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79
1231 年，教皇格列高利采行1224年腓特烈所制定的法律，教会和国家均同意异端是叛国的滔天大罪，应予处死。宗教裁判所才正式成立，归教皇统辖。
P982
教会从不宣判死刑，因为它有句格言——“教会远离血腥”（The church shrinks from blood)；教士不得杀人。因此，在将已被定罪的犯人，委交地方官吏予以“适当的处分”时，也警告地方官吏避免“所有流血及危及生命的可能”。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以后，教会和国家一致赞同上述警告不应只是表面文章，但被定罪的犯人，可以用不流血的方式被处死刑——在火刑柱上烧死。
P984
坚强的信仰很自然地具有排他性；唯有信仰的绝对性不复存在时，容忍才可能出现，所以信仰的绝对性乃是致命伤。柏拉图于其《法律篇》中不允许容忍的存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也采取绝对的排外性。
P1009
异端之所以获得共鸣，并非假借权力、声势，也非因其从仆如云，或拥有华丽的小马队，而是以其赤诚的传道精神，使徒们的卑微态度、严谨圣洁的生活达成的。
P1015
中世纪的文字、图画、雕像、仪文、灯光的颜色及数量的交相作用，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使人很容易产生幻觉。坚信的圣徒感到自己能挣脱天然的束缚而趋于超自然的事物。人类的心灵，就其所禀赋的神秘力量而言，似乎是一种超自然且非属地之物，与存在于世界万象及其背后的“世界心灵”是同质的，是“世界心灵”的模糊影像及一小部分。因此心灵运用到极致时，可以触及上帝的脚及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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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尼费斯不利的举证无论真实与否，充分显示怀疑主义的一景过流，已将“信仰时代”冲至尾声。博尼费斯八世在阿纳尼所承受的身体及政治的打击，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近代”的产生，民族主义战胜了超民族主义，国家凌越了教会，刀剑力量取代了文字的魔力。教皇因为先与霍恩施陶芬的倾轧，再受挫于十字军的失利，权力一落千丈。英、法两国因罗马帝国的崩溃而乘机崛起，其中法兰西在教会的协助下，夺取了朗格多克后，国力更加充沛。在教会与菲利普国王的纠葛中，一般人民袒护菲利普，或许是人民厌弃教皇滥用宗教裁判所及十字军征讨阿尔比异端的结果。
新兴的工商人士，对宗教的热忱远逊于一般农民；而一般人的生活和思维，随着时代的演进，也渐渐世俗化，平信徒也获得了其原有的权利与地位。经过七十年的时光，国家已脱颖而出，反而将教会融化在国家之中。
环顾拉丁基督教的历史，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在不同的民族中，宗教信仰相当一致，同时罗马教会庞大的组织与权力，为斯拉夫及拜占庭以外的西欧带来了后世所未见的精神和道德上的统一。
P1028
怀疑主义者休谟也指出，教会的权力是掣肘君主暴虐及不讲道义的最佳工具。若是教会只运用它对属灵及道德上的影响力，而不过问世俗政治，它可能实现格列高利七世的崇高理想——其道德力量凌越国家的物质力量。当乌尔班二世联合基督徒，全力抵御土耳其人时，格列高利的梦想几乎付诸实现。当英诺森三世、格列高利九世，亚历山大四世及博尼费斯八世等假借十字军的美名，攻击阿尔比异端教派信徒、腓特烈二世及科隆纳家族时，这种崇高的理想，终于在教皇沾满基督徒鲜血的双手中，完全粉碎。
P1031
爱好赞同的天性，使人们屈服于团体意志之下。习惯与模仿的天性，支配了青年的行为方式，使其常被人类由尝试错误中求取之经验所束缚。法律明文规定惩治之刑，吓阻了人类本性的放肆。良心又无时无刻提醒许多禁忌，使青年驯服下来。
在基督教的理论系统上，所有人类已因亚当与夏娃的罪，而受到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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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教义的传扬，及当时许多天然的灾难，人既无法了解，只能解释为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因此许多中世纪的基督徒，自然而有一种生而不洁、堕落及罪恶的感觉，1200年以前的文学作品都带有这种色彩。直到宗教改革时，人们内心的罪恶感，及深恐坠入地狱的诫心方告消失，清教徒兴起后，旧日的恐惧感再度浮现出来。
P1042
教会耐心压制封建战争，但是其成功的措施，却是将人力及好战个性转用于十字军东征，就某方面说，这是争夺领土及商业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旦进入战争，基督徒并不比异教及其他时代的战士对败军更仁慈，对承诺和条约也不会更加信守。
P1059
若没有一种更高的忠诚从中制衡，爱国主义不过是集体贪婪及犯罪的工具。
P1070
中世纪，就像信仰时代的任何时期一样，沮丧的个人主义表现为不恭的亵渎，即使是天才也将自我融合于作品及其时代潮流之中。教会、国家、社会，同业公会是代表持续的实体；他们代表艺术家，而个人仅是群体的口舌。当大教堂成形时，它的表面及精神将代表所有的肉体及精神。13世纪以前，历史吞噬了几乎所有致力于中世纪建筑的人的名字；而战争、革命及时间的阻碍又破坏了他们的成果。
