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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中世纪自治市的工作，的确得归功于那些商人的技艺和勇气，由于他们的领导，欧洲在12世纪和13世纪得享繁荣——罗马衰亡后的第一个繁荣局面。尽管疫病、饥荒、战争频仍，欧洲的人口在自治制度下迅速增长，为千年来所未见。欧洲人口于2世纪开始减少，9世纪时达至最低点，从11世纪到黑死病流行（1349年），人口因为商业和工业的复兴而增长，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人口可能增加了10倍。法兰西人口达到2000万人——几乎不比18世纪少。经济革命导致人们从乡村迁入城市，正如近代出现的情形一样。
人口剧增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人口增长得益于生命和财产获得较好的保障，通过工业，天然资源得以尽其用。更因财富和贸易的兴盛，食品、货物流通广阔。相对地，人口增长意味着商业和工业市场扩展，也开拓了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诸领域。自治市之间的竞争心理使它们将财富投入建设教堂、市政厅、钟塔、喷泉、学校和大学。随着贸易路线延长，文明跨越高山海洋而得以交流，从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传入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而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日耳曼、法兰西、佛兰德斯和英格兰。“黑暗时代”已成过去，整个欧洲开始复苏，以生龙活虎的姿态崛起于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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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主们在战场上厮杀之际，欧洲的农民从事更伟大、更英勇、但不为人们歌颂的战争，那就是人与自然搏斗。
也许，欧洲七百年来所有的文明成果，即植基于这一连串清除、排水、灌溉、垦殖等英勇行为之中，而非战争或贸易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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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市和同业公会一样，在14世纪步向衰微，因为城市经济已演变成国家经济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法规和垄断阻碍发明、工业和商业的进展。更因它们内部纷争、残忍地剥削四周乡村、狭窄的城市中心主义、政策和钱币的冲突，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它们之间时有小规模冲突。它们不能联合，组成自主邦盟来对抗逐渐成长的皇室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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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3世纪的经济革命为近代欧洲奠下基础，它终于击溃封建制度，这一制度曾是农业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但已成为商业发展的障碍物。经济革命也使不流动的财富变成世界性经济的流动财源，提供机器以推展商业和工业，使欧洲人的生活舒适，知识水平提高，实力渐增。它带来繁荣，而且在两个世纪内兴建了成百座大教堂，从这些建筑，我们不难想象其殷实的财富和惊人的技能。其生产满足扩张中的市场的需要，使国家经济体系渐至形成，奠定了近代国家成长的基础。甚至它所带来的阶级战争也可以成为人们心智和力量的刺激物。当风暴过后，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已完全改观，商业和工业的浪潮已扫除阻碍人类发展的障碍，带着人们前进，从大教堂的零星光辉，进至文艺复兴深远、阔大的辉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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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进军中欧，战争时败时胜，由俄罗斯返回四处蹂躏，在伏尔加河支流建立萨菜，当作一个独立社区，即著名的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首都。俄罗斯的亲王们可以拥有他们的土地，但须每年朝贡——并且不时也需要长途跋涉至金帐汗国之“可汗”处，或甚至远抵蒙古的哈拉和林的大汗处拜访以示尊崇。这些贡品是由亲王以残酷方式所征得的人头税，凡无法付税者则被贩为奴。亲王们向蒙古君王称臣，因为如此可保障他们免于社会的抗暴。他们联合蒙古人攻打其他的民族，甚至攻打俄罗斯各公国。许多俄罗斯人与蒙古人通婚，蒙古人的相貌及性格特质渗入俄罗斯的种族之中。许多俄罗斯人采用蒙古人说话与穿衣的方式。俄罗斯变成亚洲强权的附庸，几乎与欧洲文明国家断绝关系。可汗的专制主义与拜占庭帝王的专制主义相结合即产生了以后莫斯科维（Muscovy）的“全俄罗斯之独裁君主”(Autocrat of All the Russias)。
