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
14世纪和15世纪已播下了宗教改革的种子：巴伐利亚的路易，英国的威克利夫，波希米亚的胡斯等，预演了马丁·路德、亨利八世、加尔文及诺克斯的戏。在斯堪的那维亚，教士财产因为免税而迅速增加，也成为人民和国家一种不情愿的负担。评论家宣称，教会占有丹麦一半的土地，握有哥本哈根的领地。贵族们对仅凭一项教条就受到保护的那些财产，早已产生忌恨，甚至正统教派也反对。瑞士各郡的傲然独立无异为改革派茨温利（UlrichZwingli)及加尔文铺路。
186
教会注意到神秘主义的那些说法，如不必理会大部分教义、不必注重仪式、宣称无须教士或圣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等。这种神秘主义酝酿着私人判断教义的宗教改革可能，而且人人成为教士，赎罪不必需要善功，只凭超绝一切的信仰即可。教会认为这种超越自然的启示，可能来自上帝和圣人，也可能来自魔鬼和狂人，教会认为这时必须有权威性的领导，才不致使宗教崩溃于个人的幻想与理论的混乱中。
188
气候寒冷而多雨，不适于裸体；崇拜肉体在此处不像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或古希腊等地那么合宜。
189
中世纪结束的原因何在？经过了3个世纪之久，原因甚多：十字军的失败；复兴的欧洲普遍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夺取君士坦丁堡后的醒悟；古典式异教文化的复兴；由亨利的航海舰队、哥伦布及达·伽马等人航海后的商业扩张；兴起的商人阶级支持君主政府的集权；国民各城邦的发展及对教皇超然权威的反抗；路德反对教皇革命的成功；印刷术。
193
但最早印刷的书籍多半是活字印刷与装订技术上的范模。印刷的出版物使大众在有关宗教、文学、历史及科学方面，拥有一种价格低廉的指导手册。印刷出版成为在所有大学中，最伟大、最低廉，又对大众开放的专业。印刷出版并没有产生文艺复兴，但它为启蒙运动、美国与法国革命及民主政治铺了路。它使《圣经》成为一种普及品，并替路德准备好了一批人来向教皇祈求福音。此后，它让理性论者由福音诉诸理智。它结束了牧师学习的专利和教士对教育的控制。它还鼓励了本国的文学，因为它需要的大量读者，不能由拉丁文而达到。它便利了国际的交往及科学家的合作。它影响了文学特质以适合中等阶级的品味与经济能力，而不再专门侍候贵族或教会那些主顾，在语言之后，它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工具，来散播世人以往不知道的谎言谬论。
197
1411年，为抵抗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教皇组织了十字军，需款甚急，于是宣布了一项新的赦罪捐献办法。在布拉格宣布时，在宗教改革者看来，教皇的代理人似乎在为钱财出卖赎罪券，胡斯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哲罗姆公开反对赎罪券，怀疑炼狱是否存在，并抗议教会募捐金钱来使基督徒流血。口诛笔伐之下，胡斯称教皇为淘金者，甚至说他是反基督者。大部分群众与胡斯的见解相同，教皇的代理人受到嘲笑和凌辱，因此，国王禁止任何进一步反对赎罪券的宣传和行动。
198
他的论文《论教会》（“De ecclesia”）成为他的灾祸之源。这些文字有引述异端之事，使他终被处以火刑。他追随威克利夫成为宿命论者，同意威克利夫、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等人的主张，认为教会不应有现世的财物。与加尔文一样，他为教会下了定义，认为教会不仅是教士、基督徒的全体，也是天上或地下救恩的总体。《圣经》才是基督徒的导引；基督才是教会的首脑，而非教皇；教皇不论在信心上或精神上并非绝对正确。
他下结论道，只有在基督律令的范畴内，才有必要遵守教皇的命令。“反抗犯错的教皇，即是遵从基督”。
202
1420年胡斯的信徒明确地说，《布拉格四条款》（Four Articles of Prague）为他们的主要要求：圣餐礼应有酒和面包；教会的买卖圣职罪应予处罚；上帝的言语应被阐明为宗教上真理和实务的唯一标准，毫无隐匿；教士和修士们的广事蓄积财物之行，必须制止。少数激进分子反对遗物崇拜、极刑、炼狱和临终弥撒。所有路德改革宗教的事项，在胡斯革命运动中都曾出现。
203
各种对抗的因素总合起来，造成了波希米亚革命。本地的波希米亚人怨恨德国移民的财富和骄气，希望把他们赶出去。贵族们觊觎教会的财产，认为他们应被驱除。平民阶级渴望摆脱中产阶级的主人，而中产阶级又希望提高他们在国会的权力，来对抗那些统治布拉格和管理波希米亚的贵族。农奴们也梦想瓜分教会那些神圣的土地，至少也要获得自由。一些低阶的教士常年被教会诈取，对革命也表示沉默的支持，还提供一些教会禁止的宗教服务。
204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扬弃圣体实在论、洗罪、为死者祈祷及除了受洗和圣餐外的一切圣工，而且不鼓励遗物、偶像和圣迹的崇拜，其目的在于恢复原初使徒教会的简明仪式，对在早期基督教中无法发现的所有宗教仪式和服饰，一概排斥。他们反对祭坛、风琴和豪华的教堂装饰，并尽可能地破坏这种浮华风气。如同以后的新教徒一样，他们减少对领圣餐、祈祷、读经、宣教和颂诗等等的神圣崇拜，并认为这些圣工应由服饰与俗人相同的教士来做。大部分的塔博尔人从圣临纪中推演出共有主义，基督将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在其王国中，人无私产，不分教会和国度，没有阶级区别，没有人世法律，没有税赋，没有婚嫁；当他临世，发现其信徒已建立了一个有如天上的极乐园乌托邦，必将高兴。
