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
什么因素使新教幼苗得以在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冲突的夹缝中成长？
论者相信，具有决定性的应数经济因素。这些经济因素有：希望把德国财富留在德国；使德国免受教皇和意大利的剥削，转变教会财产以供社会之用；使德国诸侯、市镇、国家在领土、法律及财政上不受帝国的侵犯。
572
约1527年，路德派“异端”在半个德国已取得正统地位。德境各城市都认为新教崛起可让他们获利。“他们对宗教，”梅兰希顿不胜感慨地说，“其实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仅是夺取支配权及摆脱主教的控制。”任何人，只要披上新教徒外衣，便可享受许多好处：不向教廷纳税，不受教廷管辖，可以分享教士财产。尽管有上述现象发生，但一种基于虔诚的简易宗教感动的人还是不少。
573
各地诸侯当然乐于采用新教主张的罗马法。因为根据该法，他们便成为集大权于一身的“主权人民”的合理代表。各地诸侯对新教均表欢迎，因为他们发现，新教不但高举国家，而且服从国家。他们自己就是国家象征，因此，他们接受新教即无异于使他们在其领域内变成精神和尘世的双重领袖。还有一个更值得欢迎新教的理由，他们一倒向新教，原属天主教的大笔财富，即可无条件地归他们接收、享受。
575
在这紧要关头，查理五世不能不采取决定：听任新教发展，以免整个欧洲沦入伊斯兰教之手。穆斯林向西发展，显然对新教起了助长作用。这就无怪胡斯的菲利普听说土耳其人胜利而感到非常高兴了。苏里曼攻维也纳不下，只得收兵回君士坦丁堡。他一走，新旧教即可为争取德国人的信仰斗个你死我活。
582
基于成年累月的辩论和行动，一种新信仰逐渐发展成一个新教会。这个教会，路德称之为“福音教会”。最初，他曾主张实行教会民主制，即每一个会众都可自行推选牧师、决定聚会仪式。但由于路德长期仰赖诸侯支持，使他不能不屈从诸侯之意，让教会附属于国家。
584
路德在政治方面一向非常保守，即使在鼓吹社会革命时亦然。在宗教改革方面，他反对的与其说是理论，毋宁说是措施。开始，他反对赎罪卷代价高昂，慢慢才表示反对教廷统治。但终其一生，他始终接受正统基督教义最难令人接受的三位一体、处女怀孕、赎罪、圣肉实在、地狱等理论。事实上，他对这些不但接受，而且还将某些理论搞得比以前更难令人理解。
路德在维持秩序方面高举国家，无异为霍布斯和黑格尔理论的先驱。
589
在历史上，这20多年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时代，路德就是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他有许多缺点。他对天主教文化广被北欧史实方面欠缺认识；他对人类心灵在象征性神话方面有着安慰的需要欠缺了解；他对处理新旧教与新教各宗派争端方面欠缺技巧。他把他的信徒自教皇的无谬论中解放出来，却又将他们引入《圣经》的无谬论。教皇是人，《圣经》是书，人书相较，书更较少适应性。对中世纪宗教，他接受了冷酷无情的教条，却抛弃了优美的艺术和神话。他为德国人创立的基督教，并不比他们原来所信的为佳。因为这个教，除使人虔诚一点外，并不能使人获得快乐与安慰。他比宗教法庭更不宽容，说的比做的更刻薄。他骂人完全不留余地，写谩骂文章更是无人能敌。他在德国神学上撒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些种子甚至在他死后百年仍无法完全除尽。
然而路德的成功，正因为他有这些缺点。他是一位天生的战士。时代欢迎战士。他攻击的目标，不用武力似乎无法达成。路德一生都在战斗——和罪恶感战斗，和魔鬼战斗，和教皇战斗，和皇帝战斗，和茨温利战斗，甚至和那些希望他将剧烈改革变为温和抗议的朋友战斗。面对根深蒂固的权势和堆积如山的困艰，另外换一个人，势将一筹莫展。事实上，任何一个哲学修养稍深、较富科学头脑及对敌崇尚宽厚的人，决不敢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路德挑战举世震惊。若非他那种近于盲目的果决，最后成功的希望显然不大。假定他的神学不是基于预定论而是基于理性与人性，如中世纪神话和奇迹所具有的，则绝不会如此动人。叫人祷告的不是证据，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希望，是恐怖。
事情很明白，路德的霹雳手段把阻碍欧洲心灵发展的东西——老一代的权威和传统粉碎了。
590
在哲学领域中，他的影响虽然是缓慢的、间接的，却是确定的，主张忠诚的康德，主张国家主义的费希特，主张意志说的叔本华，主张个人服从国家的黑格尔，都曾深受其影响。
