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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南(Renan)称他为“第一位现代人”，因为他“启发了浸淫在拉丁文化中的西方人，让他们对古代文化产生亲切的感情”。这并不适合当作“现代”一词的定义，它并非仅仅是古典世界的再现，而是以自然取代超自然，来作为人类关心的焦点。就此意义而言，彼特拉克也配得上这个附在其名字之后的形容词“现代”；因为他虽然很虔诚，有时会为来世而忧虑，但他对恢复古物的兴趣则培养了文艺复兴时代重视人和现世、重视合理的享乐及以人类全体的光荣取代个人之不朽的观念，并改变了他自己对于中世纪的观点。在他的对话录《沉思录》（De Contemptu Mundi)里，他让圣奥古斯丁对此详加说明；但在这些想象的对话中，他使自己成为世俗文化和尘世声名的维护者。虽然但丁死时，彼特拉克已17岁，但一道深渊却划分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一般人都同意他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第一个以简洁有力的文辞来表示人类有权去关心他自己的生活、去享受和赞美生活的完美，去劳动以便有功于后代子孙的思想者。他是文艺复兴之父。
21
权力就像自由，只有审慎的智慧才能应付其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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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爱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城是很困难的，因为其在工业和政治方面是如此的困苦和艰难；要钦佩它却很容易，因为其将财富贡献于美的创造。就在彼特拉克年轻时代，文艺复兴正在此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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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托的作品完全是一种革命。我们感到他的作品有缺点，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由他所创始的运动发展而成的画技。他的素描、布局、透视法和结构剖析极为不当；艺术，就像乔托时代的医学，刚开始去解剖人体，去探索认识肌肉、骨骼、筋腱和神经的位置、结构和作用；曼特尼亚和马萨乔（Masaccio)时代的人可精通这些要素，而像米开朗基罗时代的人则可美化之，甚至盲目地崇拜它们；而在乔托的时代，研究裸体是不寻常的，表现裸体是丢脸的。那么，在绘画史上，是什么使帕多瓦和阿西西的乔托之画成为划时代的作品呢？是有韵律的结构，把眼光从各个角度集中到感兴趣的中心来；是默想动作所表现的那种尊严、柔和明亮的色彩、故事叙述的庄严与流畅——即使是在深情之中表现的克制的表情，沐浴于困境中所表现的宁静的庄严崇高；有时候，所表现的自然主义派的男女孩童的绘像，并非研究过去的艺术的体验，而是在生命的活动中所见、所感的结果。这些是乔托胜过拜占庭艺术僵硬和忧郁的风格的所在，也是他经得起考验的秘密所在。佛罗伦萨的艺术，在乔托去世后，仍延续他作品的布局与色彩运用达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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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佛罗伦萨足以自豪的成就（建筑）的四周，即在从天主教堂和政府所在地通过的狭小街巷里，仍矗立着烦恼的富人所住的朴素的大厦，商人的财富转化成艺术的高贵教堂，商人和艺匠所开的喧哗的商店，及由勤勉、反叛、易激动而聪明的百姓所住的拥挤的公寓（或住宅）。在这样狂热的自我中，文艺复兴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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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丘此时正陷于后悔写《十日谈》或幼稚的荒淫诗的情绪中
薄伽丘从来不是一个坚定的思想家，他接受了当时关于算命和评梦的谬说；他相信众魔之说，而且以为埃涅阿斯真的游冥府。他现在皈向正教，而且想卖书，做僧侣。当彼特拉克劝他皈依正教时，恳求他行中庸之道：把意大利情诗和短篇故事集的写作转移到对拉丁文和希腊文古典名著的热诚研究。薄伽丘接受了他的“可敬的大师”的忠告，成为西欧第一位希腊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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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随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遍游意大利。但就政治而言并无意大利，只有城邦，那是在仇恨和战争中自我毁灭的碎片。
个人的胆怯衰弱，群体的不安全，当权者的谬见，这些产生了永久的惧怕、猜疑、厌恶,藐视异类、外人和陌生者。
这些因素阻碍了统一，城邦随之兴起。人们想以自己城邦的利益为依归，只有少数的哲学家，像马基雅维利，或诗人，像彼特拉克，能以整体来看意大利；甚至在16世纪，切利尼在提到佛罗伦萨时称为“我的祖国”，提到佛罗伦萨人则称为“我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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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曾梦想里恩佐会统一意大利；当此幻梦破灭，他像但丁一样，转而期待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理论上，皇帝是罗马帝国世俗权力的继承人。
如果彼特拉克的计划都实现了，也许就没有文艺复兴了。意大利城邦商业上的竞争，开始并完成了十字军在意大利发展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工作。政治中心的差异，增加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但这些适度的冲突，在死亡和毁灭方面的总数并没有超过法国百年战争所带来的。地方性的独立削弱了意大利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却开始了城邦和领主在文化上的赞助，在建筑、雕刻、绘画、教育、学术和诗歌等方面展开高贵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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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过分表扬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对文艺复兴所作的准备。两人仍献身于中世纪的见解。