塔博尔人发现大同主义不适于他们，分化为缓和派与激进派，最后由争论衍进为争斗。在几年中，不同的能力发展成不等的势力和声望，最后获得不同的地位。和平自由的传播者成为掌握权势的无情立法人。
205
依据一位德国法学家格雷戈·亨贝格的建议，波德布拉德1464年邀请欧洲的王室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欧洲联邦（Federation of European States），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军队及司法，以求有能力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纷争。王室们没有答复，而重新复活的教皇制度过于强大，以致联邦无法抵制它。教皇保罗二世宣称波德布拉德为异端，大家可以不必因为遵守其誓言而受他的挟制，并召唤所有的基督徒来反对他（1466年）。
210
1261年，拜占庭帝国在新兴的培里奥洛克王朝(Palaeologus Dynasty）下不流血地复辟，自甘委屈地生存了两个世纪。它的领域因欧洲和亚洲穆斯林的侵入、斯拉夫人的扩张及在1204年曾劫掠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敌人——诺曼底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分割，大为缩小。工业仍留置在帝国各个城市，其产品却用意大利船舶运走，不付分文税收给国库。曾占多数的中产阶级，也仅是沾到一点边屑而已。在上层阶级，奢侈的贵族和服饰华丽的教会高级人士，没有从历史学到一点教训；除了记得特权之外，忘了一切。在下层阶级，专以评责政治的僧侣，沦为佃户的地主，堕落为农奴的佃农，构成了梦想平等主义理想国的平民阶级。
212
文艺的复活标明了文学的返老还童。主题和角色仍是宗教的，但偶尔一幅风景的笔触、一股自然的气息及新色彩和线条的温暖，给那些镶嵌细致的作品以生命。
这些新风格的画逐渐替代在装饰教堂和宫殿上镶嵌精细而耗费巨大的壁画，宗教的把持放松了，画的内容除了圣者的传奇外，也有活泼生动的假想人物和通俗故事。然而，这些圣像画家仍固守着古代僧侣的传统典型——瘦弱的体形和清教徒式的忠贞面容，显然缺乏时代精神。
213
拜占庭艺术历经黄金时代的高潮时，拜占庭政权却堕落了。陆军乱纪，海军腐败；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船只控制了黑海，海盗横行于希腊群岛。一群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雇佣兵——卡塔兰大兵团——占领了加利波利（1306年），抢夺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并在雅典建立共和国（1310年）。没有政权能够镇压他们，他们是被其本身的暴乱摧毁。1307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参加了法兰西、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一项重占君士坦丁堡的阴谋。这项阴谋破碎了，但多年来，深为拜占庭皇帝防范的西方基督教已经没有能力抵抗伊斯兰教的进犯。当奥斯曼土耳其逼临大门时，惧怕也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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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由于信仰的启示，认为为伊斯兰教而死可进入乐土；甚至即或没有所谓乐土和仙女，他们有些人认为漂亮的希腊女郎也就够了。希腊天主教憎恨罗马天主教，反之亦然。威尼斯人因为在克里特岛（Crete）拒绝接受罗马礼仪和教皇的威权而捕杀希腊天主教徒时，教皇乌尔班五世坚决要保护这唯一的真正教会（约1350年）。拜占庭的百姓和下级教士，拒绝以拉丁基督教的各种规矩再事统一希腊；一位拜占庭贵族宣称他宁愿在君士坦丁看到土耳其头巾，也不愿见到罗马红衣主教的红帽子。大部分巴尔干诸国憎恨其邻国甚于土耳其。有些人更愿意向穆斯林妥协，因为穆斯林统治者收的税没有基督徒统治者多，较少甚至不迫害异教徒，并允许有4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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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屠杀了数千人，直到抵抗停止。然后他们开始疯狂地抢夺，这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希望的。每一个战败者之中可用的成年人，均被视为奖品。在一场强奸狂乱中，连修女也和其他妇女一样被蹂躏。基督徒中的主仆，在被夺去显示其地位的服饰后，突然发觉他们并无区别，同是奴隶。
