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
有一个人始终不容易将其分类，他是外交家、历史学家、戏剧家、哲学家。他是他那个时代思考最锐利的一个思想家，一位燃烧着崇高理想的爱国者。他虽然一事无成，却几乎是他那个时代，比任何人留的印记都要深的一位。
604
他深知政治学是创造、征服、保卫和壮大一个国家的最高艺术。他是只顾国家不顾人道的。他认为个人只是国家的一员，他关心的只是大家共为国家的命运而努力，他才不顾自我地炫耀。他希望知道为什么国家会兴衰，及如何延长那可能避免不了的衰亡的命运。
605
智者说，欲知未来，必须鉴古。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历史总会重演的。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历史是由人类的感情制造出来的，这种感情不分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样的，因此，相同的感情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
——马基雅维利
605
在历史的法则中，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文明和国家的兴衰。马基雅维利用一条非常简单的公式来解决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勇气产生和平，和平走向平静，平静产生混乱，混乱招致灭亡。在混乱中产生了秩序，从秩序中又产生了勇气，从勇气中又带来光荣和兴旺。所以，智者已经观察到文学灿烂的时代是跟在军事的强大之后……所以，必先有伟大的军人而后才有伟大的哲学家。”一个国家的兴衰除了系于这些一般的因素外，领导人的行动和影响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一位野心过大的统治者，在不自量力之下，擅用无上的权力乱启战端，可能会把他的国家毁灭。
606
人只有依次运用武力、欺骗和适应社会才能变好，换句话说，人才能够有秩序地生活在社会中。国家的创立是这样的;以军队和警察建立武力，制定法规，渐渐形成风俗习惯，进而支持领导权、维系社会秩序。国家越进步，就越不需要使用武力，灌输思想和风俗习惯就足够了，因为在一位强有力的立法者或统治者之下，人民是不易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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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较喜欢罗马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是建立在以人民或国家的安全为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基础上：“在以国家的利益为最大的前提下，我们绝不去考虑正义或不义，仁慈或残酷，褒扬或耻辱等，我们所要的只是采取那个能够救国家、争自由的手段。”一般而言，道德是一种行为的准绳，它使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守秩序，团结和强大。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假如把自己也囿于用来谆谆教诲人民的那部道德律之内，那么这个政府必然无法履行它保卫国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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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治国一事来说，政治必须要完全地超越于道德之上。假如我们把这些正义或不义、仁慈或残酷等的考虑应用于战争的伦理观上，马基雅维利确信基督教提倡的和平主义实是可笑、反常。
当一个国家停止扩张时，它就开始衰微了；当国家失去了战争意志时，它就要灭亡了。长期的和平会使国家衰弱和瓦解，偶尔进行一次战争，可以使国家重新振奋，恢复纪律、活力和团结。
马基雅维利从一个政治家可以不受一般道德限制这个观点，进而提出了解决他那个时代基本问题的主张：意大利要实现统一和强大，才能确保集体的自由。他看到意大利的分裂、混乱、腐败和衰弱而感到痛心疾首。
一个国家绝不可能统一和幸福，除非它像法国或西班牙一样，只服从一个政府的统治——不管这个政府是共和政府还是君主政府。而意大利不能统一的唯一原因就是由于罗马教会的存在。它拥有世俗的权力，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或勇气来征服其他的地方，使它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唯一主权者。
——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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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意是写出一些对了解它的人有用的东西来，我认为我们应只问实际上应当如何，而不问理想上应当如何。许多人生动地描述理想的共和国或君王应当如何如何，实际上这些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们实际生活如何与理想生活应当如何相去如天壤。一个人如果不顾实际地去追求理想而放弃其生存，更易于招致毁灭。一个人在布满荆棘的恶劣环境中还空谈理想、追求完美至善，只有加速败亡。因此，一位君王为了保全自己，应懂得如何为非作歹，并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为非作歹。
——马基雅维利
一位统治的君王必须把道德和统治术、个人良心和公共利益严加区别，必须随时准备为了国家而做出在个人关系中认为不道德的事情。他必须避免养痈遗患，对不能争取过来的敌人必须诛尽，对觊觎王位者必须加以杀戮。他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一个政治家说的话比不上枪炮有力。他必须使他的军队经常保持在健康良好、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状态中；他必须借经常狩猎忍受艰难和危险来锻炼自己可以上战场作战。同时，他必须精研外交术，因为有时狡诈和欺骗比武力更能达到目的，所花的代价却较少。条约如果变得有害于国家就可以不再遵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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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们几乎一致批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政治家们则几乎一致地实行他所阐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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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因为包含暴君统治的法则，往往使人掩面不忍卒睹，但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在险恶的环境下，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使用权谋诈术是必需的。那些孤立的贵族必须全部予以压制，虽然我们的自由观念和他主张的手段如无情的暴力、各种欺骗方法、谋杀等不相符合，但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可诛的暴君是无可厚非的。