薄伽丘，这位伟大的说故事者，在其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曾嘲笑教士的不道德和圣徒遗物的贩卖，但早已有百万以上的中世纪僧侣如此嘲笑过，而在他学希腊文的那些年里，他已变得更像正教徒和中世纪人。彼特拉克很适当且预言式地提到自己是站在两个时代中的人，甚至在他严责阿维尼翁的道德之际，仍接受教会的教条。正如圣哲罗姆（St. Jerome）在信仰时代开始时去爱古典一样，彼特拉克在该时代结束时，以受扰的良知之心去爱古典；他以极卓越的论文，来写世俗世界的侮辱和宗教生活的神圣平和。然而，他对古典之忠甚于对劳拉；他搜索并珍惜古代的手稿，并鼓励他人也同样做；除了圣奥古斯丁以外，他几乎略过所有的中世纪作者，以接续拉丁文学；他仿维吉尔和西塞罗而构成自己的文体和风格，他想到自己的名声甚于灵魂的不朽。他的诗培养了意大利一个世纪的矫揉造作的十四行诗的写作，却有助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铸炼。他热切的精神，传给了彼科；他洗练的文体，传给了波利希安（Politian)；他的书信和论文，在古典文学之文雅和优美方面，为塞涅卡和蒙田之间搭了桥，他对古代文物和基督教间的调和使尼古拉五世和利奥十世成熟。在这些方面，他的确是文艺复兴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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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所有基础，在彼特拉克死前已被建立。意大利人对贸易和工业的热心及其惊人的成长，已积聚了资助这一运动的财富，而由农村的和平、停滞到都市之活力、刺激的这种变迁，也已产生了滋养此一运动的心境。城邦之间相互竞争，无用的贵族政治被推翻，受教育的领主和年轻力壮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政治的基础因而有所准备。方言的改进，希腊、罗马古典文物的发现与研究，文学的基础因而有所准备。
当乔托放弃拜占庭镶嵌细工的神秘力量，去研究自然生活中的男女之姿态优雅时，艺术的革命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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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善与恶，美丽与恐怖，混合在基督徒生活的变迁和混乱中。意大利朴实的人们，满足于保持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而中、上阶级的人被长久存于地窖的古典文化之酒醺得半醉，以创造文艺复兴和现代人高贵的热情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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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称呼这个时代的来临为“再生”，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古典精神被野蛮人打断了千年之后的一大复活。意大利人觉得,古典世界已在3至5世纪日耳曼和匈奴的入侵中死亡。哥特人的巨掌又粉碎了行将枯萎却风韵犹存的罗马艺术与生活。哥特艺术入侵意大利，带来了形式不稳、装饰古怪的建筑及粗糙、阴郁的先知和圣哲雕像。现在，感谢时间的考验，那些留须的哥特人和长髯的伦巴底人已被意大利人同化；感谢建筑家维特鲁维亚和罗马法庭废墟的影响，古典的廊柱和横梁再度构成了冷静、端庄的神庙和宫殿；感谢彼特拉克和百位意大利学者的努力，新发现的古典作品才能使意大利恢复西塞罗散文的纯粹精简和维吉尔诗篇的成熟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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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商人、银行家和教会付款买下了古典再生所需的书稿。但解放文艺复兴时代心灵和理性的也并非那些书稿，而是因中产阶级兴起所造成的现世主义，大学、知识和哲学的发展，研究法律所造成的现实心灵的敏锐，广泛认识世界所造成的心灵的开阔，如此等等。意大利学者怀疑教会的教条，不再害怕地狱。教职人员被看成享乐者和俗人，不再受知识和伦理的限制，他那解放的感官毫不羞赧地欣赏男女艺术等美的化身。在自由使人毁于道德的混乱、分崩的个人主义和国家的奴役之前，新自由让人创造了一个惊人的世纪（1434—1534年）。两个严苛时代之间的插曲便是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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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财富、艺术和思想方面领先欧洲其他地区一个世纪之久。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已在意大利枯萎，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西班牙才开出复兴的花朵。文艺复兴不是时间上的一个段落，而是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方式，经过商业、战争的影响从意大利传遍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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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史学家都相信美第奇以前的佛罗伦萨是某种程度的民主政体，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实际上在那个财阀的天堂中，民主观念十分陌生。
佛罗伦萨人热爱自由，但是对于穷人而言，那是在佛罗伦萨主人命令下的自由；对于富人而言，那是他们统治城市和属地而不受帝国、教皇或封建势力阻碍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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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时代，人文主义者占据了意大利的心灵，使它从宗教转向哲学，从天堂转向地上，也向讶异的一代泄露了异教的思想和艺术的宝藏。这些为学术疯狂的人士，早至阿廖斯托开始就已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的名称，因为他们称呼古典文化的研究为“人文学科”——不是更富人情味，而是更人性化的学问。现在人类研究的适当题材是“人”，是他潜在的力量和身体的美，是他感官和感情的欢乐、痛苦，是他理性的脆弱尊严，是丰富、完美地显露这些题材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这就是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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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科西莫被盖米斯都·布雷托的口才和他的门徒的热心感动，建立了（1445年）一个柏拉图学园，专门研究柏拉图，并且大量拨款给菲奇诺，使其以半生时光从事柏拉图作品的翻译和说明。