君士坦丁堡的失陷，震撼了欧洲的所有王国。这个保护欧洲使它不受亚洲侵扰达1000年的屏障，已经倾倒。十字军曾经希望逐回亚洲内陆的伊斯兰教势力和信仰，而且已经有办法跨越拜占庭军团，通过巴尔干，到达了匈牙利的大门前。教皇曾梦想全希腊的基督徒投向罗马的统治，当他看到东南欧成万的人，迅速改信伊斯兰教时，已经没有当初的雄心壮志。曾经对西方船只开放的商业道路，现在落入敌人手中，这些道路，因平时要征通行税而阻滞，在战时又被枪炮封锁。拜占庭艺术家被赶出去，当西方骄傲的影响消失时，在俄罗斯发现了其踪迹。从1397年开始，希腊的学者移民到意大利和法兰西，现在迁徙的速度加快了，因这些古希腊难民的移迁而在意大利开花结果。就某些方面而言，并没有失去什么。拜占庭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英雄故事和血腥的历史上，在人类高贵和不名誉的经历中，也有了它的一席之地。
228
其时伊斯兰教压境，农人不堪痛苦剥削而掀起暴动。1514年，匈牙利国会宣布组织十字军以抵抗土耳其，征召自愿军。为数众多的农人聚集在十字路上，生死的选择由不得自己。当发现他们自己被武装起来后，这种观念便传开了，为什么等着去杀远方的土耳其人呢？可恨的贵族就在眼前。
从野蛮到文明需要一个世纪，从文明到野蛮只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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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对廷巴克图、塞内加尔及西非海岸可能拥有的黄金、象牙与奴隶的描述，煽动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于是他决定探勘这一地带，并予并入葡萄牙版图。他手下提到的塞内加尔河，可能东通尼罗河源和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一条起自大西洋、越过非洲、到达红海，因而东通印度的水道，行将开辟。意大利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将告瓦解。葡萄牙因而也将成为一个强权国家。被征服的地区可能皈依基督教，非洲伊斯兰国家将会在南北两侧受到基督教国家的攻击，基督徒在地中海上的航行，也将获得保障。亨利似乎未曾想起环绕非洲的一条航路，但这成为他的一项历史性成就。
亨利的一位船长重新发现了（1418年）70年前热那亚人发现、旋又忘记的马代拉（Madeira）。葡萄牙殖民者现在发展其资源，该地的糖及其他产品不久即抵过殖民的花费，葡萄牙政府因而乐于提供亨利航海探险的基金。后者注意到了1351年一张意大利地图所标示的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于是委派卡夫拉尔（GonzaloCabral）前往探勘，结果大功告成。1432年至1444年，这些海上明珠都一一并入葡萄牙版图。
233
吉利亚内斯不敢抗命，终于抵达了博哈多尔之外150英里的地方（1435年），他震惊地发现了赤道地区茂密的植物，根据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的说法，在那种焚炙的太阳底下，只有沙漠才能存在。6年之后，特里斯唐（Nuno Tristao）更下航到了布朗角（Cape Blanco），带回一些强壮的黑人，立刻予以受洗并使之成为奴隶，封建领主让他们在葡萄牙的农场上工作。亨利辛劳航海的第一个主要结果，便是非洲贩奴的形成。财富源源而来，亨利的船只名义上为探察并使土著皈依基督教，实际上是捞取黄金、象牙与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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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洛缪·狄亚斯（Bartholomeu Dias）一路与暴风雨和船难搏斗，终于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1486年）。他高兴地发现现在可以向东航行了，印度直躺在前面，似乎伸手可得，但他疲惫的部下迫使他回航。他诅咒摧毁他部下精神的那些险恶海面，同时把最南端的这一处岬角称为折磨岬（Cabo Tormentoso)。约翰二世眼见印度就在这个转弯处，于是重予命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1497年，曼努埃尔国王忌妒哥伦布带给西班牙的荣耀与财富，委派达·伽马航绕非洲到印度。这位28岁的船长因受暴风雨所迫而采取了迁回路线，经过137天航行了约5000英里方才抵达好望角，然后再历经百次的危险与动乱、178天与4500英里的航行，终于抵达了卡利卡特（Calicut）——亚洲东西、南北贸易的辐中心之一。