和卡尔斯塔特一样，路德对西方道德生活和规章制度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打破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他给被修道院的禁欲主义、懒散作风或虔诚恭顺扭曲的生活注入了活力。路德的影响，以其本土为中心，越向外势力越弱。受他影响最大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其次为法国。至于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便不能与加尔文相提并论。可是在德国，便是唯他独尊。历来德国出过不少思想家和作家，但谈到对德国人心灵个性的影响，便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得上他。在德国历史上，路德可谓独步千古。德国人全心全意喜欢他，因为他比所有德国人都更像德国人。
594
新教萌芽之际，曾提出一项原则：信仰的基础，在于个人的判断。这项原则，过去曾引起旧教的反对，现在即便新教领袖也已视如敝展。另外，由于这项原则容易引起派系之争，派系对诸侯统治不便，新教诸侯多主张代之以教条权威。
信仰基于判断的原则，对德国显然有害，因为它带来仇恨纷争。宗教改革到此阶段，其结果是好坏参半，就人们的心胸而言，显然比以前更褊狭，但诸侯对所谓“异端”的处置，则又已较前宽大——从前对异端是活活烧死，现在则仅给予驱逐出境的处分。各式各样的无谬论的分立，导致彼此的日渐衰微。
现在每一位诸侯，与英国的享利八世一样，在其领域内已变为教会的最高领袖。他们有权指派绝对效忠于他们的人领导宗教。这就是“国家全能论”（Erastian principle）——主张国家可以支配宗教的一种学说的最好例证。领导新教走向胜利的人，现在仍和过去一样，是诸侯而不是神学家。诸侯所获胜利的成果是丰硕的：在领土主权上，他们超越了皇帝；在宗教主权上，他们超越了教会。新教自始便是国家第一、宗教其次，不过这里所谓的国家，不是指整个德国而是指诸侯国。对于整个德国的统一而言，宗教改革对它不是助力而是障碍。
597
加尔文生于1509年7月10日。其故乡为法国的努瓦永。努瓦永是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城市。一所大教堂的主教，就是该城的统治者。这可以说就是加尔文神权政治——教士以神的名义实行统治——思想的根源。
605
加尔文在孕育新观念上似乎并不在意，他全力以赴的，似乎在把前人的思想，以其上追奥古斯丁的辩才，做出无情的结论，同时，将之熔铸在一种饱含宗教性质的法律制度里。从路德，他采取了因信称义、因信获选的理论；从茨温利，他采取了圣礼侧重精神的解释；从布塞尔，他采取了神意为万有根源，虔诚是获选证据的矛盾观念。这些新教教义皆曾以温和的方式出自天主教的传统，到加尔文手里，已变得更为成熟、更为精到。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历来思想家，中世纪思想最浓者当数加尔文。他对现世，完全摒弃人文主义尘世乐园的思想；至于来世，更采取较为阴暗的看法。总而言之，加尔文思想也是与文艺复兴思想格格不入的。
就加尔文本人而言，他就相信自己是由上帝挑选出来的。就因为相信这一点，也许就是他虽发现预定论的“可怕”，而仍心安理得，乃至“产生感恩图报”心理的原因。自以为是上帝选民的人，当其想到获救的是极少数、沉沦的是大多数，而自己是属于获救的一群时，其所产生的快乐和安慰是可想而知的。基于“我是上帝选民”一念，勇气油然而生。犹太民族历经艰险，仍能绵延于世，即是基于此念。事实上，加尔文教派的上帝选民说，与犹太民族的上帝选民说是一脉相承的。加尔文教义沿袭犹太，有如新教教义沿袭《旧约》。上帝选民说，是法国新教徒忍受集体摧残集体屠杀、英国清教徒甘愿离乡背井冒险前往新大陆的精神上的支撑。
606
上帝选民说经加尔文赋予、种“遗传性”。于是其迷人效果更提高到最大限度。他说，无论贫与富，只要他被上帝拣选，其子孙也必被上帝拣选。个人一旦相信被捺选，不但自己，而其子子孙孙都可同升天国。而所谓相信，代价既很低廉，手续又很简单，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
加尔文信徒实在需要这种安慰。因为照加尔文沿袭的中世纪观点，现世是不幸的。
对世界上所有贫苦无依的人而言，加尔文描绘的天国的确充满了诱惑。
607
在中世纪，日内瓦受该城主教的统治。这里的主教不但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在一般情形下，主教由天主教地区教会选出。地区教会事实上即该地的权力中心。日内瓦的政治结构，即未来加尔文教派结构的依据。
610