然而俄罗斯在蒙古旋风之下屈服，正像一座巨大的战壕屹立着，保卫大部分欧洲免于亚洲的征服。所有人性的残暴都发泄于斯拉夫民族——斯拉夫俄罗斯人、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波兰人及马札儿人身上。西欧在颤抖，但几乎没有遭到侵袭，也许欧洲其余的国家能走向政治与思想之自由、富庶、奢华与艺术，即因为有两个世纪之久俄罗斯一直处于被攻击、称臣、萧条及贫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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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腓特烈）的看法是正确的，日耳曼与意大利沉溺于放纵的混乱，唯有坚强的帝王权威才能结束封建割据和自治市混乱的局面。秩序必须先铺路，理性的自由才能成长，在以后日耳曼衰弱时，各种有关腓特烈一世的传说出现。13世纪人们对其孙所存的幻想，正是当年“红胡子”的影像；他并没有真的死去，只不过睡在图林根的屈夫霍伊泽（Kyffhauser）山。人们可以看见他的长胡子于遮盖他的大理石中长出，终有一天他会醒过来，一耸肩抖落肩上的泥土，恢复日耳曼的秩序与强盛。当俾斯麦策划一个联合的日耳曼时，一个倨傲的民族在俾斯麦身上看到“红胡子”胜利地由坟墓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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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皇帝鲁道夫定都维也纳，开始一个新王朝。为了赢得帝王之冠，鲁道夫在1279年签订一份宣言，承认王权完全臣服于教皇的权势之下，并且放弃在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所有权。鲁道夫并未变成皇帝，但其勇气、热忱及精力恢复了日耳曼的秩序与繁荣，稳固地建立王朝，统治奥地利和匈牙利直到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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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人与丹麦人是同一血缘的，但自从罗洛(Rollo）主政后，他们变成法兰西人。由于他们的光临，英格兰官方的习俗与语言法国化有三个世纪之久。封建制度带着它的饰物、骑士精神、纹章学（heraldry)及词汇由法兰西而传入英格兰。与威廉一，起来的犹太放利者刺激了英格兰的贸易与工业。英格兰由于和欧洲大陆有密切联系，在文学与艺术方面吸收许多新观念，诺曼式建筑在不列颠达到最辉煌的成就。新权贵带来新作风、蓬勃朝气及较完美的农业组织，诺曼领主与主教改进国家的行政。政府行使中央集权。虽然是专制政治，但国家统一了。生命与财产越来越获保障，英格兰进入长期的内部和平。她不再轻易遭受敌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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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亨利）并没有完全失败。他在贝克特活着时所拒绝成就的事，虽于后者死后屈服，然而在此激烈的争辩中，亨利赢得了后世的赞美：在他之后的历代王朝，世俗法庭的管辖权已伸张及于神职人员及国王所有的臣民。他使英格兰的法律挣脱封建和教会的束缚而不断地发展，成为自罗马帝国以来最高的法律成就之一。正如其曾祖父“征服者”，他使叛逆与目无法纪的贵族归入秩序与纪律，而巩固、统一了英格兰政府。在这方面他太成功了：中央政府变得极其强大，几濒于不受牵制、为所欲为的专制政治；在秩序与自由的历史性轮回中，下一回是属于贵族政治与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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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以奠定了今日英语世界享受各种自由的基础而闻名。它确实是有限制的。它主要确定贵族与神职人员的权利，而非所有人民的权利；并没有任何设计以执行表示虔敬的第六十条。宪章的签订，与其说是民主政治的胜利，不如说是封建制度的得势。但它明定及保障基本权利，确立了人身保护令及陪审团审判制度，给予初期的议会控制钱袋的权力，以抗拒专制政治，它使专制的君主政体转变为立宪的君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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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世纪以来，诺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和凯尔特人在血统、语言与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合，产生了英格兰人种及其语言和民族性。当诺曼底在英格兰势力衰退时，不列颠的诺曼家族已忘记诺曼底，学习去爱他们的新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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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因领导十字军而国力增强。“奥古斯都”菲利普和路易九世的长期统治带给法兰西持续性与稳定性，而英格兰却遇到粗心的理查一世、鲁莽的约翰及无能的亨利三世，深受其苦，此时日耳曼人因帝王与教皇之争而四分五裂。1300年以前的法兰西是欧洲最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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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人以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首都及他们的文化而自豪。