葡萄牙人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取代了先经埃及、阿拉伯或波斯，再经意大利这条辗转花费、需索通行税的海陆路线。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经济成果，对于欧洲来说，较美洲的发现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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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业需要不间歇的军事保护，葡萄牙政府全面控制了这门新兴的贸易。穆斯林早已在印度各据点建立商业；有些印度的君主也加入抵御葡萄牙人入侵的行列。贸易与战争，金钱与血液，在这场范围极广的商业革命中混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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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帝国——第一个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当时在世界上幅员最广，只有西班牙在美洲各地所建立的帝国差堪比拟。里斯本成了首富之区，其水域停泊着来自远地的各类船只。北欧商人在那里，而非在威尼斯抑或热那亚，以最低价格购得货品。意大利为丧失东方贸易的垄断权哀悼不已。在一个世代里先后受到哥伦布、达·伽马与路德致命打击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于是逐渐凋萎，而位居公海统帅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转而领导着大西洋各国的繁荣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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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450年，正是为数约千万的人民，创造了西班牙的文明。他们每以纯粹的血统自豪，却是凯尔特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与犹太人的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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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身为闪米特人后裔，却又受到反闪米特人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在血液里保留非洲的热度，并像柏柏尔人一样，在语言与行动上趋于暴烈。他们的心灵敏锐而好奇，却失于轻信并畏于迷信。他们即使在贫困、凄惨之中，还保持着精神的傲然独立与举止的尊贵。他们贪多务得，但并不轻视穷人，也并不吮舐富者之鞋。他们轻视并规避劳动，但也坚忍刻苦。他们懒惰，却征服了半个新大陆。他们渴求探险、壮丽与浪漫，即使以代理的方式，他们也要饱尝危险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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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百姓效忠于教会与国王，因为他们必须如此，才能勇敢而有效地对抗自古以来的敌人摩尔人。
他们坚信精神世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居所和永恒之家，尘世生活只是一种邪恶短暂的梦幻。他们痛恨异教徒，而视其为国家统一与信仰的出卖者，因此不反对予以活烧。他们认为这只是对愤怒的上帝最应该做的。下层阶级几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当时的教育几乎全属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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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仔细研究过斐迪南，他于品味其狡诈之余，赞扬道，“其行径……通通伟大而略突出”，并称他为“基督教国家中最重要的国王”。圭恰迪尼也写道：“这位王子言行之间真有天壤之别，而其立下步骤，又何等深沉奥秘！”有些人认为斐迪南幸运，但事实上他是小心准备，以待大事，并立刻抓住机会。我们若对他的善与恶加以衡量，其结果为，他至少已将西班牙从停滞破碎的混杂中统一壮大起来，成为下一代欧洲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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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对于世界与人类之起源与命运的见解，如此不同，故在大部分国家里，人们已不再惩处宗教信仰不同者。我们目前的不容忍，只是针对那些敢于质问我们的经济与政治原则之士。我们解释这种独断主义，其所持之理由为：任何加之于这些珍贵的假定之上的怀疑，均将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巩固与生存。直到17世纪中叶以前，基督徒、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比我们今日更敏锐地关怀宗教一事。他们的神学理论，乃是他们的至宝与信托品。他们将拒斥这些信条的人士，视为攻击社会秩序基础及人类生命真正意义的敌人。每一个集团均因确信而难以容忍，并将他人视为异端。