——黑格尔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代表一种复苏的异教精神对衰微的基督教的最大挑战。在他的哲学里，宗教又如在古罗马时代一样，变成政治的附属品，国家才是上帝。
基督教的道德强调的是阴柔的品德，因为人类的天性里有着丰富的破坏本质，所以对那些具有虐待狂的罗马人，对那些侵入意大利的野蛮人，对那些想破坏文明、目无法纪的人，必须宣扬相反的观念。马基雅维利所鄙视的美德造成安定而有秩序的社会，而他颂扬的美德（和尼采一样，因为他缺乏这些美德）则造成强大而黩武的国家，并造成独裁者残杀无数生灵来迫使人民服从和加强他们的统治。
马基雅维利把统治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他只考虑到国家的保全，很少考虑到统治者个人的义务，也从未考虑到统治者个人的腐化和权力的滥用。他忽略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鼓励性的竞争和文化上的蓬勃发展，他很少注意到他那个时代或古罗马时代的辉煌艺术成就。他迷失在崇拜国家的观念中，他协助使国家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但他也参与建立了对高于中古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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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是否应受道德的约束？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道德只有在一个社会中的分子传播它、执行它的时候才可能存在，在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道德的存在尚待一个被赋予实力的国际机构的出现和维持国际法的舆论的形成。在此之前，国家的行为像丛林中的野兽一样，不管他们的政府宣称所持的原则如何，他们的实际行为与《君主论》中描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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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从彼特拉克到马基雅维利这两个世纪在意大利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出这个运动的本质和基础在于人们对来世生活的渐少关切，而日趋肯定今世的生活。人们很高兴地再度发现一个异教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里人们不必忧虑原罪或地狱的惩罚，自然的冲动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也受到宽恕。苦行、克己、罪恶感等观念在意大利上层中不再具有力量，甚至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修道院因无新人补充而日趋衰微；僧侣、托钵僧和教皇们也追求世俗的享乐，忘却了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传统的束缚和权威解除了，人们的思想和旨意超越了教会思想的重重束缚。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外向，虽然往往产生暴乱，却扫除了中古时期阴霾忧郁的思想。除了科学以外，得到解放的知识分子在各方面都很活跃，这一时期知识的大量解放未能产生实验的精神和研究的耐心，这两者一直要等到文艺复兴的狂潮消退以后才出现。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上帝的敬拜转变为对知识和天才的崇拜，对永垂不朽的信仰转变为对不朽声名的追求。异教徒的观念如财富、命运、自然的观念取代了基督教神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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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上的启蒙运动只限于少数人，解放的是个人，大多数人的思想并未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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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蓬波纳齐和马基雅维利这类不信神的人也寿终正寝这个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16世纪的意大利知识阶级中有一大部分人对罗马天主教已经失去了信仰。我们更可以不确定地假定，即使在那些未受教育的人中间，宗教也失去了控制道德生活的力量。不再相信道德律是来自上帝的人越来越多。一旦《圣经》上的戒律被认为是人自创出来的，所谓天堂地狱之说也不复被人相信，道德律也就失掉了令人畏惧的力量和它的功效了。人们行事时权衡利害而不顾禁忌，罪恶感消失了，犯罪时也不再感到良心不安。每个人只要他认为是适当的，不管传统认为对不对，就去做。人们希望的不再是做一个好人，而是怎样成为一个强者。许多人早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就奉行“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讲求武力和诈术了。后来马基雅维利也许是看到当时一般人的道德观念，才认为统治的国君应该像狮子一样勇猛，像狐狸一样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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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再生人”不过是一类人，他们只对一样事情持同样的看法：就是以前人从没有好好享受过生活。中古时代的人笼罩在教会的权威下，不重现世的生活；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以其热情、精神和活力尽情地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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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受教育的女子解放了她们自己，并不是靠着她们提倡解放运动，而是纯粹靠着她们的智慧、品德与机智，及男人对她们内在与外在美的欣赏。她们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政治上，她们表现了统治的才能；在道德上，她们融会自由、礼貌与虔敬；在艺术上，她们蕴含的女性美，表现在许多圣母像上；在文学上，她们的家居和愉快的生活，成为诗人与学者描写的对象。就像其他时代一样，固有许多讽刺妇女的故事，可也不乏赞美和称颂的文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像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两性努力的结果，妇女因此进入了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男人不再鄙俗粗野，举止言谈都变得更为优雅。这一时期的文明，虽有其堕落混乱的一面，但所表现的优美和高尚是欧洲前1000年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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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基督徒与犹太人竞相放利，而维罗纳的市议会对有些基督徒索取比犹太人还高的利率表示不满。但公众愤恨的对象主要还是犹太人，这种愤恨有时导致反犹暴动的爆发。
