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
很显然，西克斯图斯这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哲学和神学教授，是文艺复兴时代第一位世俗化的教皇——准确一点说：是第一位热心于建立教皇的威信，使之成为意大利一个强固政权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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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阶级的无法无天，反映、更助长了罗马的道德混乱。暴动、盗窃、抢劫、贿赂、谋杀、复仇事件层出不穷。每天破晓时分，都可在巷道上发现夜间遇害者的尸体。朝圣者和外国使节漫步于教都时，常因暴徒的袭击而侧卧道旁，有时全身被剥得精光。妇女们不论在街上或家宅，都难免遭受突击。一座镀银的真十字架的一小片，在特拉斯特尔圣玛利亚教堂的圣物收藏室内被偷窃出来，取去它含银的部分后，留下来的木头后来竟然被发现置弃于葡萄园中。这种宗教怀疑主义遍及各地。罗马有500户以上人家被判为异端，但缴纳罚金后都被释放了。罗马圣职人员的昏庸贪暴程度已然如此，西班牙方面更甚。那里的异端裁判官与吸血魔鬼无异，在西班牙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连教士们也心起怀疑。有一位教士，因为做弥撒时以自己的话语换上一般的祷词，而被控亵渎神灵。且听听他的祷词，何其荒谬：“噢，愚蠢的基督徒啊！你们像上帝一样，只在意吃喝。”英诺森八世期限届满时，许多预言家均声称末日渐临。在佛罗伦萨，萨沃纳罗拉扬言当代为《圣经》中所记反基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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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继位约两个月后，哥伦布发现“印度群岛”，把这个岛屿呈献给斐迪南与伊萨贝拉，葡萄牙借着卡利克斯特斯三世（1479年）的敕令要求得到新大陆。卡利克斯特斯三世的敕令曾允准所有大西洋的土地归葡萄牙所有。西班牙反驳说，这个敕令所指其实只是东大西洋。双方处于战争边缘，亚历山大规定亚述群岛与佛得角群岛以西，自北极向南极划分一条想象的界线，以西所发现的土地给西班牙，以东则属葡萄牙，条件是两国必须在从未住过基督徒的土地上，运用各种努力使他们新的臣民信奉基督。教皇的允准，当然只是肯定了一次武力征服，但是维持了半岛上西葡两国的和平。似乎没有人会想到非基督徒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应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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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估计尤利乌斯在历史上的地位，除非把他当作意大利的解放者、圣彼得教堂的建造者及所有教皇中提倡艺术最有力者来研究。但同时代的人，大部分都当他是政治家和武士。他们害怕他无穷的精力、他的凶狠、他的诅咒及毫不妥协的怒气。但在他暴烈的背后，他们仍可以感觉到他充满慈爱的胸怀。
尤利乌斯犯了与洛多维科、亚历山大等人同样的错误，把外国军队召进意大利。还好当目的达成之后，他比其前人和后继者更成功地将意大利从这些强国中解放出来。也许他在解救意大利时削弱了意大利，使“野蛮民族”误以为可以在风和日丽的伦巴底平原解决争端。在他的伟大之中，有残酷的因素。
但在那只讲强权不顾正义的世界里，以尤利乌斯的地位和年龄，要他把教皇领地让给威尼斯和其他侵略者，冒险把教会的维系纯粹依赖精神基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时代的环境和气氛下，他做其所当做。他的时代宽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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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乌斯遗泽后世最久远的工作，便是他对艺术的奖励。文艺复兴的首都，因他的关系由佛罗伦萨迁到罗马，并在罗马达到艺术的顶峰。
他独尊建筑，新圣彼得教堂便表现出他的精神，而且是他所拯救的罗马教会世俗权力的象征。他资助布拉曼特、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100多位艺术家，发动12次战争，并留给教廷宝库70万金币。这真是一个奇迹，也是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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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立刻就发现，他和尤利乌斯一起会很痛苦，因为他们彼此太相似了。两个人都是脾气暴躁而易怒的——教皇是傲慢而易怒，米开朗基罗阴沉而骄傲。他们在精神上和意志上都是巨人，他们不承认有人胜过他们，他们绝不妥协，他们不停地从一个伟大的计划跳到另一个，他们把人格烙印在时间上，他们以这种疯狂的精力做事，因此在他们死后，整个意大利显得精疲力竭而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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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是属于宣称毁灭命运的预言家，而不是传授爱的福音的传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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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上每一处小空间，就他整个画图计划，是要画上裸体像，并不像运动家那样健美。