P1086
经过几十年甚或百年之久，大教堂一座座相继而起，克服万有引力以礼赞上帝。大教堂落成之后，便在隆重的典礼中奉献给上帝，参加这种盛典的来宾包括高僧、要人、香客与观光客，及除了无神论者之外的全体村民。以后，仍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来完成外部、内部，及增设成千上万的各种装潢。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可以在教堂的大门上、窗户上、柱冠上及墙壁上，读出雕出来或画出来的历史与信仰的传奇——上帝开天辟地、人类堕落、最后审判等故事，先知们与族长们的生活，圣徒的苦难与奇迹，动物世界的道德寓言，神学家的教条，甚至一些哲学家的抽象概念；所有这些都在基督教义巨大的石头百科全书里。
一代代的人曾走进这些大教堂去祈祷，一代代的人曾排着队伍由教堂走入坟墓。灰色的大教堂以岩石般的寂静看着他们进来，看着他们经过，直到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临了，教条本身毁灭了，这些圣墙就会输给无所不蚀的时间，或者被铲平，而另建奉祀新神的新庙堂。
P1117
为什么哥特式建筑会没落？部分因为每一种风格，就像感情一样，会因完全的表达而枯竭，导致改变。哥特式的发展成为英国的垂直型，法国的火焰型，使这种形式除了夸张与没落外别无他途。十字军的崩溃，宗教信仰的衰落，财富从教会向国家集中，破坏了哥特式时代的精神。路易九世之后对僧侣的课税，使大教堂的财政虚空，会社曾参与其光荣，而花费使它丧失了自主、财富与骄傲。黑死病与百年战争耗尽了法国和英国。不仅使14世纪的新建筑减少了，也使多数在12世纪和13世纪开始建造的大教堂无法完成。直到人文主义者再发现了古典文化及在意大利古典建筑的复活——在该处建筑从未死亡——才以一种新的丰盛取代了哥特式建筑。从16世纪到19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形式甚至经过了巴罗克和洛可可时期霸占了西欧。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在理想化的想象中再建了中世纪，而使哥特式的建筑回复了。
P1142
拉丁欧洲的翻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伊斯兰教与希腊原文的传入，深深地刺激了复苏中的学术界；促使文法与语言的新发展，扩展了学校里的课程范围；促使12世纪和13世纪时大学惊人成长。由于翻译家无法寻获相对的拉丁文词汇，许多阿拉伯文的字词就被引用而成为欧洲语言的字词，这简直是一件大事。而更重要的是，经过翻译的作品，代数学、零的符号、小数的规律传人基督教的西方；借着精通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及犹太文的专家的翻译。医药的理论与实用，都进步神速。希腊及阿拉伯天文学的传入，使神学的内涵大为扩展，重新调整了神的观念，并且引起了随哥白尼而来的重大变革。由于罗杰·培根屡次提及阿威罗伊、阿维森那与阿尔法拉比乌斯（Alfarabius)诸人，我们得以衡量这种新的影响与刺激的力量。培根说：“哲学是由阿拉伯人介绍给我们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托马斯·阿奎那根据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而写成他的几篇有关神学的书籍，借以抑制消除基督教的威胁。穆斯林经叙利亚由希腊得来的学识，现在又回报给欧洲了。而由于这种学识曾造成了阿拉伯的科学与哲学的黄金时代，促使欧洲人开始用心思索与探寻，也促使了学院派哲学讲座的设立，更促使了14世纪的中古制度的崩溃，终于导致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近代哲学的诞生。
P1145
经济改革为教育环境带来了转变。城市中的工商人士觉得他们需要受过实际训练的雇员，并坚决反对宗教的教育方式。他们成立了俗世学校，校中的教员收取学生家长缴付的学费，再施以专业教育。
P1147
早在13世纪，较年长的阿科西乌斯，最伟大的法典编纂者，在《标准注释书》（Glosa Ordinaria）一书中搜罗了其他注解学家及他自己的著作。由于国王与自治市都根据此书破除封建法的控制或打击罗马教皇的权力，而使该书成为标准的权威。罗马教皇尽其可能地避免宗教沦为国家的工具或奴仆，但这种新的研究培养并表现出了12世纪和13世纪大胆的理性主义与世俗主义，促使雄厚的律师阶级的产生。这些律师削减了教会在政府中的作用，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圣贝尔纳抱怨欧洲诸法庭被查士丁尼法所包围，而不再听从上帝的法令了。新的法律哲学传播得极为迅速，犹如阿拉伯和希腊的翻译工作，对理性作了强烈的刺激，这种对理性的重视与热爱，激起了并结束了经院哲学。
P1185
12世纪和13世纪以来，翻译阿拉伯和希腊作品的浪潮，给西方很大的启示，同时面对这些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希腊和伊斯兰教哲学的挑战，动摇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全欧陆农业的推广、工商业的扩张、劳务和财富的集中，形成财富的成长，这才是造成这项事实的原因。经济的复兴，加上思想的自由沟通、大学的兴起、拉丁文学与罗马法的新发展、宗教法规的编纂、哥特式建筑的光彩、传奇故事的风行、吟游诗人的“行乐学”、纯科学的复苏、哲学的复活，引发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
