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9
知识的发展早已建立地球为一球体之说。然而科学本身的错误，低估了大西洋的宽度，同时将亚洲描绘为横在另一端的大陆，静待征服与榨取，从而鼓励了人们大胆尝试。
314
但哥伦布在这岛上首先获悉的事情之一是：这些土著常会受到其他土著部落的奴隶袭击，而他们或他们祖先，也曾征服较早在此定居的土著人。登陆后两天，这位总司令在日志上记下了一道不祥的备注：“这些人非常不善武事……只要50个人，便可收服他们，并驱迫他们去做随你喜欢的一切事情。”
315
土著人的酋长以款待、黄金及保证在海地有大量这种致命的金属，来安慰哥伦布。这位舰队总司令感谢上帝赠予黄金，宽恕它带来这回船难，并在日志上写道：“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现在将有足够的基金征服圣地。”
322
他的一封拉丁译文的信函，于1507年4月在圣狄城（洛林）付印。圣狄城大学的宇宙志教授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同年同地出版的《宇宙志引论》（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一书中引述了这一封信。他接受韦斯普奇的记载，认为值得信赖，并提议应用亚美利奇（Amerige）或亚美利加（America）为名来称呼我们今日所指的南美洲。1538年，墨卡托（Gerhardus Mercator）在他一幅有名的地图里，将所有的西半球通称为亚美利加。
323
在飞机问世之前，始自航海家亨利，继之以达·伽马，至哥伦布而达高潮，再经麦哲伦环球完成的许多发现，影响到历史上最大一次的商业革命。西面和南面海洋开放航行与贸易，终止了文明史上的地中海世纪，同时开启了大西洋世纪。随着美洲的黄金越来越多地运人西班牙和地中海各国，甚至那些南德各城市，像过去在商业上系属于意大利的奥古斯堡与纽伦堡的经济，也再三衰竭。大西洋沿岸各国在新世纪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出口，以输出过剩的人口、积存的能源与罪犯，同时还为欧洲货品发展热望的市场。工业在西欧受到刺激，它需要造成工业革命的机械发明和配备较好的动力。新作物从美洲传来以充实欧洲的农业——马铃薯、番茄、南瓜与玉米。金银的流入提高了物价，鼓励了制造业者，困扰了工人、债主及封建领主，引起并摧毁了西班牙统治世界的梦想。
海上探险所产生的道德和精神影响，也足与经济、政治的结果对峙。基督教传播到一个广大的半球，罗马天主教在新世界收到的信徒，比宗教改革从她在旧世界夺去的还多。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传播到拉丁美洲，并在那里产生了充满活力的独立文学。欧洲的道德并未因这些发现而有所改善，殖民者漫无法纪的残酷，随着返归的水手和居民，流回欧洲，更诱发了暴力与性放纵的行为。欧洲的知识界受到如此多的民族、习俗、教派强有力的推动；各种伟大宗教的独断信条，也受到彼此摩擦之苦；即使新教与天主教将敌对提升到摧毁性的战争之际，那些坚定信条也慢慢融化为启蒙时代怀疑与因怀疑而生的宽容。
324
正当哥白尼将要减低地球及其居民在宇宙间的重要地位时，一种成就所带来的自豪，在激发着人类的心灵。人们感到，物质的世界已为人类心灵的勇气所征服。中古世纪人们对于直布罗陀的一句箴言——勿逾越——已被简写为逾越两字。一切限制解除，整个世界开放，凡事都有可能。现在，随着无畏、乐观的涌现，现代历史于此开始。
346
我们不必去注意伊拉斯读有关人性，或战争原因，或城邦行为的任何现实的概念。他从未面对马基雅维利在那些年一直讨论的问题——如果一个城邦执行其宣扬给民众的道德，这一城邦是否能存在下去。伊拉斯谟的任务是改善现有的信仰，而非建立一种积极而一贯的哲学。
347
伊拉斯谟虽有这种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外面上仍然保持正统信仰。他从未对基督、《福音书》及教会用以促进虔诚的象征性仪式失去热情。他《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说：“如果任何事物对于那不讨厌《圣经》的基督徒是通用的话，为此理由我要注意我不可以得罪别人。”他梦想以基督的哲学代替神学，而且努力以异教徒思想使之和谐。他把“神圣的启示”这句成语应用于柏拉图、西塞罗和塞涅卡。他不承认这种人不会得救，而且他“很难能够抑制”向圣苏格拉底祈祷。他要求教会将基督教义的重要教条“尽量减少，使他人有自由的意见”。他并未提倡对各种意见的完全容忍（谁能这么做），但他赞成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宗教的异端。他理想的宗教是效法基督，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他自己实行的较少。