没有性的暗示，仅是展示了人体精力、生活力与生命的高度融合。虽然一些胆小的人，抗议把众多的裸体像放在上帝的殿堂里，但尤利乌斯并不反对如此，他的心胸像他的仇恨一样宽广。他看到这些作品时，他知道那是伟大的艺术。也许他知道借此赢得的战役并不能使他不朽，而是米开朗基罗在教堂拱形圆顶所作的神奇、神圣的自由之笔，才能使他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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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怕”得出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精力。这是一种旺野而耗神的力量，折磨并支撑米开朗基罗的躯体达89年之久。其次是一种几乎无视于一切的意志力，能控制那个精力，使之指向某一个目标——艺术。精力受集中的意志支配，这也差不多就是天才的定义了。该精力即视形体不定的石块为挑战的对象，从而加以抓取，撞击与雕琢，直到那块石头呈现深远的意义。这种精力跟下面这种毅力相同：怒弃使人发狂而无聊透顶的人生，从不想到衣着整洁或表面的谦恭以及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若非盲目奋进，则亦与盲目奋进者偕往），不顾信约已毁，友谊已绝，身衰力弱，终至精疲神乏，心力交瘁，却完成了工作——留下万世不朽的绘画、雕刻及一些建筑物。“如果上帝助我，”他说，“则我将制出意大利前所未见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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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术性的艺术家而言，没有一个艺术家能与他并肩；在安排画面的构图、整体的色彩变化、线条的柔滑等方面，没有人及得上他。他的一生致力于形式的表现。因此，所呈现的局限于事物的表面。除了尤利乌斯的画像外，他不曾深入探究人生或信念的神秘性及冲突感。达·芬奇的纤妙与米开朗基罗的悲剧感，对他而言一样毫无意义。人生的情欲与欢乐、美的创造与拥有、朋友与情人的忠诚，这些就足够了。约翰·罗斯金说得对：哥特式的建筑与意大利及佛兰德斯的“前拉斐尔派”绘画，表现了淳朴、真诚与雄浑的信念和希望，较诸拉斐尔那娇媚的圣母画像与艳丽的维纳斯，还能深入灵魂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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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使我们困惑，米开朗基罗使我们惊惧，拉斐尔带给我们宁静。他不提出问题，不引起疑虑，不制造恐惧，而是提供我们那芳醇而可爱的人生。他不容许智识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或躯体与灵魂之间的矛盾。他所见的一切，是对立的谐调，造成毕达哥拉斯式的音乐。他的艺术将画上的一切理想化：宗教、女人、音乐、哲学、历史，甚至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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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实现时，受限于短绌的军力，因此只得运用当时君王所拥有的一切治国之略与外交手腕。一个基督教会的领袖竟也说谎、毁信、偷窃、杀人，的确很不合宜，但一般的君王都认为：这些手段对一国的存续实属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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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明是一种少数人的产物、特权和责任。历史学家看清了一般人那种无知的执拗，遂寄望于那光荣而迷信的未来。
假如在每个时期，他们能够发现几个人能借智慧、天赋或环境之赐，而使自己跳出迷信、玄奥和轻信的领域，就能看得出那无止境的愚昧，达到具有判别是非的智力。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明只是少数人所有、所治和所享。一般所谓的世俗人，只知耕作和挖掘，拉车或挑着担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已是精疲力竭，哪有余力去思考呢？他的意见、宗教及对人生的看法，都是来自天的启示，或得之于祖先的言教。他让别人来替他想，因为他们要他替他们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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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意大利当时的经济生活情形和一般人的知识水准，并不急需什么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像达·芬奇，凭着他那股狂热的好奇心，他可以懂得一些宇宙的知识，对于其他类的科学也有一点皮毛的认识。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实验室，解剖学只是一个开端而已，没有显微镜可以帮助研究生物或医学，没有望远镜可以观测星象或月亮。对古典美的追求，已经达到了富丽堂皇的艺术境地，然而对真理的追求，却很少在科学上生根发芽。