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理代替了封建时代的地方主义。正如《罗兰之歌》中所说，人们已经爱恋地提到“可爱的法兰西”。犹如意大利一样，这正是法兰西基督教文明的巅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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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西班牙，大部分工人是犹太人或穆斯林。犹太人在阿拉贡与卡斯提尔繁荣兴盛，他们在知识领域中极其活跃，而且有许多人是富商；但后来他们受到日渐增多的限制。
阿方索六世以一种宽大的意味，称自己为“两个信仰的皇帝”。但通常穆斯林必着明显的装束，住在每一城市单独的区域，并负担重税。他们在工商方面的技能使他们致富，而终于激起居多数种族的嫉妒。1247年，詹姆斯一世下令驱逐他们离开阿拉贡，10万多名穆斯林带着他们的技术离开，从此以后阿拉贡的工业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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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们曾梦想一个神权政治，其间神道由教会解释，并作为法律。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夹在皇帝的独裁政治、贵族的寡头政治与公民的民主政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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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增加导致信仰的低落。在政治上，威尼斯人充分利用宗教，以游行和天堂来安抚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民，但统治阶级却不允基督教或破门律的惩处干涉到其工商业或战争。
但丁谴责威尼斯人“放浪形骸”，但我们不应相信一个对一切都加以诅咒的人所做的非难。更有意义的是去了解在威尼斯法律中，对逼迫子女卖淫的父母的严厉刑罚和贿选的事实。威尼斯给我们的印象，即一个无情显赫的贵族阶层无视大众的贫困，而民众则用毫无掩饰的爱情欢悦来排遣其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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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将当时的威尼斯描绘得像19世纪瓦格纳和尼采所描写的那么可爱。他们的房屋仍是木造的，街道还是土路。只有圣马可广场在1172年铺上砖块，1256年鸽子出现在该广场上。一些美丽的虹桥开始横跨在运河上，横卧于“大运河”（Grand Canal)上的摇桨船(tragheti)已载运了许多旅客。当时运河的岸边可能比现在更少恶臭。但街道或河道的积垢却不能遮盖这个几个世纪来从沼泽与礁湖中兴起的城市的富丽堂皇的气质，也不能抹杀这个民族由荒芜与孤立中崛起，而以其船只跨越各海洋，并聚敛了半个世界的财富与美物的奇妙事实。
P911
文艺复兴时代专制君主们刚健狂妄的才智表现，正是腓特烈个性与思想的反映，却没有他所具有的优雅与风度。在腓特烈的思想和宫廷里，古籍代替了《圣经》，理性代替了信仰，自然代替了上帝。在经过一段正统学说之后，它影响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腓特烈是文艺复兴时代前一世纪的“文艺复兴者”(Man of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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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与皇帝、教皇党与保皇党、黑党与白党的冲突中，意大利因勤奋工作的农夫而能维持不坠。
在城市里，100 多种工业吸引了绝大多数的人，而使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争辩、投票、打架、斗剑。商人与银行家也并非全是残酷无情的人，也因为他们追求利润的狂热，方使城市繁荣成长。
在这个社会中，有一股冲击力，一种刺激与竞争，使人们的才智更敏锐，言词更犀利，促成他们潜能的发挥，而诱使他们不惜自身的毁灭，为文艺复兴清除道路，铺设台阶。历经种种痛苦与流血，方使伟大的“再生”运动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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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许多方面而言，宗教是人类最有趣的行为方式之一，因为它是人类生命的最终诠释，也是对抗死亡的唯一利器。在中世纪历史上，没有一样东西比宗教更普遍、更万能。生活于舒适与富裕中的人们，很难体会在混乱与贫困中孕育出的中古信仰。但当我们思索中世纪基督徒、穆斯林及犹太人的迷信、天敌、偶像崇拜及轻信时，也该像思索他们所遭遇的困苦、贫穷与悲痛一样地寄予同情。成千的男女从这“淫欲罪恶的世界”逃避至修道院和修女院，这并非说明他们的怯懦，而是暗指中古生活极端的混乱、不安与暴戾。显然地，唯有凭借人类超自然制裁的道德律，才能控制人类野蛮的行动。