由于孩童教育与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中古基督徒，都相信《圣经》字字均由上帝口授，同时相信上帝之子直接建立基督教会。基于这些前提，人们自然认为上帝希望所有的国家，均为基督教国家，而异教的流行，也必然是对上帝的全然侮辱。此外，由于任何一位异端，必然受到万劫不复的惩处，故宗教法官相信（许多人似乎如此诚挚地相信），只要能消除一个异教徒，他们便能挽救他潜藏于内心的皈依本性，或是挽救自己免于永恒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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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已死的异端者，可得30%至50%的利益。凡是害怕这种追溯既往判决的家庭，有时向裁判者付出“和解费”，以保障其继承的遗产不被没收。财富因而变成了富人的一项危险，及告发者、异端裁判者与政府的一种诱惑。随着金钱流入宗教裁判所的钱柜，里头的官员追求黄金比保存正教信仰更加热心，腐败堕落也假宗教之名盛行起来。
宗教裁判所本身宣称它绝不杀人，只不过将定罪者交给俗世政府；但无论如何它明晓刑法规定，凡严重犯上或不知悔改的异端，均须火焚于柱上。教士正式出现在公开焚烧异教徒的场合，即坦然显示教会的责任。“信仰之举”不仅仅在火焚一事，而在判罪与执行时的整个仪式。其目的不仅在于恐吓潜藏的触犯者，还在于训诲子民，使之预尝到最后审判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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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罪者”现在则被带回监狱；怙恶不悛者则“交还”给世俗军士，并嘱以虔诚小心，不得让他们滴下任何污血。这批人终于被带出城，从附近数十里前来迎睹这一圣日景观的人丛之间经过。他们最后到达一个准备好的刑场，招认者先绞后焚，而顽抗者则被活活烧死。柴火一直加添助燃，直到死者全部烧尽，只剩一堆灰，然后将之散落于田野、溪流之上。这时，僧侣与围观者才各自返回他们的祭坛及家宅，心中深信他们已呈给受到异端侮辱的上帝一种求和的供品。人类的献祭行为又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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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皇由于需要斐迪南的友谊及西班牙就圣职者头一年收入的捐献，也未再坚持。宽恕由金钱买得，并加颁布，但继则宣告无效。诸教皇只是偶尔维护其权威，将异端裁判者传回罗马，以质问其所受失检的指控。
上层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微弱地加以反对，而一般基督徒通常表示赞成。围观火刑的群众，他们对受难者甚少同情，往往敌视还更多些。在某些地方，他们唯恐招认将使罪犯逃脱柴堆之火，便企图先予杀害。拍卖受刑者被没收的财物时，基督徒群聚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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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焚的比例自1500年之后开始减少，但没有统计能传达出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内心的恐惧。即使在家庭隐秘之地，一般男女也得注意自己所说的每一字句，唯恐漫不经意的批评将导致他们入狱。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压迫。
宗教裁判所究竟成功了没有？这在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即消除西班牙公开的异端上，可说是成功了。认为宗教信仰的迫害无效这种看法，只是谬见。
但另一方面，它可能强化了德国、北欧与英国的新教，因为那里的人民深恐一旦恢复了天主教，大祸就即将临头。
北欧与新英格兰处决妖巫，正显出新教人民与宗教裁判所精神的亲近——说也奇怪，后者却理智地视巫术为一种幻想，须予怜悯、治疗而非惩处。异端裁判与火焚妖巫同为患上神学理论必须杀人之病症的时代的表征，其正如我们这一世纪出自爱国的屠杀。我们必须以他们的时代来了解这些运动，但在今日看来，那些都是最不可宽恕的历史罪恶。至高而不可挑战的信仰，是人类心灵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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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裁判意在威吓所有新旧基督徒，使其至少在表面上归于正统，并希望异端一经萌芽即遭摧毁，希望受洗的犹太人，经过两三代后，便忘记他们祖先所信奉的犹太教。