随着规模的扩大及雇主与被雇者之间人际关系的消失，工业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在封建制度下，农奴虽负有某些义务，但也能够享受某些权利。当他生病、年老、遭遇经济萧条或战乱时，他会受到领主的照顾。在城市，同业公会对加入公会的成员也会加以某种程度的照顾；而一般自由劳工，当他们失业时就要忍受饥饿。当他们寻求工作时要依从雇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是苛刻的。每次生产技术、财政管理的革新或进步，促成利润的增加，而雇主并未相应地增加工人的工资。商人对待他们的员工严厉无情，他们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在竞争中使用诡计、伪造契约、诈欺等各种手段。他们如果暂时能够合作，那只是为了打击其他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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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残暴的行为是集体性、有蔓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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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宗教信仰衰退时，在许多人的脑中，现实的观念取代了是非的观念；而且政府不再享有合法权威时，人们服从法律的习惯消失了，武力取代了风俗习惯。人们对付暴君的唯一途径就是起而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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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古罗马喜剧中的布景，男女难辨、人物混淆、阶级颠倒的肤浅情节，所有三教九流的人物，包括普劳图斯为迎合低级观众所描写的龟鸨和妓女，所有下层人民的粗语和野蛮动作，全都出现在这些人写的意大利喜剧中。
意大利的喜剧产生于意大利人道德腐化到极点时，这是它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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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理论相比之下落后了30年。演奏者提出了革新，教授者反对，然后两方辩论，最后反对者赞同了。同时多声部乐曲、旋律配合法和遁位曲的原理也加以公式化，以更容易地讲授和表达。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最大的特色不在理论，也不在于技术的进步，而在于它的日渐世俗化。16世纪，不断的进步和进行实验的不再是宗教音乐，而是抒情歌和宫廷音乐。16世纪的意大利音乐，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异教的一面及道德的堕落，与哲学和文学一同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在情诗里寻找灵感。长久以来，宗教与性的冲突因为爱神厄洛斯的得胜而暂告解决了。圣母玛利亚的统治宣告结束，妇女的本性开始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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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是文艺复兴时代知识蓬勃发展的另一面，但是这种个人主义比起中古时代的团体精神来，在道德和政治上产生不利的影响。
德国和英国在14世纪和15世纪时还很穷困，所以道德腐化的情形远不及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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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深具影响力的传道家也无法力挽狂澜。宗教信仰衰退了，受人尊敬的权威和法律不复存在，道德失去了作用，人类原始的本能不再受到道德观念的束缚。曾经一度统治君王的教会本身，现在也难以统理或自清了。政治自由在各地相继受到摧毁，削弱了一般人的公民意识，个人无法再参与政治。既然在政治上无法谋求发展，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只好转而追求享乐，当敌军侵入时他们仍置身于温柔乡中。城市与城市之间针锋相对，互竞奢华，互使诡计，已有两个世纪之久，所以现在不可能联合一致来对付共同的外敌。传道家如萨沃纳罗拉之流，在呼吁改革皆遭挫败之余，要求上天给予意大利惩罚，并预言罗马城的毁灭和教会的崩溃。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再不愿意交纳贡金来资助教皇国之间的战争和意大利奢华的生活，他们怀着惊愕和羡慕的神情，注视着这一个丧失了意志和权力、却充满美丽和财富的半岛，于是意大利变成了每个国家都想攫取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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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政治上也陷于混乱状态。意大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是四分五裂时，其他欧洲国家由于经济的发展，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已渐消失，成为君主统治的统一国家。
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分裂，但德意志诸邦承认一个共同的国王和皇帝，并供给他金钱和军队，对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作战。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德国都募集自己的壮丁，建立军队，并以其贵族为军官和统帅。
只要一次交战，就可暴露出意大利的无备状态。