351
1517年9月9日，伊拉斯谟从安特卫普写信给约克的红衣主教托马斯，一行不祥的文字这样说，“在世界的这部分，我怕有一次大的革命就要发生”，不到两个月，这预言应验了。
359
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行，土耳其控制爱琴海，及马克西米里安与威尼斯的战争，破坏了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贸易。逐渐增多的德国进出口贸易沿着大的河川移向北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财富与权力经奥格斯堡和纽伦堡转移到科隆、汉堡、不来梅，尤其是安特卫普。富格尔家族和威尔泽家族强化了这一趋势，把安特卫普作为他们营业的首要中心。德国贸易的向北转移使其北部与意大利脱离了商业关系，而使它足以保护路德不受皇帝与教皇的侵袭。
昔日统治乡间的有封建领主家臣之称的骑士或低等贵族，正在失去其军事、经济和政治地位。王侯或城市雇用的雇佣兵部队，装备着轻武器和大炮，逐渐铲除无法挥舞刀剑的骑兵。商业财富逐渐抬高物价和费用，渐渐成为一种权力资源，取代了土地。
362
日耳曼人此时在欧洲大概是最健康、最强壮、最有活力、最富裕的。出现在伏尔格姆（Michacl Wolgemut）与丢勒，及克拉纳赫(Cranach）与霍尔拜因画中的他们，个个都是结实、粗颈、大头、勇敢的形象，准备吞食世界并享用啤酒。他们粗野而欢乐，以声色调剂其虔诚。他们可能是残暴的，这可由他们对犯人使用的可怕的刑具证明，但他们也可能是仁爱而慷慨的，很少在肉体方面表现他们神学上的残酷。在德国，宗教裁判曾遭受无畏的反抗，却常被压制。他们强健的精神宁愿嗜酒的幽默而非枯燥的机智，融化了他们的逻辑感和美感，而使他们失去了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心灵上的那种文雅与明敏。他们贫乏的文艺复兴沉没于书籍的崇拜，但具有坚强的耐性、纪律的勤勉、凶猛的勇气。这种思想使他们得以打败罗马，而且已经给予他们产生历史上最伟大学者的希望。
383
死是无法避免的，丢勒终归斯土。
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没有获得至高的尊荣，因为他放弃去创作那些鸿篇巨构，而是致力于更平凡的题材：他如此沉醉于将眼前转瞬即逝的人形、地貌、事物的模样长久留驻笔下，他全神贯注于呈现真实的样子——可爱的或丑陋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只是偶然把散乱的感觉要素融合成有创造力的想象，然后用线条或色彩把理想的美融合在具体可感的画幅中，把虚无缥缈的幻想展现在眼前，以使我们寻获理解与平和。但是他起而响应他的时代。他把他所期望而有创造力的这一代人的传记刻在木板或铜板上。他的铜笔、铅笔、雕刀或毛刷唤起了踏上这个时代舞台有能力的人们潜在的灵魂。他以那个时代的热心、专一、恐惧、迷信、抗议、梦想和惊异，越过4个世纪，使我们如临其境。他曾经就是德国。
384
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最初与最后都是迎合路德的——在神学方面要比罗马教会所倡者更为正统。德国没有像意大利那样的古典文学和艺术传统，她根本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和教育的特权，她与非基督的古代更无直接关联。她的记忆几乎不超越其基督徒的世纪，她的学术在这个时代几乎不敢超过基督徒的教父们，她的文艺复兴毋宁是早期基督教义的复活而非古典文学与哲学。在德国，文艺复兴被吞没在宗教革命中。
390
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也在那次爆发后消失了。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大学的攻击，另一方面从事于生存竞争的宗教改革者加强了他们的目标，专心于来世的个人救赎的宗教信仰，只留下少许的时间去研究古典文化或有关今后人类的改善。德国的人文学者因未能从希腊文学发展到希腊哲学，又徘徊于粗野的神学上的争论或比埃克哈特大师更欠成熟的“神秘主义”，从而自取败亡。
在路德之前的时代，德国文学上没有出现巨人，仅有大量的、令人振奋的产品而已。诗是为高声朗诵而作，所以受到朝野的欢迎。神迹和受难的戏剧继续演出，以对戏剧艺术的强烈兴趣来掩饰其粗鲁的虔诚。1450年，德国民间戏剧大都已世俗化。甚至在宗教性戏剧进行中，也有粗鲁及有时带有猥亵性的闹剧。
391