日内瓦人虽惯于接受宗教统治，但过于严苛的宗教统治，便感到难以接受。过去在天主教的统治下，道德要求很宽，他们尚感不便，现在新教的规定使他们动辄得咎，他们便准备反抗了。日内瓦的爱国志士，过去曾把日内瓦从主教和公爵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现在他们发现，日内瓦又不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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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谁也不得以信仰其他宗教为理由，拒不参加新教礼拜。这点，剥夺个人信仰自由，加尔文比任何教皇都做得彻底。这位伟大的新教立法者，对新教萌芽时主张的，信仰应基于个人判断的原则，已视如敝屣。他亲见新教宗派林立，这也许就是他抛弃这一原则的原因。
624
塞尔维特那个时代的人，大都有点不正常。比较起来，他更显得神经兮兮。他宣称世界末日快到了。他，就是天使长。他的米迦勒之名，就是根据大天使之名取的。作为大天使的他，要从事一场反教皇、反日内瓦基督徒的圣战。他还预言他将为此圣战而牺牲。《再论基督教原理》就是开启此一圣战的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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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在结论时，对情节轻微、基于愚味或心神丧失之异端虽主张宽大处理，但一般而言，他对老师圣保罗的话谨守不渝。事实上，他比保罗厉害，因为他拒绝保罗的在必要时能以新法代旧法的原则。说真的，加尔文建立起来的神权政治，如果容许大家自由发言，相信很快就有崩溃之虞。
伊拉斯谟之所以容忍，原因就是他从不自以为是。
容忍精神的鼓吹来自一群人文主义学者。他们研究古典思想，发现历代均存在着残酷的思想斗争。他们仔细检讨这类思想斗争，发现一切思想除自以为是者外均无所谓绝对真理。他们于是说，在神学和哲学上，所谓绝对真理是没有的。既无所谓绝对真理，哲学与神学家何苦自相残杀？
634
加尔文的影响远较路德为大。不过，如果不是路德在前做好清宫除道工作，他的进展不会这么顺利。路德在维护其新建教会上，曾充分利用德国国家主义。这样做虽属必要，无形中却使他的教会只能在条顿族范围内打转。可是，加尔文就不然了。加尔文虽爱法国，对法国新教徒的培植无微不至，他并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加尔文的祖国不是法国而是宗教。宗教以人类为范围，因此，加尔文教义也具有世界性。这就是加尔文教派，能在瑞士、法国、苏格兰、美洲立足，并能与匈牙利、波兰、德国、荷兰、英国各地的新教分庭抗礼的缘故。加尔文对新教极有贡献，组织是一项、信心是一项、自尊是一项，这三项合起来，就是加尔文教派经得起考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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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在福尔特尔哲学的影响下，加尔文传统不断蜕变，清教伦理在社会上已行不通。天主教一直没有忘记日内瓦，经过耐心和奋斗，它们终于在市内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天主教教义不是那么阴暗，伦理不是那么古板，信奉的人逐渐多起来。
欧洲，自30年战争结束，英国自1642年至1689年革命告终，美国自1793年后，社会秩序趋于安定。在安定的社会里，人们感到骄傲的，已不是神的拣选，而是有一份正当工作及对此工作的优良表现。这时，人们观念中，安全感增加了，恐惧感减少了。为了适应这种观念，加尔文那吹胡子瞪眼睛的上帝，势必被和蔼可亲的上帝所取代。年复一年，教会对加尔文理论不断修正，最后，所有苛刻而不近情理的部分被通通丢掉了。
640
法国现在非常繁荣富庶。主要原因有：第一，土壤肥沃；第二,人民勤俭；第三，政治修明。法国人口当时是1600万。以之与英国的300万、西班牙的700万相比超出甚多。巴黎现有30万人口，继君士坦丁堡之后，成为欧洲第一大都市。
论者以为，当德国既闹经济革命又闹宗教革命之时，法国仍能为天主教所有，即因农村安定富足的缘故。
649
弗朗索瓦安享尊荣，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去做新教徒。玛格丽特则不然，她深入民间，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她一方面自己有着沉重的罪恶感，一方面看不惯现行宗教的腐化，她早就觉得，宗教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她看到路德写的一些文章，她对攻击教士淫侈贪婪部分深有同感。