P1196
仅仅定罪异端派的见解，并不足以迎战其对基督教所作的正面攻击。年轻一代饱尝哲学的烈酒。这场战争可以用理性赢回来吗？既然伊斯兰教的卫道神学家曾保护伊斯兰教，免于伊斯兰教哲学派的攻击，因此圣方济各和圣多明我派的神学家和奥弗涅的威廉以及根特的亨利等入世教士挺身而出，保卫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
P1209
哲学与意识形态是截然有别的。学者被允许以他们不同的意见讨论信仰的问题，但是“对于单纯的一般百姓，倾听无宗教信仰者发表反对信仰的言论，这是不合宜的”，因为单纯的头脑并不足以答辩这些问题。
P1216
“就形面上学而言，任何受造之物是不可能完美的，而人有犯罪自由就是他选择自由所付的代价。拥有若无意志的自由，则人只是在善恶之下而非在善恶之外的自动机器，并不比机器有更高的尊严。”
P1222
人们在700年后指出阿奎那作品中那些基本立论经不起时间考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过于依赖亚里士多德，是优点也是缺点：就这点论，他缺乏创新，却显出勇气，对中世纪的思想另辟蹊径。托马斯谨慎地使用直接而正确的翻译，除阿威罗伊外，他比其他中古思想家更彻底地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非科学）作品。他十分愿意向穆斯林及犹太教徒学习，然仍以一种自恃不卑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哲学家们。
他曾说：“智者缔造秩序。”他并未成功地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教义，然而他的努力赢得了理性的划时代的胜利。他将理性如俘虏般引进信仰的堡垒，而他的胜利带来了信仰时代的结束。
P1227
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希腊给予拉丁基督教王国的礼物，就像特洛伊木马隐藏了上千敌人。这些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种子，不仅是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报复，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无心的报复。由于穆斯林侵入巴勒斯坦，并由西班牙被逐出，将他们的科学及哲学输入西欧，这被证实为分裂的力量。正是阿维森那与阿威罗伊及亚里士多德等人，使基督教受到理性主义细菌的感染。
P1229
罗马人与基督徒的漠视科学，使远在野蛮人入侵前已存在的科学源流几乎干涸，这种漠视，扰乱了一个已经破碎社会的残存文化的传递。在欧洲的希腊科学的余烬，都被收藏在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中，但那批遗物在1204年拉丁人掠夺君士坦丁堡时被毁。希腊科学在9世纪，由叙利亚传人阿拉伯，并刺激了穆斯林的思想，造成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文化觉醒之-，当此时，基督教的欧洲正在为脱离野蛮与迷信而奋斗。
P1235
如果认为西方中古时期的科学成就太贫乏，我们需记住它是在迷信和魔术的敌对下成长的，它也是发端于一个驱使才智之士去研究法律和神学的时代，同时它也是处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宇宙、人类的起源、本性和命运这些主要问题都已经解决的时代。然而1150年之后，由于财富和闲暇的增加，伊斯兰教翻译作品开始源源而来，西欧的心智从麻痹而兴起，好奇心驱使求知的热望，人们开始讨论未受桎梏的绚烂而古老的希腊世界，不到一个世纪，所有拉丁欧洲因科学与哲学而轰动起来。
P1357
但丁达到了一种绝顶崇高的境界。在他的史诗中，我们找不到《伊利亚特》史诗中生命和行动汪洋恣肆的密西西比河，也缺乏维吉尔诗中温柔、沉寂的溪流，更无莎士比亚广泛的谅解和宽恕。但在他的诗中，却有一股庄严及一种受苦的、半野蛮的力量，它预示了米开朗基罗的来临。因为但丁爱好自由和秩序，而将他的热情和幻想凝结成形式，他的诗极具雕饰的成就，因此无后来者可与之匹敌。几个世纪以后，意大利尊崇他为意大利昌盛语辞的解放者；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无数的人，全都受到他战争和艺术的鼓舞；而且整个欧洲也都传遍了这曾入地狱、然后回来，而永不再微笑的、傲慢的放逐者的故事。
P1365
要是理性时代获得悲伤结局的话，信仰或许仍会恢复。
P1366
中世纪遗产包含了善，也包含了恶。我们并未完全从黑暗时代恢复：刺激贪婪的不安全感，助长残暴的恐惧，孕育丑行与无知的贫穷，造成疾病的污秽，引起轻信、迷信、神秘论的无知——这些仍然残存于我们中间，溃烂成不能容忍及宗教裁判所的教条独断主义，只等待机会来压迫、杀戮、荼毒和毁灭。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化是一袭穿在中古主义上面的外衣，中古主义秘密地残留着。
P1370
从信仰时代延续到文艺复兴，我们将从一种文化的不可知的童年期，进展到精力充沛与令人愉快的青年期，这种文化把古典的优雅和野蛮的力量结合起来，同时返老还童并有所增加地传送给我们。那种文明的遗产我们必须永远加以扩充，而绝不可让它枯萎致死。
再次谢谢您，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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