如果这些深得人心的讽刺显示了即使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也轻蔑他们的教士的话，那么，胡滕的那种更激烈的讽刺则表示他已完全放弃对教会内部改革的希望，而且呼吁公开的反叛。
394
在这次改革中最热心的是奥古斯丁会的隐士，他们原是隐居的修道士，但以后集合成会。他们以明显的忠贞遵守他们修道院誓愿的守贫、守贞及服从，而且学识渊博，足以充任德国诸大学的教席。路德决定做修道士时，即选择了该会。
对德国教士的抱怨主要是反对高级教士，反对他们的财富与利欲熏心。有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必须筹组经济和行政，以管理教会所有的广大地区。他们都是有主教法冠或削发受戒的封建领主。这些教士举止更像世俗人而非上帝的人。
395
如果教皇不自负、勒索的话，德国也许会原谅其主教的世俗欲望。由于德国民族主义精神逐渐增强，他们愤恨教皇的擅权——即如无教皇的认可，连皇帝职位也是不合法的，且任意迫使皇帝和国王下台。世俗与教会当局之间、在有圣律的委派、民事与主教法庭司法权的重叠及教士几乎享有一切民法的豁免等方面持续冲突。德国的贵族们以烦闷的心情对教会的财产虎视眈眈，而商人认为各修道院的免税要求，是和他们在制造和贸易上竞争。这一阶段的斗争更多是物质利害关系，而非神学歧见。
397
德国的不满并没有因教皇的胜利而平息。1500年大赦年狂欢节，大量的金钱由德国运入罗马后，奥格斯堡的议会要求那部分金钱应退还给德国。马克西米里安皇帝埋怨说，教皇在德国所征的税收比他本人向德国征收的多100倍。
一种物质利益的分歧终于使德国的宗教改革对抗以阿尔卑斯山的黄金来支持诗与艺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398
1521年，教廷大使阿林德（Aleander)警告利奥十世，反对教会的暴动叛乱即将来临，他说，5年前他从很多德国人口中听到，他们只是等待“某位傻瓜”发出攻击罗马的命令。
在数世纪的封锁与镇压后，数以千计的因素与影响——教会的，理智的、感情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汇成了一股自野蛮人征服罗马以来把欧洲投入最大变动之中的旋风。教皇职权因阿维尼翁的放逐和教会的分裂而衰微；修道院纪律和教士独身的崩溃；高级教士的奢侈，罗马教廷的腐化，教皇的世俗活动；亚历山大六世的风流，尤里乌斯二世的好战，利奥十世的不负责任及逸乐；兜售圣物及贩卖赎罪券；在十字军和土耳其战役中穆斯林战胜基督王国的事实；普遍非基督信仰的认识；阿拉伯科学与哲学的流入；斯科特的非理性论和奥卡姆的怀疑论，经院哲学的崩溃；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实施改革的失败；异教古物及美洲的发现；印刷术的发明；文学与教育的推广；《圣经》的翻译与阅读；圣徒们的俭朴和贫穷与教会隆重的仪式及财富成为新的现世对照；德国与英国的经济独立和逐渐增长的财富；中产阶级对教会的束缚和要求而引起的愤恨的加深；反抗金钱流入罗马；法律与政府的脱离宗教；民族主义的激烈和君主权力的强化；本国语言和文学国家化的影响；韦尔多、威克利夫及胡斯三教派的遗产的发酵；神秘主义者要求较少仪式，更多个人、内在及直接的宗教：这一切因素汇合成一股强力激流，将会击破中世纪的风俗，松动一切标准及束缚，把欧洲粉碎成多种国家和教派，扫除更多的传统信仰的约束，结束基督教统治欧洲人精神生活的端倪似已显现。
409
马丁·路德又进修研究法律时，这位父亲非常高兴。但两个月以后，这位22岁的青年突然决定当修士，使他父亲大为沮丧。
这项决定反映出他个性上的矛盾。他开始有了性的冲动，他也看到人生充满了很多正常的冲动，但学校和家庭灌输给他的观念，是“人生而有罪”，触犯了全能而且有权惩罚人类的上帝。他的正常冲动和他的信仰，似乎在言行上从不一致。可以猜想，当他经历一般人常有的自淫和青春期的幻想时，他没办法接受这是人类生长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视之为撒旦欲陷人于万劫不复之地。对上帝的概念，他接受到的，似乎没有一点慈爱的成分。在他看来，圣母玛利亚慈祥和蔼的影像，在上述恐怖性的神学里，是无足轻重的，而耶稣也并非对圣母唯命是从的儿子。常画于教堂的《最后的审判》中的耶稣，就是以炼狱的火焰来威胁犯罪者的基督。对地狱的反复想象，使他的心里充满了宗教的忧郁色彩，忘记了生活的乐趣。
412