650
宗教改革的必要性，今天已无人表示怀疑。在法国和在其他各地一样，宗教予人的观感好坏杂陈。
教士阶级的知识越高，对修来世便越不感兴趣。主教对教区的选择，多以利益肥瘦为标准。因为在肥硕的教区，可以过上奢侈的生活。
651
事实上，利奥十世与弗朗素瓦所订的条款，已使法国天主教脱离罗马教皇而归法国统治。基督教国家化，德英两国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才争取到，弗朗索瓦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弗朗索瓦获致此项成果，比路德发动改革还早一年。法国教会尽管名义上不叫新教，实质上已与新教差不了很多。站在国王的立场而言，法国新教徒对法国还能有何贡献？
656
用这种残酷手段压制，显然是失败的。新教教义被烈士鲜血染红后，信仰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弗朗索瓦死时，他可能已感觉到，他留给他的孩子的，不但是与英、德、瑞士的冲突，而且是一片滋长在法国老百姓心中的敌意。
686
约1500年，据一位天主教徒所做的一项最保守的估计，教会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1/5。和德国贵族一样，英国贵族对教会所有的财富，也眼红得不得了。他们对祖先因恐惧和虔诚奉献给上帝的土地及财物，常想怎么才能将之再收回来。
697
引发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线，不是安妮的美色，而是凯瑟琳和查理的顽固——他们没有体会到亨利求子之心是如何急切。我们可以这样说，英国脱离天主教家庭，全是天主教英国皇后，天主教神圣罗马皇帝，及一位在皇帝掌握中的天主教教皇逼出来的。英国宗教改革造成的结果，非亨利始料所及的是国王权力的提高，甚至可以根除教皇对英国的影响。
704
贵族与商人可能也承认这份指控是有点过火了，但一想到那将带来的美好结果——教产还俗，也就不再顾虑其他了。
沃尔西曾挡驾这种对教产的攻击，但他栽倒了，留下来的是无计可施的僧团，他们唯一能借以自重的是衰落中的民间信仰；更糟的是那本可用其特权、禁令、联盟来保护他们的教廷，如今却是王室愤怨的主要对象，而且教宗本身还是大帝王们争权夺利下被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
713
1516年，由于一时兴起，莫尔用拉丁文写了一本书。这是他最著名的一本，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乌托邦”（utopias）一词，就是由他所创的。这本书一方面对英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所批评，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具体的描画。由于有所顾虑，他把书送到国外出版。一共出了6版，都是拉丁版本。最后，获准在英国付印，仍为拉丁文。
本书于1551年出现英文版，未译成英文前即已译成德语、意大利语及法语。英文版与世人相见时，莫尔逝世已16年。此书在1520年在欧陆即已家喻户晓。
715
如果认为对乌托邦有利，他们也会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基于下列理由：任何民族如占有一大片土地，自己既不利用，也不许别人利用，则乌托邦人为了不使货弃于地，他们便有权把这片土地抢过来。”（显然这就是英国殖民美洲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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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却郑重否认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我相信，”莫尔代表自己对希泽罗代伊说，“一切都共有的地方，人民即不可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因为，当大家感到工作不是为自己，而自己又可分享别人的工作成果时，谁还愿意卖力工作？……大家都不肯卖力工作，物资当然就不会富裕……在那里不可能样样理想，因为人天生良莠不齐——要使人人都变好，绝非短时间所能办到。”尽管如此，乌托邦曾获得不少人的同情与思慕——《乌托邦》的画面，就是共产主义的模本。