经院哲学统治了西方400年，现在终于失去了哲学上的主要地位；对话和散文取代经院辩论成为哲学说明的主要方式，柏拉图的怡人精神就像兴奋酵母一般，深入新兴的欧洲思想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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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千年，在文学、哲学、艺术方面达到高峰，和犹太教、基督教完全无关的希腊文化是他们信仰上的致命打击，他们不再相信保罗神学及“教会之外没有拯救”的教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成为他们心中未受封的圣人，希腊哲学家的王朝似乎优于希腊和拉丁神父，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散文使红衣主教都要为《新约》的希腊文和圣哲罗姆的拉丁译文惭愧。罗马帝国的光荣似乎比基督徒避人寺院小室中高贵得多。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或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自由思想和行为使许多人文主义者羡慕不已，使他们心中的卑屈、来世和节欲法典大大动摇。他们疑惑自己为什么要使身体、心智和灵魂臣属于教士的规则，而教士本身现在却已转向尘世享乐。对这些人文主义者而言，君士坦丁大帝和但丁之间的10个世纪已成为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一种但丁式的迷失。圣母和圣徒的可爱传说已在他们记忆中褪色，让位给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贺拉斯性别不明的抒情诗。现在大教堂似乎已显得很野蛮，其中的巨大雕像对于见过、触过阿波罗像的人已失去一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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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已完全把基督教当作适合大众想象和道德的神话，而不是解放后的心灵所应认真接受的题材。他们在公开的宣告中支持它，承认已存的正统，奋力使基督教教条和希腊哲学合而为一。这项努力终于失败。他们毫无疑惧地接受理性最高的裁判，对柏拉图的《对话录》如《新约》一样尊崇。他们就像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诡辩学派一般，直接或间接、自愿或不自愿地破坏他们听众的宗教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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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洲的那一世纪正是希腊、罗马文明被重新发现的世纪，而文学、哲学的转变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比对地球的迁迥探险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因为使人免于教条束缚，使他爱生命甚于来生，使欧洲心灵自由的，是人文主义，而不是航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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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莫推翻了共和国，但是他所阻止的自由是富人以党派混乱统治国家的自由。虽然也偶有残酷的记录，他的统治大体上却是佛罗伦萨史上最温和、最平静、最有秩序的时期。另一段好时期则属于他精心训练的孙儿统治时代。很少有王子如此贤明慷慨，如此真诚地重视人类的进步。“我负欠柏拉图许多，”菲奇诺说，“但是对科西莫亦然。他使我了解德行，正如柏拉图使我了解概念一般。”在他手下，人文运动开花了；在他手下，多纳泰洛、安杰利科和利比等天才受到了慷慨的资助；在他手下，久被亚里士多德掩盖了光辉的柏拉图恢复了人文主义主流的地位。科西莫死后一年，当时间有机会冲淡他的光荣、显露他的缺点时，佛罗伦萨会议表决在他的墓上刻铸最高贵的头衔：国家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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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洛伦佐的集团能在一代中产生出如此多变的文学，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而且将会发现——其他城市如米兰、费拉拉、那不勒斯、罗马也有类似的觉醒。从科西莫出生至洛伦佐去世之间的100年里，意大利已完成并传下了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意大利已发现古希腊和罗马，已建立了古典学术的要素，已使拉丁文再度成为阳刚雄伟和简洁有力的语言。尤有甚者，在科西莫逝世至洛伦佐逝世之间的一代，意大利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语言与灵魂，用方言作为新词汇和新形式的标准，写出精神属于古典、但语言和思想属于本国和现代的诗篇，以当时的事件和问题或乡村的风景、人物为主题。而且，意大利在一代之间，经由浦尔契的提倡，使幽默传奇提升为文学中的一种，为博亚尔多和阿廖斯托铺好道路，甚至预兆了塞万提斯对骑士的浮夸和虚伪的会心微笑。学者的时代隐退了，模仿向创作让步。
155
世袭统治的好处是连贯，缺点是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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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沃纳罗拉是中古世纪在文艺复兴时代的遗留，文艺复兴毁了他。他看出意大利在财富和衰微的宗教信仰下道德日堕，便勇敢地，狂热地、无效地起而对抗当时的感官和怀疑精神。他继承了中古圣人道德的热诚和心智的淳朴，而且在一个被重新发现异教希腊而赞美的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知识的限制及可原谅却很恼人的自我主义。他夸张自己的教化和能力，天真地低估了立刻对抗教皇权和人类本能的工作。
萨沃纳罗拉的伟大在于他致力于道德革命，使人诚实、善良而公正。我们知道这是所有革命中最困难的，萨沃纳罗拉失败了，而基督却只在为数可怜的少数人身上获得成功。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革命是唯一能在人类事件上造成真正进步的一种。在它身旁，历史的血腥颠覆只是短暂和无效的，虽改变了一切，却不能改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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