1512年至1517年，他对宗教的观念，渐与罗马教会的正规教条背离。他开始用“我们的神学”，以示区别于他在爱尔福特所学的。1515年，他把世间的伤风败俗归之于教士，教士告诉人们太多人自己所发明的格言、寓言，而非上帝的《圣经》所有。1516年，他发现一本佚名的德文手抄本《圣经》，作者那种不可思议的虔诚，更支持了他对“靠信仰获救”的看法。他把这本手抄本《圣经》刊印发行，书名为《德国神学》（Deutsche Theologie）。他指责赦罪状的传教士，剥夺无知的可怜人的利益。在他的私函里，他开始认为圣约翰的伪基督说法，与教皇的行径是一致的。1517年7月，他应阿尔伯丁萨克森的乔治公爵之邀，在德累斯顿传教，他因为“只要接受基督的事迹，即能使相信之人获救”的说法而争论。乔治公爵抱怨如此强调信心重于美德，“只会使人们狂妄，不守正规”。3个月后，这位胆大无顾忌的教士马丁·路德，开始向世界挑战，开始为那贴在维滕堡教堂的《九十五条论纲》辩论。
424
一个人鲁莽地强烈攻击遍及整个西欧的强权，这件事情变成了德国的大事件。较谨慎的人士，认为这件事太过分、太鲁莽了。有很多人还评之为德国历史上最大胆、最冒险的行为。“公开信”的第一版出版后，旋即售罄，维腾堡的印刷所不停地忙着再版。此时的德国就像英格兰一样，已经到了唤起民族主义的成熟时候。此时，还没有德国，可是却有日耳曼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也是一个民族。就像胡斯曾经加强了波希米亚人的爱国心，就像亨利八世排斥教皇对英格兰的权力，而非排斥天主教教条，现在，马丁·路德也种下他革命的目标，不是种在神学的沙漠上，而是种在德国民族精神的沃土上。无论新教徒是怎么获胜的，主要是民族主义揭起了义竿。
436
马丁·路德沉浸在怀疑和幻想中，受尽折磨。他怀疑：只有他对，而其他那么多学者都是错误的，可能吗？毁掉既有的教条的权威，是明智之举吗？每个人都可以作个人判断的原则，是否暗示着革命的发生和法规的灭亡呢？
442
像是上帝有意安排的新用途一样，印刷品正好适合他的目的，他以无尽的技巧运用印刷品。马丁·路德是第一个利用印刷品作为宣传和争论工具的人。当时并无报纸，也没有杂志，争论全靠书本、小册子和有意公开的私人信件。由于马丁·路德的刺激，德国印刷的书本数量从1518年的150本，提高到1524年的990本，其中4/5是有关宗教革命的书籍。支持罗马教会的书籍很难出售，马丁·路德的书籍却是当时最抢手的书籍，不仅书店经销，连小贩和学生都在出售。
改革家的文学创作力，把占优势的作品从南欧传到北欧，印刷品就是宗教改革。左腾贝格（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促使马丁·路德成功。
443
马丁·路德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成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在此之前，已有18种翻译本，但都是以哲罗姆的拉丁语《圣经》为根据，错误百出，措辞别扭。若要从原文直接翻译，又有着令人沮丧的困难：当时还没有希伯来文或希腊文译为德文的字典，每一页都有成百的解释上的问题。而且，德文本身仍不成熟。马丁·路德所用的《新约》是希腊文本，伊拉斯谟曾经于1516年将它和拉丁文本对照过。这部分翻译工作于1521年完成，1522年发行。经过10余年的辛苦工作，不断地在神学里奋斗，再加上梅兰希顿和一些犹太学者的帮忙，马丁·路德终于把《新约》译成德文并发行。除了他们的学识未臻完美外，这件翻译工作不失为划时代的事情。
444
《圣经》的翻译用该国的语言和文学代替拉丁文，这和民族主义运动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与罗马教会在未接受及未转换拉丁语的国家的失败有关。
马丁·路德在《圣经》翻译的工作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仍留有中世纪视《圣经》作者为神圣的看法，所以他很高兴地将《圣经》作为他宗教信仰的充分来源和规范。虽然他也接受《圣经》上没有提到的一些传统事情，如婴儿受洗和星期日为安息日等，他不承认罗马教会不根据《圣经》只按其习俗和权威，擅自附加基督教教义，如炼狱、赦罪状及对玛利亚和圣人的尊崇。
445
马丁·路德诅咒经院哲学家，因为他们制造了这么多推理的特权，因为他们试着要合理地证明基督教教条，因为他们试着要使基督教教义和那“该死的、自命不凡的、诡计多端的野蛮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致。
446
虽然马丁·路德的神学给人的感觉是忠于《圣经》的，但他的解释潜意识里仍留有中世纪后期的传统。他的民族主义使他成为近代人，他的神学却属于信仰时代。他背叛天主教组织和仪式，远甚于背叛天主教教条。
447
马丁·路德对上帝的看法是犹太人式的。他能够畅谈上帝神圣的慈悲与恩典，但是在他的思想里上帝仍显现为复仇者的旧姿态，是最后的审判者。
448