724
对亨利这一番惊天动地的统治，英国老百姓究竟作何感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一则，文献不足，再则，就仅有文献观察，其中又充满偏见和误解。查伊皮斯于1533年下的结论是，据他征询许多英国老百姓的意见，“人民对亨利的痛恨，远甚于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理查德”。大体上说，人民对亨利，就其希望获得王储这一点而言是同情的，却不赞成他对凯瑟琳和玛丽的虐待。他冤枉安妮，人民并不掉泪，但将费希尔和莫尔置于死地，却使人民愤愤不平。
731
亨利对此“抢”来之物，表现颇为慷慨。对支持和执行封闭修道院的人，有些是贵族，有些是平民，都给予丰厚的赏赐。
由赏赐或买卖所造成的新贵族，成了都铎王朝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基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使天主教的复辟成为不可能。旧的封建贵族渐渐解体，新的工商贵族渐渐抬头。新贵族的冒险，取代了旧贵族的保守。当新贵族在英国统治阶层中逐渐得势，英国便换了一副新面貌。这一点，加上修道院充公财产，便是多彩多姿伊丽莎白时代出现的主要根源。
732
亨利的贪婪，与克伦威尔的恶毒，所促成的不过是使英国修道院的没落提前了30年而已。修道院创办的教育、慈善及医药事业，曾一度为各方所艳羡，但慢慢这些事业即已与宗教分离而独立发展。这种倾向不但出现于西欧各国，甚至在天主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地区也不例外。人们对宗教和彼世观念的日趋淡漠，使入修道院的人越来越少。这种倾向的继续，使许多修道院空余躯壳——在世人眼中，修道院除壮观的建筑和丰厚的收入外，已一无所有。说来这是很可惜的，沃尔西想把修道院逐渐改成学院，但才开始他便垮了，接替的却是冒失鬼克伦威尔，在他眼里，修道院只是一大笔钱。
733
英国历来用以统治爱尔兰的理论，是怕欧陆敌对国家利用此岛从侧面进攻英国。这种顾虑事实上还有对权力的爱好，当新教的英国在和罗马斗争中得不到爱尔兰的拥护时，对此岛谈论得更为积极。不过，英国想统治这个岛却不容易。
738
一方面，政府推行关税壁垒政策；另一方面，农人向城市集中降低了劳力成本，工商业得以渐渐发达。纺织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使很多人发了大财，这些发了财的纺织业者，形成一个新阶级，至此，亨利除商人阶级外，又多了一条臂膀。棉织品现在取代毛织品，成为英国的大宗出口货。出口货多半是必需品，流的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进口货多半是奢侈品，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用得起。
743
亨利秉政37年，37年中英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太大了，大得出乎他的想象。他原来的构想是，一方面夺取教皇在英国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维持作为人民道德秩序基石的旧信仰。可是，他反抗教皇节节胜利，解散僧侣很快成功，压制教士阶级一再收效，洗劫教会大有收获，树立政府世俗权威彻底达成，造成了爱德华和伊丽莎白时代神学观念改变的环境。将英国宗教改革与德国宗教改革相比，前者理论变动小，后者理论变动大。不过，略过理论不提便显出两者的一致：国权压倒了教权。人民则脱离了永无错误的教皇掌握，投进了绝对专制君主的怀抱。
744
就大处着眼，这段艰难的岁月，恶劣尽管恶劣，也不能说毫无好处。宗教改革固属历史演进的必然，然其诞生也自有其时代背景。其与过去的断离方式未免太猛烈而痛苦，然而不猛烈也许就不能振荡久固的人心，完不成这一时代的使命。旧的桎梏解除了，新的民族主义才自君主专制政体中破壳而出，立刻就化成一股狂热的创造力量。
745
政府在“恐怖的亨利”时代，固属强而有力，但当这个时代过去，一轮到体弱多病的爱德华，再轮到满怀怨气的玛丽，三轮到游移不定的伊丽莎白，政府的大权即自然转移至人民之手。英国人民有了自由，有了权力，于是便爆发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使英国跑到欧洲各国的最前面。后世史学家也许会这样说，英国如果没有像亨利这样一位强暴的君主做前驱，可能就永不会有光辉灿烂的伊丽莎白和莎士比亚时代。
747