古代文学的复兴，所激起用以美化古代的持怀疑态度的享乐主义者多，所激起用以塑造未来的坚忍的科学研究精神者少。文艺复兴的精神灌注在艺术上，其次是文学，再次是哲学，留给科学的最少。就这一点来说，它不如从伯里克利和埃斯库罗斯到芝诺和阿里斯塔克斯的希腊黄金时代，富有各色各样的精神活动。此时只有等待哲学来开导，科学才会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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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年，由于黑死病的流行，威尼斯港口当局因怕船上的人员和货品染上这种传染病，曾拒绝所有的船只进港。在西西里岛东南的拉哥萨，于1377年也采取措施，凡是要进入该城的旅客或货物，必须要先待在一个特设的地方达一个月后，才准进入。马赛港在1383年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并把这项拘留的期限，延长到40天，威尼斯在1403年也采取这样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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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前，所有的传染病一概叫作“瘟疫”。现在已能明辨出是何种传染病，并且能诊断出它的特别症状。仅仅靠着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那一套是不能应付这种危机的。因为医学界深知，只有增加和交换经验，只有详细地研究新的病症、病因和治疗方法，才能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
也因为有这样高的素质、热情和真正的成功，那些较高级的医生，在那时被视为意大利的一种无衔的贵族。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彻底的世俗化，他们这一行比僧侣们更加受到尊重。有些不仅被聘为医学顾问，还做政治顾问。他们常常是王子、主教和国王之流的座上客，有许多还是精于古典文学、收藏艺术作品的人文学家。他们往往是那些大艺术家的挚友，有许多深知希波克拉底把哲学融于医学的那种理想，他们把在研究和教授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们给专门研究哲学的友人们一个刺激，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哲学拿来重新大胆地做一番正直的试验，就如同他们对希波克拉底、盖仓和阿维森纳这些医学大师所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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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宗教的立法者认为，善良的人可以在来生获得永恒的善报；作恶的人可以获得令他们非常担惊受怕的永无休止的处罚。大部分人之所以行善，是因为他们比较怕那种永无休止的惩罚，而不是热望获得那永恒的善报所致。同时，我们知道惩罚的多，善报的少。因为，宗教的立法者知道这种说法对任何人、任何阶级都有益，同时，他看出人类有作恶的倾向、有为善的欲望，因此，他向人类下令说，灵魂是不朽的。他之这样说，显然是不顾真理，却是为人类的利益着想，他这样做，可以把人类带往善良的道上。
——蓬波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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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波纳齐把哲学的形式带进怀疑主义的领域，这使基督教的信仰一连200年来都遭到攻击。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伊斯兰教思想借着十字军、贸易和阿拉伯哲学而流入；剥夺阿维尼翁的教皇权、教派的分裂；教育的普及，增强了对教会控制的反抗；僧侣甚至教皇的永生和现世，暗示了他们私底下对大众承认的信条的不符；他们用炼狱这种说法来募款，以达到其目的；商人富豪阶级的抬头，反抗了教会的支配；教会变质了，从宗教组织变为世俗的政治力量：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种种原因，使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中产阶级以上的意大利人，变成了“欧洲地区最富怀疑精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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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所有的宗教都是以各种假设和神话为基础，假如宗教能对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纪律有所裨益，那么宗教中的那些假设和神话又有什么可厚非的？圭恰尔迪尼认为，人天生自私、堕落、不守法，他必须随时需要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或武力来约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宗教通常是最不会引起反抗的一种约束力。但是，当宗教腐化时，它的影响就是道德的堕落而不是道德的维护，那么社会也就步入了歧途，因为宗教所支持的道德律已经败坏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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