他几乎无法接受我们所谓的“大自然的法则”，他把大自然的各种不愉快现象，如冰雹、闪电和鼠疫等，统统归之于魔法；而所有一切善举，统统归之于神力。所有条顿民族的民间传奇故事，如吵闹的鬼、制造声音的精灵，显然都被马丁·路德赋予表面上的价值。蛇和猴子是撒旦喜欢的化身。魔鬼可以和妇女一起睡、生孩子。这种古老的说法，在马丁·路德看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他把魔术和巫术当真，认为将这些巫婆处以火刑，是基督徒的责任。当时的人，无论基督徒或新教徒，大部分也都有这类观念。对魔鬼的力量和魔鬼无处不在的信念，在16世纪达到顶点，这是任何其他时代所不及的。这种对撒旦的全神贯注，蛊惑了许多新教神学。
马丁·路德坚信人类生来邪恶，易于犯罪，“这使他的哲学晦暗不少。作为对亚当和夏娃不服从的惩罚，人类心中神圣的影像被撕毁，只留下人性自然的倾向而已。
453
他获上帝解救的理论，是靠信心而不是靠善行。他的这些教条暗中伤害了德国北部教士们的权威，进一步排斥主教法庭和宗教法规。在路德教派广为分布的欧洲，民众法庭是唯一的法庭，俗世的力量是唯一合法的力量。地区统治者，可以指定教会人事、支配教会财产、管理教会学校和修道院的慈善基金。理论上，教会和国家行政是各自独立的；实际上，教会附属于国家。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想将全部生活委诸神学，却无心地、不情愿地促进了成为现代生活基本要件的深入与世俗化。
455
如果王侯们看到马丁·路德于1522年3月19日写给文泽尔·林克的信，不知他们将作何感想：“我们征服了教皇的暴政，他先前曾压迫国王和王侯；那么，我们去征服王侯不是更轻而易举吗？”如果王侯们看到马丁·路德对教会所下的定义，不知他们将作何感想：“我相信在地球上，不管世人再怎么聪明，也只有一个神圣而共有的基督教会，这无别于圣者集团……我相信在这个集团或基督教国家里，所有的用品都是共有的，每个人的财物都是别人的，没有任何物件是纯属私人所有。”
这些言论是偶然的激发，不必过分当真。马丁·路德虽然是反动分子，实际上，他仍是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他希望回复到中世纪早期的信仰和方法。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复兴者，而不是一位改革者。他很愿意让他孩提时代的农业社会，加以改善后保存下去，垂于永久。他同意中世纪教会对附加于教义的传说的贬斥，只是依他个人天生快活的习性，补充了一句：那附加物是撒旦虚构的故事而已。
457
挨饿的骑士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机会，以反抗王侯、高级教士和资本家。1522年，查理五世远在西班牙之时，济金根的军队是一群无用的笨蛋，富饶的教会土地，显出很容易就可以夺取的模样。胡滕受指示要采取行动。马丁·路德也已经呼吁德国人民扫荡压迫者。
460
在那个时代的德国，教会和邦国严密地契合着，教士们在社会秩序和国内行政上，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教会威望和权力的崩溃，使防止革命的一个栅栏被移开了。
印刷本《新约》的流布不仅对政治是一项打击，对宗教的正统性也是一项打击。因为它暴露出教士是由人的本性和世俗的方法造成的；揭发基督徒的共有主义；揭发基督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在这些方面，《新约》成了这个时代激进分子的真正“共产宣言”。农民和无产阶级在此找到一个做乌托邦梦的神圣保证，他们梦想着私人财产被禁止，穷人将拥有土地。
461
马丁·路德、传教士和出版小册子的人，都不是叛乱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正当的抱怨。但有一点是真的，即马丁·路德的福音和他的更激进的跟随者“火上加油”，使这些被压迫者的愤怒，转向乌托邦的幻想、难以数计的暴行和易动感情的复仇心理。
470
那是路德的不幸，他爆炸性的言论传到读者耳朵之时，正是有产阶级以武力压制叛乱之时，而这位宗教改革者因镇压恐怖主义而受到不恰当的赞扬。危急中的这些大人物不大可能被小册子影响。他们以一种令人毕生难忘的严厉手段处置叛乱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脾性。有一段时期，他们以商谈和允诺迷惑头脑简单的农民，得以成功解散很多叛乱集团。与此同时，大人物们却组织和武装他们召集的人。
472
日耳曼人的生命财产在农民革命中的损失仅逊于“三十年战争”，约13万人死于战争，约1万人经士瓦本联盟的裁判被判处死刑。特鲁克西斯这位刽子手，曾吹牛他亲手杀了1200位罪犯。农民破坏了数百座城堡和修道院，数百个农村或城镇人口锐减，或被人为摧毁，或因为巨额的赔偿费变得荒瘠了。
人文主义在这一片大火中凋零了。文艺复兴时代对生命、文学和爱的喜好，转变成神学、虔诚和对死亡的深思。
473