在公爵领导下，国会于1547年下令，所有教堂墙壁窗户上所绘的先知、使徒、圣徒画像，均应抹去，“同时，以后永远不许再绘”。教堂中，彩绘玻璃和各种雕像一律捣碎，皇家标志取代了所有十字架。全英国教堂的墙壁一律粉刷成白色，彩绘玻璃窗一扇也看不见了。1551年，教会剩余财产全给政府收个精光。一度美轮美奂的中世纪天主教教堂，现在被剥削得只剩一个躯壳。
767
玛丽直到1555年还是十分仁慈的。她的仁慈，一方面出于天性，一方面出于习惯。是什么使她由仁慈变成残忍？在历代女王中她的残忍是首届一指的。她的残忍，一是由其本人及其信仰遭受无情攻击激起；二是恐政敌利用异端作为掩护，以推翻其统治；三是由于折磨与失望侵蚀了她的心灵，使她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四是受到其亲信菲利普、加德纳及波尔等人的影响。这些人坚称，宗教的一统与国家的存在密不可分。
她对惩治异端虽不积极，却很坚定。尤其在1558年英法之战使她及英国大吃苦头之后，她认定那是神的震怒，震怒她对异端的宽纵。基于这种想法，她对异教徒的迫害，由消极变为积极。
770
克拉默之死可算已达迫害时期的高潮。总计因受迫害而死者达300余人，其中273人即死于玛丽统治的最后4年。这种不顾一切的屠杀显然是一大失策。因为大屠杀产生了殉道者，和在基督教初期一样，教徒们会因殉道者而获得力量。现在新教徒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顽强。至于天主教徒，以玛丽的残暴与新教殉道者的坚韧两相对照，反而纷纷对其信仰发生动摇。
772
在这个疯狂的时代里，除再洗礼教外，一切教派无不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正统，凡与他们相左的都是异端，异端即应置之于死。不错，这种观念很普遍。但举目斯世，所有基督教国家，甚至连西班牙也包括在内，都没有像波尔当权时代的英国烧死过这么多的人。
就玛丽而言，其残暴也许情有可原。因为她的心智曾为过多的悲哀、疾病、虐待所摧残。她之所以由仁慈转变为残暴，是由于若干次阴谋叛变使她深感若不以死镇压，她的王位，甚至她的头，恐怕都保不住。她太轻信教士了。教士要她迫害异教徒，她便迫害异教徒。其实，教士迫害异教徒，大多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倾轧报复。直到死神降临之时，她始终认为，她杀人真正在维护她信仰的宗教。世人把她称之为“血腥玛丽”似乎并不恰当——自然，如果我们以此为她统治时期的表征自又另当别论——因为，事实上她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使英国脱离罗马的羁绊，是她父亲一生致力的工作。对此她也颇有贡献，不过，她做贡献的方式相当奇特：她让英国人充分认识天主教邪恶的一面。正因她有此贡献，自她死后，英国人才比以往更坚定、更乐于接受她一心要摧毁的新教了。
776
苏格兰国史中的基本事实是畏惧英格兰。英格兰的国王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受到来自背后的攻击，时时想并吞苏格兰，使它成为英国皇冠下的领土。苏格兰为了保卫自己，与英国的宿敌法兰西结盟，引为外援。这就是编年史中的主要线索。
797
就所有的改教运动而言，苏格兰人流血最少，而且是最持久的。天主教徒们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新的现实；他们的主教逃走；大部分教区的祭司们都接受新的改变。乡间路旁的十字架再也看不到了，受人朝拜的古代神龛也因被遗弃而荒芜，再也没有人为圣徒们举行欢乐的节日。许多人的心灵不得不为此而忧伤和缅怀以往，许多人等待着，寄望于他们年轻的女王，由法国返回故土。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欢笑和美丽，有许多人变得残忍、无情和不诚实，有许多人变得更加刚硬和冷酷。但是改变毕竟成为事实了。当互相控告成为过去，人们逐渐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新的秩序，这也许是一种恩赐。信仰上的一致，再加上共同遵奉王道的缘故，结束了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辛酸的战争。不久，弱国就要对强国的君主献上她的王地，大英帝国就是那个强者。
826
