玛丽的死亡令来结束它。
她们都是高贵的女人，一位高贵而感情充沛，另一位则高贵而带有踌躇的睿智。刚巧她们都长眠一处，葬于威斯敏斯特，并左右为邻，在安息与平静中得以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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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六世在13个月大时（1567年7月29日），便被加冕为苏格兰国王，他的母亲却被俘于利芬湖城堡。8个月大时，父亲达恩里被杀。最后一次与其母见面时他只10个月，她仅留给他一个名字与纠缠不清的侮辱和悲剧。他被唯利是图的贵族抚育长大，教师们也教导他敌视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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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问世的论文《论苏格兰人的主权》（De lure Regni Apud Scotos）更大胆地再次肯定说：从他未来将担任国王的学生面孔可以看出，中世纪的理论，认为上帝之下政治力量的唯一来源是人民。他又说：“每一个社会皆植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彼此互为义务和限制的暧昧契约，而且大多数人的意志是能正确地统治全体的，国王应屈属于人民代表通过的法律下，人民可以抗拒、罢黜或处死暴君。”这种观点比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早一个世纪，较卢梭早两个世纪。他的著作遭到苏格兰国会谴责，被牛津大学焚毁，但仍不失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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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已主张国王是人民主权的代表，只有教皇才是上帝的世俗总督。以冠冕堂皇的哲学加之于这种主张之上，我们须先肯定：教皇——中世纪时被认为权威的最后所在——相信人类是有力量的，唯有利用人类的尊敬宗教权威及尊敬教皇为上帝、福音与代理人的方式，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但宗教改革导致教皇威权的衰弱与破坏，负责社会秩序的责任便转移到世俗政治上。然而，他们过分武断，纯粹的人类权威受到挑战，以致无法有效地限制人类的反社会倾向。因此，国王神权理论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教皇权力的衰落而日益成长。德国路德教派的王公们允许在其境内古老教会的精神力量存在，使他们自身感染神权气息。所以，1789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统治者，皆认为道德威权与社会和平是无法分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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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的蔓延虽然超越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也根植于此。
1604年的英国教士会议宣布所有宗教应与英国国教看齐，凡是拒绝接受的人全部受到惩罚，有些人被判下狱，有些人自动辞职，有些人则移民荷兰和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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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将两位唯一神教派教徒处以火刑——因为他们怀疑基督的神性，虽然他们拥有他签发的证明文件——这使他失去了人们的尊敬。但他宣称自此以后不再因宗教异议而处决任何人，这也使他扬名。这是英格兰最后两位因异端而被处死的人。此后，世俗统治逐渐改善，认为宗教容忍的思想与公共道德和民族统一的思想相容，而反对过去几乎普遍被接受的信念：必须以信仰和教会组织来维持社会秩序。
194
农夫们渴求自己的土地，冒险者追求商业或战利品，罪犯逃避法律的酷刑，清教徒们决心计划在这些处女地插上信仰的旗帜——这些及其他原因带来了不断的冒险与冗长的海上生涯，并为英格兰人赢得土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指令以3万英镑和17艘船，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手里攫取贸易港口与航线，失败后，又增添了60艘船，经费增加到54万英镑。1615年，托马斯·洛伊（Thomas Roe）爵士终于在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苏拉特（Surat）、阿格拉（Agra）和印度其他地方建立不少的贸易站，完成了使命；并于1640年在圣乔治堡（Fort St.George）建筑一座堡垒准备以武装保护他们。如此便迈开了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事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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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因为无知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无知呢？这是一个问题，致使政治哲学家们区分成强调相沿成习的保守分子（心智能力的天生不平等）与重视环境的改革者（机会与教育的力量能改造一切）两大派。社会中，知识的成长，使迷信衰落、财富增加与分配平均，而即使在幅员辽阔的国度里——尤其是处于遭受贫穷折磨或富有却无所事事的环境中——思想必定是生活于迷信的丛林中：占星学、命理学、手相术、预兆、凶眼、巫婆、恶魔、鬼魅、魔鬼、念咒、驱邪、析梦、神谕、奇迹、骗术、玄秘术、巫医或毒害，这些充斥于矿场、农场和动物界里。而在一个财富不足以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国度里，知识的瘴气则毒害了科学的根，使科学的花朵枯萎。对贫穷者而言，躯体和心灵的迷信是其生活圈里的诗歌源泉，沉闷的日子使人期望虚饰各种事情，并进而希求以神妙的力量来弥补自己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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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教会同意詹姆士的做法，并拟下令地方长官若对巫婆判轻刑者，将会受到除籍的威胁。1560年至1600年，仅苏格兰地区便有8000妇女因女巫之罪被烧死，几乎制造了成千上万个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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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工业的迅速扩张，迫使科学随同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学派及艺术家的压力无法与经济的兴隆匹配；精神需求的增长，便会考虑到事实与数量的问题及理论与观念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复活了，剥夺了亚历山大的文化和中古文明的面罩。意大利人文主义强调的古代文学和艺术界的光荣史迹，使人们稍微重视当代的实际需要。人类必须以带竞争性的准确与速度来考虑和计划，测度与设计各种事务。他们要求观察和记录的工具，要求利用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显微镜、望远镜、统计方法、航海指引、天文学设备等科学方法来处理事务，当时整个西欧社会致力于追求这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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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惊人的磁路发现，随即被伊丽莎白的医生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继续研究。历经约17年的研究与实验后，他才发表了英国科学史上的伟大著作《论磁铁及最大的磁铁地球》（1600年）。他成功地在圆形的天然磁石上装配罗盘磁针轴，刻画磁针指示的线，再将这些线延长至形成围绕磁石的大圆圈。他发现所有这些线圈在地球上的两个相对立的直径点交汇，这便是磁极，吉尔伯特误认为即是地球的地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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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继续他的研究工作，这足以说明科学是无国界的。历经1000年的历程，盖仑在2世纪时解释心脏和血液功能，认为血液由肝和心脏流向各组织，空气经过肺而进入心脏，动脉和静脉是血液的两条输送线，利用心脏收缩来推送与吸收；而且，血液通过心室间隔膜的孔后，由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约1506年，达·芬奇怀疑空气是从肺入心脏的说法。1543年，维萨里（Vesalius）进一步否认隔膜里气孔的存在，他描述动脉和静脉，显露了它们的末端如此微细，几乎启发了流通与循环的理论，法布里齐奥指出静脉中的瓣膜是使静脉的血液不致流向心脏的组织。盖仑的理论至此已逐渐丧失权威性了。米歇尔·塞维塔斯在1553年、里尔多·科隆博（Realdo Colombo）在1558年，发现了血液的肺部循环——认为是从右心室经过肺部的动脉进入，并经过肺部，在那里利用空气加以洗净，再经肺部静脉回到左心室。1571年，安德烈亚·切萨尔比诺（Andrea Cesalpino）以实验方法——如我们日后所见——预示了循环的全部理论。哈维的工作只是将理论转为可以证明的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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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现在挣扎于知识和专业工作的人来说，培根的计划似乎是最高贵的徒劳。但知识并非如此无限与微细，部分的辉煌成就会使我们放弃对全体的假设。他告诉塞西尔说：“我已将所有知识纳入我的领域中。”他并非意指他能够详细地从事于所有的科学工作，而仅是说他意欲研究的科学“从一块岩石出发”，而使各学科能相互协调与帮助。哈维谈论培根“写哲学书时就像一个大法官”。是的，他就像一位至尊的将军拟定计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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