1492年——西班牙历史上多事的一年——3月30日，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签署了一道放逐敕令。凡未受洗的犹太人，不论年龄与财产，最迟在7月31日必须离开西班牙，且不得重返，否则以死论处。在这一短时间内，他们可以出售财产。他们可携带动产、交易券，但不能携带钱币、银子、金子。长者亚伯拉罕与阿布拉内尔欲提供巨款，敦请撤销这一救令，但遭国王与王后拒绝。一道补充的诏令要求，犹太人的一切财产均须缴税到该年年底。基督徒或摩尔人的欠债，只能于期满时通过被放逐的债主所能找到的代理人予以收集，或于离去时折价卖给基督徒买家。犹太人的财产便在这种强制的行为中大幅贬值，落入基督徒手中。一栋房屋抵一头驴子卖出，一座葡萄园则抵一块布。有些犹太人在沮丧中烧毁了家宅（以领取保险金），其他则把房子给予城区政府。犹太会堂也被基督徒占用，而改为基督教会。犹太人的墓园沦为牧地。西班牙的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大部分财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这样化为乌有。约5万名犹太人改奉基督教，并获准居留。另外超过10万以上的犹太人则离开西班牙，开始漫长而痛苦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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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与穆斯林商人、工匠、学者、医生与科学家的外迁，使西班牙损失一笔无法估计的宝藏；那些接受他们的国家，则在经济与学术上获益。西班牙从此以后只晓得一种宗教，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基督教牧师，除了在传统信仰的界限之内，一切思想自由，均予放弃。不论如何，当历经商业、活字印刷、知识与新教革命的欧洲急遽地迈入现代之时，西班牙选择停留在中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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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虽是力量与意志的个别禀赋，同时也是在时代中塑成，并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训练与技巧的一种社会性的遗传。天才既是天生，也属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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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马基雅维利要赞美他：他是在马基雅维利想到要写《君主论》一书以前，即将权谋之术予以实行的一位国王。斐迪南使宗教成为国家与军事政策的工具，他的文件充满着虔诚之辞，但绝不让道德的考虑阻挡权宜或利益的获取。
就个人而言，他既不贪婪，也不浪费，他的欲望是为权力而非奢侈，他的贪婪则是为了国家，欲使其统一强大。
为达目的，他做出我们这个时代认为野蛮而不宽容、残酷而不人道的事，但他同时代的人却视此为对基督的一种光荣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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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凌驾城市议会地方自治区这一胜利，不啻祛除了西班牙人借以表达并维持独立与多样性等特色的途径；信仰统一的取得，也给西班牙钉上了一部机器，专门压制对所有事物加以推敲的原创性思想；尚未归化的犹太人与摩尔人遭驱逐，更在新大陆开放、亟须经济扩张与改善之际，削弱了西班牙的商业与工业；西班牙越发卷入法、意的政治与战争之中（后来则为佛兰德斯、德国与英国），而未将政策与商业致力于美洲的开发，更使其在金钱与人力上蒙受无法承当的重担。
所有各国都在渴求东西印度群岛的黄金；它们全都使用战争与外交欺骗，以确保生存、扩张疆界或增加财富。对于所有的基督教政府而言，基督教不是原则，而是统治方法。基督为人民所喜，而马基雅维利则为国王所喜。就某种程度而言，一国之内虽不乏文明之人，但谁将使该国文明昌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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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总结14世纪和15世纪欧洲的科学、教育与哲学之际，须提醒自己：当时理性的研究，必须在迷信、不容忍与恐惧的丛林之中，为自己生长所需的土壤与空气而战。在饥馑、瘟疫与战争中，在逃亡或分裂的教皇职位的一团混乱之下，男人和女人试图在玄秘的力量里为人类无法了解的灾难寻求一些解释、一些控制事物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及残酷现实的神秘超脱。