查理五世在那个时代的失败，最难令人忘怀，更由于他的德行，时常给人类带来不幸。意大利在饱受10年蹂躏之后，他才允许给以和平，他降服意大利的同时将教皇政治带到西班牙；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花朵，也在他黑暗的统治下枯萎了。他打败了弗朗索瓦，俘虏了他，却在马德里失去了与他缔结条约的机会，若能如此，不但可保全一切颜面，也可挽救无数的生灵。由于他曾经协助奥地利在维也纳击败苏里曼，在地中海阻止了巴巴罗萨。他加强了哈布斯堡王朝，却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他失去了洛林，却降服了勃艮第。德国的诸王子挫败了他建立中央集权的企图，从他的时代开始，神圣罗马帝国成了正在腐朽中的组织，等待拿破仑来宣布她的死亡。他失败于未能压服德国的新教教义，却在尼德兰获得成功，镇压了新教的兴起，不过也为他的儿子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他发现德国诸城市的繁荣和自由，便把它们放置在保守的封建制度统治下，使他们不愉快。他到德国时，德国无论在思想和精力方面，都生气勃勃，超过欧洲任何国家；他退位时，无论精神和智力，都困顿不堪，以致德国在两个世纪中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政策是造成意大利和德国式微的次要原因，在西班牙却是主要的原因，他的措施压制了地方自治的自由和人民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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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运动在他长期统治的时代中，蓬勃地发展着。最基本的运动是民族主义，在统一的君主政体下滋长；但在他的王国内，他没有分享到这份成果。最戏剧性的运动是宗教革命，它产生于国家领土的分裂和利益之中。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接受路德主义；德国南部、瑞士和低地，分裂为新教派和天主教派两大部分；苏格兰变成加尔文派的长老会；英格兰变成英国国教的天主教或加尔文的清教徒派；爱尔兰、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忠于疏远的和精练的教皇制度。各国虽然在这种双重运动的分裂之下，它们之间仍然产生一种微妙的统合：各自尊大的独立国家，发现它们需要相互依赖，这是以前从未想到的；必须加强团结在一个经济网内，并且要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形成相互关联的政治、战争、法律、文学和艺术。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就是如此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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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de”一字的名词来自土耳其文奥尔迪营地（ordu)，其含义是从“圆顶的帐篷”衍生出来的，这种帐篷被成吉思汗（Ghengis Khan）之孙“辉煌者”拔都（Batu the Splendia）用来当大本营，其上覆以金布。
这个部落半农半牧。统治阶级是蒙古人，其余的大部分是土耳其人。这个部落被称为鞑靼人，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来自戈壁的鞑靼族，早在9世纪就开始了所谓的蒙古人大西迁。
俄罗斯受这个部落的统治，在社会方面的影响主要有：莫斯科各亲王的专制，老百姓对其诸侯们的卑届效忠，妇女地位的低微，俄国政府的军事、财政及司法等机构一切依照鞑靼族的习俗。鞑靼人的统治使俄罗斯形成西欧政体的努力往后延缓了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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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应付这些严酷环境的方法是沉默、坚忍，在苦难中他们仍鼓起勇气欢唱。他们的敌人形容他们性格粗鲁、残忍、不诚实、狡诈、凶暴。毫无疑问，这也是艰辛和难熬的气候使然。然而，他们的忍耐力、幽默感、友善及好客给予他们一些补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自认为是世间的中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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