宗教改革几乎在农民战争中毁灭。尽管有路德的否认和公然抨击，反叛已经炫耀了新教派的色彩和观念：经济上的期望是以路德认可的文句来表明，共有的说法是仅仅要返回《福音书》。查理五世解释这场骚乱为“路德运动”，较保守的学者把新教派剥夺教会财产权和农民抢劫修道院相提并论。在南部地区，受惊的王侯和贵族重新表明他们对罗马教会的虔诚。在很多地方，如班贝格和维尔兹堡，甚至是有产阶级，也因为接受路德教的思想而被处刑。农民本身又转而攻击宗教改革是陷害他们的饵，有些农民称路德为“Dr.Lügner”——“说谎博士”或“王侯的谄媚者”。农民革命以后的数年，路德非常不受欢迎，致使他很少敢离开维滕堡，甚至1530年他父亲逝世，他也不敢去参加葬礼。1525年6月15日，他写道：“大家都忘了，上帝是借助我来拯救世人的。”“现在君主、教士和农民统统反对我，威胁着我的生命。”
475
路德有关农民战争的一些偏激的言词，使今日的我们大为震惊。路德面对的，是农民集团的残暴现实，他们把原先的诉苦抱怨，转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抢劫，威胁到德国法律、政府、生产和分配。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感：他冒生命危险所从事的宗教改革，将会因为被局限于跟随这不成功的革命的保守反应而陷入严重的危险中。他很可能对在维滕堡、沃尔姆斯和瓦特堡保护他的那些王侯贵族，私下感到歉疚。而且，假使王侯不再臣服于宗教改革，谁来保护他对抗查理五世和克莱门特七世？他显然很彷徨。对于他而言，礼拜上帝和按照自己的良心寻求获救的自由，似乎是一项值得争取的自由。
同时，农民也有理由反抗他。因为他曾经不只是预期社会革命的发生，他还说要以微笑迎接，即使人们以主教的血洗手。他也制造了革命，危及社会秩序。他对国家的嘲弄，并不少于他对罗马教会的嘲弄。
农民觉得新教认可了他们叛变的理由，激起了他们的希望和行动，而在最后生死关头时，新教却把他们抛弃了。一些农民在愤怒的绝望之下，变成怀疑人生价值的无神论者。
496
态度并不和蔼。路德拒握茨温利伸出来的手，他说：“你的精神并不是我们的精神。”
要求路德从中古世纪一步跨入现代，有点勉为其难。他习染于中古宗教，没有耐心忍受别人对其基本教条的任何指斥；同一位标准的天主教徒一样，他感到如果丧失了自己赖以塑成信仰的任何基本要件，则他整个思想世界便将崩溃，同时人生的整个意义也将凋萎干枯。路德是最中古的近代人。
499
简要叙述孕育宗教改革之经济、政治、宗教、道德及知识等条件后，我们尚需指出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即在德国，有个人于不知不觉中，汇集了这些影响，而形成足以转变此一大陆的反叛。在此，我们无须对这位英雄所扮演的角色过分夸大；假如路德继续顺从教会的权威，改革的力量也将找到另一个系统。然而我们所见的这位粗鲁的修士，于危殆震撼之中，竟敢坚决地站出而与全欧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最神圣的习俗相对抗，令人热血沸腾，同时也再度指出人类从泥土所塑成或从猿猴演变而来的距离。
505
一般说来，路德所持的生活观念，对一个认为“所有自然的意欲，要就是无神，要就是悖神”及和十人中有九人的灵魂为上帝命中注定、要进永恒的地狱的人来说，有其不寻常的健康和快乐。路德本人和他的神学比起来是和善的。
路德智力颇高，但太为少年时代的瘴气影响和为战争的流血所染，因而不能产生一套理性的哲学来。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相信
507
像路德这种坚强而独断个性的人，在他地位相对稳固之后，要他依然主张容忍，便很难办到了。一个肯定其自身通晓《圣经》的人，是不能容忍他的反对者的。从宽容变为不宽容，在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是最易实现的。
路德也许领悟到，新教教义自某些观点来看，是犹太教义的一种回归。
他发现犹太人并不相应地转向新教时，他失望了。对利息索取的敌意帮助他转向反对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后来发展到反对普通犹太人。
508
路德应该从没妥协。1522年，他已经比那时的历任教皇更像教皇。他写道：“我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张，即便是天使。凡不接受我的主张者就不能得救。”
早期基督教的教会，由于教派林立以至分裂、削弱而感觉到非阐释其教条和驱逐所有叛教分子不可，现在路德因为由个人判断的种子发了芽的多样教派的纷争而惊慌，一步步地从宽容变向独断。
509