理性的生活过早游动在巫术、魔法、降神术、手相术、骨相术、命理术、占卜术、灾异、预言、命定的星座、化学炼金、万灵药及动植物和矿物的玄秘力量这一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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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的个人在每一个转弯处，都会跨出感觉世界而进入魔术生命和权力的领域里。每个自然的事物都具有超自然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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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一再强调地狱的存在与撒旦的诡诈，更使一般人相信，他自己或他的同伴之一与撒旦有联系；许多害病的心灵或沮丧的灵魂，都怀藏着召集这些恶魔以为己助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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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崇拜撒旦为诸魔之宰，在晚间或“安息日”，他们打动撒旦以召唤属下诸魔，施行巫术。根据一般大众的信仰，那些通常为妇女的巫师，以这种恶魔崇拜为代价而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这样，他们便被认为能够凌驾自然法则，而给心目中的对象带来不幸或死亡。学者如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均接受巫法的真实存在；科隆的一些教士则加以怀疑，但科隆大学予以肯定。大部分的教会人士宣称——外行的历史学家也有点同意——夜晚的秘密集会，是杂乱的性交与指引年轻人堕入淫荡之术的借口。
原因或许是：这些“巫师的子夜集会”是对沉重的基督教的一种延期偿付，并且也是对上帝的强敌撒旦一种半为游戏半为反叛的崇拜——只因上帝遣退如此多的乐趣，并把如此多的灵魂打入地狱。
285
经院主义端坐在哲学的首席，而人文主义则在大学的墙外茁壮生长。因此，德国境内的大部分大学在宗教改革期间都依附罗马教会，但有两个重要例外，路德就读的欧福大学与执教的威田堡大学。
科学的气氛在博学者之间几乎不比一般民间来得流行。当时的时代精神倾向于人文主义。即使希腊研究的复活，也忽视了希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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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主张地球每天运转，并从天文学里消除天使的神灵之说。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认为那些神灵指引并带动天体。天体运动的解释，比里当说道，莫过于上帝的原始推动与嗣后的推动法则——动体除非受到某一现存的力量的阻碍，否则仍继续其运动。比里当在这点上已先于伽利略、笛卡儿与牛顿诸人。各球体与星辰的运动，他再论道，受到在地球上运行的同一种机械法则的支配。这些现在看来如此平凡的命题，却深深地伤害了中古的世界观。它们几乎标志了天文物理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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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的麻风病人，仍遭驱逐，但麻风病在15世纪几乎已从西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梅毒。此症或许是法国原先所称作的“大水痘”的扩展，或许是美洲的一种输入品，但它于1493年已确定在西班牙出现，意大利则在1495年出现。该病在法国传播得如此广泛，因而被称作“法国病”。德国有些城市被蹂躏得乞求免税。早在15世纪末，我们便听说人们使用水银以治疗此症。当时医学的进展如同今日一样，与疾病的衍生勇敢地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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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能在他现存的作品里确切地找到传统所称作“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这一有名的公式：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但他一再地以其他名词表达这一原理：（存在项、原因或因素的）多数性的设定，不能没有必要性；以假定的数个存在项或原因来完成或解释能以较少的原因解释的事物，是徒然无益的。这一原理并不新颖，阿奎那曾予接受，斯科特则曾予使用。但在奥卡姆手里，这成了一种厉害的武器，它砍除了上百的玄秘幻想和浮华的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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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为我们观测事物的方法与方式所塑造、所限制，这是康德之前的康德。它被锁在我们心灵的监狱里，绝不能伪装成任何事物的客观或终极真理。