而最重要的，世界需要一种教义，它能使人产生盼望以平衡其苦难，给予人慰藉以缓和其伤恸，以如诗般的信仰来补偿平凡乏味的辛劳，以永恒的观念消除人生短暂之叹，赋予一出宇宙性的戏剧，否则这只是一幕幕生灵、生物及万物相继跌落于无可避免的灭亡中，毫无意义且令人难以忍受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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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信仰最大的恩赐，即予人以信心，让他们相信正义终必伸张，而恶虽一时得逞，终将为善的取胜所净化。“最后的审判”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在最后审判之前，必有基督第二次降临和世界末日来到。这一信念虽会令使徒们失望，1000年之期已过，历经四十世代的恐惧与盼望，犹然存在，它变得不如往昔生动与普遍，却未见消失。
人们对天堂的憧憬是含糊的，对地狱的恐惧则是真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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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狱之说常使许多人觉得刺梗于喉。一些单纯的人常问：“如果上帝能预见撒旦的罪恶与堕落，那又何以要创造出魔鬼？”怀疑论者辩称，上帝不至于那样残酷，用无限的痛苦来惩罚有限的罪过。对此，神学家答称，顶撞神就是一项极大的罪过，故其将永远有罪。
P930
基督教的力量在于给人们一种信仰，而非提供知识；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是一种美感，而非真理。而人们喜欢这样。人们在现实中无法获知问题的答案，而觉得从信仰上得到的答案，即教会以静默的权威性所给予的答案更谨慎，如果它曾承认其虚妄，则他们将丧失对它的信心。可能他们不信任知识，将其视为长满了智慧的禁树上的苦果，是诱使人类脱离单纯无虑的乐园生活的海市蜃楼。因此，中世纪大部分的人将自己臣服于信仰，相信上帝与教会，一如现代人相信科学与国家一样。
P932
当信仰的狂热平静下来，成千上万的赎罪惩罚诱使忏悔者说谎，而若为教会所认可的目的作巨额的奉献时，教会通常允许神父以较轻的惩罚代之。由这些“折偿方式”渐渐演变成为赎罪券的发售。
P942
对玛利亚的崇拜，使天主教由一种恐怖的宗教——可能是黑暗时代所需要的——转变成为一种慈爱怜悯的宗教。半数天主教礼拜的美质及大部分天主教艺术和诗歌的华丽，均产生于这种对女人的挚爱与温柔，甚或其身体的动人与优雅的庄严信念。夏娃的女儿们进入了庙堂，并改变了庙堂的精神。有几分是因为新的天主教封建主义被磨洗得更具侠义精神，而女人的地位在这男人所缔造的世界中稍见提高。由此，中古及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刻与绘画，赋予艺术一种希腊人所少有的深度与柔和。
在艺术、赞美诗和祈祷文中，教会很明智地增加了对圣母的崇拜。但在其实践和仪式中，它仍强调信仰中较庄严和神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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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菲利普和“美男子”菲利普对处他们以破门律的谕令并未放在心上。
这种时常的漠视态度，正说明了宗教法对欧洲平信徒权威减低的开始。基督教第一个1000年中，教会将如此广大区域的人类生活置于其统治下，而世俗的权势却瓦解。但13世纪和14世纪，当世俗政权逐渐增强，人类事务逐渐再度受到世俗法的统治，而脱离了宗教法的拘束。
国家在教会缔造的社会秩序的保护下，逐渐成长，直至强大，遂挣脱宗教的束缚，开始了漫长的世俗化历程，于今则达到世俗化的巅峰。
P956
教皇、主教，再佐以大批教士与神职人员构成“罗马教廷”或行政与司法庭，教皇统治着一个精神帝国，于13世纪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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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实际上是欧洲的共主，掌理半个大陆民众的奉祀、伦理、教育、婚姻、战争、圣战、死亡及遗嘱，主动参与尘俗的事务，兴建中古历史上费资最巨的建筑，只有凭借剥削上百种税收，方能维持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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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精神事业的悲剧，无组织则凋萎；有组织又因其物质上的需要而败坏。
P967
12世纪末，反神职主义(Anticlericalism)汇成一股洪流。信仰时代，存在着一种逃避、憎恶有组织、有神职体系的基督教的宗教神秘主义和情绪。可能随着十字军的归来，东方神秘主义的新浪潮开始流入西方。
十字军的失败，使人对基督教会的起源与支持是否出于上帝暗自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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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年，终于在巴黎签订和约，30年来阿尔比派所带来的倾轧与战争，得以告一段落。正统教派获得胜利，容忍的作风也告终止。纳邦会议禁止平民保有《圣经》的任何部分。法兰西南部封建制度蔚然成风，城邦自由为之没落，抒情诗人浪漫时代也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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