塞巴斯蒂安·弗兰克认为，就言论和信仰自由而言，路德教派国家的人民还不如土耳其人。利奥·祖德、茨温利派教徒也加入卡尔斯塔特一边，称路德为另一位“教皇”。不过，有一点我们当指出的是，在其生命的后期，路德又回归于早期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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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者由于他们的不宽容及独断，言论的激烈，宗派的林立和仇恨，宗教艺术的摧毁，宿命神学，对俗世学术的漠视，魔鬼和地狱的重新强调，集中精神于个人来生的得救——所有这些行为，促使人文主义者远离宗教改革。人文主义是一种非基督教的古典文化的复归，新教则是忧郁的奥古斯丁的初期基督教，甚至《旧约》犹太教的虔诚回返。希腊主义与希伯来主义的长期争斗又恢复了。
他们对神学毫无胃口，在他们看来，天堂和地狱都不过是神话，较之希腊罗马神话更为荒诞。在他们看来，新教是文艺复兴的叛逆，是晦昧中世纪心灵的超自然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魔鬼崇拜的重建。他们认为这不是进步，充其量只是反动，是解放了的心灵对原始的民众神话的再度臣服。
而假如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件事——人类正义和价值中的每一个英勇事迹，每一次牺牲，每一点进步——仅仅是由无助和无意义的人们完成上帝的预知和无可避免的律令的机械行动，那么，为米兰多拉所描绘的人类尊严还残存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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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轻视学问，路德对学识和博学的轻视，也是他们感到伤心的所在。伊拉斯谟道出了人文主义者的一般心声，这一点即使梅兰希顿也无可反驳——路德教派胜利之处，人文主义即行衰微。
敌对的宗教狂热葬送了德国文艺复兴的幼苗，而文艺复兴的基督教异教的和解趋势，也就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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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的反应，留给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一个长时间的争论。哪种方法对人类较好呢？是路德的直接攻击教会，还是伊拉斯谟的和平妥协与逐步改革？答案差不多说明了两种人格的典型。路德是行动与意志“硬心肠的”战士，伊拉斯谟是投身于思想与感情“软心肠的”妥协者。路德基本上是一个行动之人，他的思想就是决心，他的书籍就是行动。路德的思想，在内容上是属早期中世的，在成果上却是早期近世的。与其说是他的神学，不如说是他的勇气和果断与浓厚的民族主义相协力，从而建立了近代阳刚有力的德语。他对德国人的演说，激起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推翻了国际强权。伊拉斯谟则以阴柔高雅的拉丁文撰写文章，是为国际读者，为大学毕业散布世界各地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撰述。他太重情感，不能做一个行动之人。路德从事并喜爱战争时，他赞美并渴望和平。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反对放纵和无节制的行动。他由行动逃入思想，由轻率的确信逃入谨慎的怀疑。他知道得太多，以致不能完全偏向一边。他肯定双方，尝试使他们言归于好，却夹在中间两边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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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反叛、自批评赎罪券发展到拒斥教皇制度和宗教会议时，伊拉斯谟踌躇了。他曾经希望，宗教改革以诉诸支持人文主义的教皇的善意来进行。即便现在，他仍尊教会为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不可替代的基础。虽然他以为正统派的神学已为荒谬所射穿，他仍不相信靠个人或民众智慧的判断，可以发展出一种更有益的仪式和教条来。理性的进展，唯有从受教育的少数发展到多数人经过启蒙的过滤，才能成功。