上帝似乎在奥卡姆的这把剃刀之前陨落。奥卡姆（像康德一样）在用以证明神祇的存在的任何争辩中，找不出任何具有结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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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基督信仰这座宏伟的大厦，到底还留下些什么？是可爱的神话、歌曲与艺术，是上帝赋予的道德，或坚强的希望？奥卡姆在被理性所摧毁的神学废墟之前，退缩不前。为了极力挽救以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道德典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他终于主张将理性牺牲在信仰的祭坛之上。我们虽然无法证明，上帝也许可能存在，并赋予我们每个人不朽的灵魂。像阿威罗伊、斯科特劝告的，我们必须区别神学真理与哲学真理，并在信仰里谦卑地接受傲岸的理性所怀疑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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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国家主义的国家起而对抗世界主义的教会这一方面，奥卡姆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即使只是一种呼声。他宣传教会守贫，影响了威克利夫；而他攻击教皇职位及经常呼吁从教会返归到《圣经》与早期的基督教，则预为路德铺路，后者奉列他为“最主要且最富天赋的经院派大师”。他的意志说和个人主义，率先表达了文艺复兴的前进精神。他的怀疑主义下传到拉米斯（Petrus Ramus）和蒙田，或许也传到伊拉斯谟；他把知识限制为观念的主观论，预示着贝克利的出现；而他通过“实践理性”挽救信仰，则先康德而存在。他在哲学上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强调感觉，视为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使他在——罗杰·培根、弗朗西斯·培根，中经霍布斯、洛克、休谟、穆勒、斯宾塞，再传到罗素——这派英国的经验哲学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偶尔闯入物理科学——他对惯性定律的概念及他的远处作用说——也激发了从让·比里当到牛顿这群思想家。他作品的普遍影响，就如斯科特的一般，在于削弱经院哲学的基本假设，认为中古基督教的独断信条，可用理性加以证明。经院哲学直到17世纪还维持一种苍白的存在，但没有可能从这些打击中复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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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了正在涌现的民族国家的尖锐呼声。得到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将贵族与自治区平服之后，这些国王现已感到强大得足以驳斥教会宣称其威权凌驾在政府之上这一说法。俗世统治者抓住教会在国际与学术上堕落的机会，梦想着主宰包括宗教与教会在内的每一层面的生活。这是将在宗教改革终极对决中的基本争端。国家胜过教会，标明了中古世纪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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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当时的各种情况，他的踌躇是对的。即使马西利乌斯也没主张欧洲的所有成人均有平等的选举权，那时十个人之中几乎才有一人识字，交通也困难，而阶级的区分更牢不可破。的确，他反对政策、立法全由“鼻子数”（贫穷的群众）决定的完全民主政治。他赞成个人依其对社群贡献价值的大小而掌握政治权力——虽然他未说明如何或由谁予以判断。他为专制王朝留下余地，补充说：“民选的统治者比世袭的统治者，更大受欢迎。”国王将是公共的一位代表兼仆人，倘其行为严重错误，则群众有权予以废黜。
这些观念可在中古，甚至古代找到根源：罗马的律师与经院派的哲学家，经常赋予人民理论上的主权；教皇制度本身是一个选举的君主政体；教皇自称为“上帝的仆人的仆人”；阿奎那也同意萨里斯伯里的约翰，认为人民有权推翻漫无法纪的国王。但这些观念在基督教世界里，绝少伸张为彰明昭著的代议政府的理论系统。马西利乌斯这个人在14世纪同时抱有新教改革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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