现在欧洲半数的宫廷里充满了外交上的阴谋，要来攫取意大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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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古时代，防御术重于攻击术，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发生，现在攻击优于防御，战争变得更残忍，死伤人数更多。在此之前，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很少波及人民，遭殃的是他们的田地而非他们的生命，自此以后他们将看到整个意大利饱受战争的破坏，死伤者横尸遍野，血流成渠。瑞士人经过这次战争才知道伦巴底平原有多么的富庶，他们以后将一再侵入此地了。法国人也知道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正等待着一位征服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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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发现对意大利的影响，比到印度的新路线的发现更深远。地中海国家逐渐没落了，她们被搁置一旁。大西洋国家则遥遥领先，因美洲的贸易和黄金而获巨利。这次商业路线的革命，比自希腊打败特洛伊而打开黑海至中亚细亚的路线以来，历史上记载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伟大。
文艺复兴没落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反宗教改革。意大利除了政治上的不安，道德的堕落，受异族的统治，商业为大西洋国家所夺，国家岁收的丧失等之外，现在，又加上教会在心理上、行为上的变化。士绅们对教会的妥协，使既富且稳的教会允许知识分子在不扰乱民众信仰的条件下享受相当程度的思想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现在都因德国的宗教革命、英国的脱离教会和西班牙的霸权而结束。当人民开始拒绝教会的教义和权力时，宗教改革甚至在意大利引起改变，天主教的结构基础受到威胁。教会自认是国家，并像生存受到危害的国家一样，开始的反应是容忍和放任，后来便采取恐怖的保守主义，严格限制思想、出版和言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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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仅限于意大利）本质上是由少数聪明人操纵大多数单纯的人而达成的经济拓展，罗马的财富来自上百万的欧洲家庭虔诚的揭献，佛罗伦萨的光辉是成天工作的下层无产阶级的血汗结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只有分享平民艺术的光荣。在政治上，文艺复兴时代由商业的寡头和军事上的独裁取代共和政体，在道德上，它是一种异教的反叛，腐蚀了宗教理论的道德尺码，放纵人类的本能，让他们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工商业的财富。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是美，但很少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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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艺术上的全部复古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一种风格一旦死了，便不能适当地再复活，除非它所表现的文明也能恢复。
恢复的古典遗产是负担，也是恩赐，它使现代的灵魂充满高贵的典范，但它几乎使被压在一大堆的圆柱、柱头、及三角墙之下的年轻思潮——刚成年——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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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文化是建立在穷人背上的一种贵族文化，可是，哪一种文化不是这样子的？无疑，若无某种程度的集中财富，许多文学和艺术是无法兴起的，甚至富于正义感的作家，都有一群看不到的劳动者为他们采矿、生产粮食、织衣服、制造墨水。我们不可替独裁者辩护，他们有一些是应该受绞刑的，因为他们将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金钱无谓地浪费掉。
至于道德松弛，这是知识开放的代价，这个代价虽重，但那种自由是现代世界无价的天赋人权，是今日我们精神的气息。
在意大利，第一种现代文学自复兴和放任中产生，虽然当时的意大利作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伊拉斯谟或莎士比亚。
若没直蓬波纳齐和马基雅维利，提尼西奥和布鲁诺费尽血汗提倡于先，培根和笛卡儿是否能获得辉煌的成就，可就难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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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恢复了古典文化，也结束了东方精神千年来在欧洲的统治。这伟大的解放的福音从意大利由百条路线翻山越海传到法国、德国、佛兰德斯、荷兰和英国。学者吉罗拉莫·亚林德尔（Girolamo Aleandro)跟尤利乌斯·恺撒·卡利杰尔、达·芬奇、安德烈亚·萨尔托、切利尼及帕里斯·波登等将文艺复兴带到法国。意大利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将它带到波斯、克拉科夫、华沙。米开罗佐将它带到塞浦路斯。真蒂菜·贝利尼冒险带它到伊斯坦布尔。科利特和利纳克尔将它带回英国。阿格里科拉（Agricola）跟洛易希林带它回德国。观念、道德及艺术的思潮不断从意大利向北流了一个世纪，16世纪至17世纪，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承认它是新的科学、艺术及人文主义的文明之母，甚至绅士的观念及生命与政府的贵族观念，也源于南方，由它去规范北方的态度和状态。因此，文艺复兴16世纪在意大利衰落时，正是它在法国、英国、德国、佛兰德斯及西班牙蓬勃萌芽之时。
有一段时间，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紧张状态、神学的辩论及宗教战争，掩盖了文艺复兴的影响，人民为信仰的自由战斗了一个血腥的世纪，理智的呼声似乎为信仰所平息。但是，并不是全部沉默，甚至于在那个绝望的处境中，像伊拉斯谟、培根及笛卡儿等人仍然勇敢地发出共鸣，给它新鲜的、更有力的表白，斯宾诺莎为它发明一个伟大的公式。18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在法国的启蒙时期复生，从伏尔泰、爱德华·吉本到歌德跟海涅，到雨果与福楼拜，到泰纳与阿那托尔·法朗士，这条脉络一直延续着，历经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总有办法自战争中逃生，而在和平时则耐心地使和平更为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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