1519年3月18日，路德写了一封非常谦的信给伊拉斯谟，含蓄地恳求他的友谊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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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现在必须做出他一生中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在进退维谷之际，似乎选择任何一方都是致命的。
几经考虑，伊拉斯谟认为，宗教改革，不用温和手段而用暴力手段；神学理念，不重善行而重信心，不但别人不赞成，就是他自己也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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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说，根据预定论和宿命论发展出来的理论，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有损人性（或人生）的价值与尊严——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基本差异。在伊拉斯谟看来，如果上帝要定所创造之人犯下的无可避免之罪，那就是一个不值得人崇拜不值得人赞美的上帝。换言之，他是一个恶魔，因为他这种做法是最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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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思想形态下的路德，否认自由意志的理由，不像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是违反一种普遍的自然律和因果关系；也不像19世纪思想家，认为是遗传、天赋及环境这另一式三位一体决定了欲望，而欲望似乎又决定人的意志。他否认自由意志的理由是由于上帝无所不能，因他是万事万物发生的原因，基于这种缘故，他又是我们获救或定罪的决定者；总之，我们的获救或定罪，与我们行为的善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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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拉斯谟的评价，随人们对文艺复兴的看法而有升降。就具有宗教狂热的人士而言，他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不讨好的。有人骂他是机会主义者，有人骂他是懦夫。宗教改革者说，他把他们领上一块悬崖，鼓励他们往下跳，自己却回头撒腿就跑。在特伦特会议中，他被指为不忠于信仰的异端者，他的著作对天主教徒是禁书。迟至1758年，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尚称他为“寄生虫，一个有能力发现真理，而无勇气实践的人”。19 世纪末，战场上的火药味消失后，新教徒中一位头脑清明的历史学家才不胜感慨地说，伊拉斯谟的改革观念是一种标准的“学者观念……可惜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鲁莽灭裂的观念取代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慢慢来的办法，最后也许不一定最可靠。人类进步的因素，除这一种外，还有别的一种可以代替。16世纪的宗教改革，非路德领导不为功，但如果现在还需要新的改革的话，则伊拉斯谟的观念，就是唯一的办法。”另外一位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也很理智地说：“伊拉斯谟的头脑属于未来科学理性的一代。宗教改革由他发动，但可惜被路德弄得乱七八糟。从后来17世纪一般学者所接受的方法来看，伊拉斯谟的主张是对的。”路德当年所认为不得不然者，时过境迁大家便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人们追思不已的，倒是伊拉斯谟及其所代表的文艺复兴精神，因为文明赖以推进的，确实是耐性、宽容及长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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