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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度的衰落不应归功于道德进步，而应归功于经济变迁。在直接加诸肉体的强制劳动状态下进行生产，较在利欲刺激下进行生产获益更少、也更费力。奴役持续着，“奴仆”（servus)这个词既指奴隶，也指农奴，但它很快就演变成“农奴”(serf)，正如“佃农”(villein)演变成“封建农奴”(villain)、“斯拉夫人”（Slav）演变成“奴隶”(slave）。为中世纪世界生产面包的不是奴隶，而是农奴。
最具代表性的形式是，农奴耕种领主或贵族所有土地的一小块，后者给予他终其一生的特别是军事上的保护，只要他每年以产品、劳役或金钱的形式缴纳租金。农奴的主人有权凭自己的意愿驱逐农奴。农奴死后，他的土地可否由孩子来继承，要经领主同意，视其意愿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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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上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毫无疑问，封建主义也是迎合地域、时代和人性需求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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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欧洲的农民供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主人，他们的士兵、教士和国王，是靠劳役和无声的勇气，而非正常的动机所产生的进取精神和技巧。他们排干沼泽，修筑堤坝，清理森林和沟渠，开辟道路，建造房屋，垦荒拓耕，并在人类与丛林之战中取得胜利。近代欧洲是他们的杰作。今天，从这些整齐划一的树篱和井然有序的田地，我们寻觅不到这几个世纪那令身心备受摧残的艰辛和苦难，正是这些艰辛和苦难，降服了倔强而慷慨的大自然，将其资源变为我们生活的经济基础。妇女也作为战士加入了那场战争，她们无怨无悔地繁衍后代，以之征服大地。修道士一度和其他人一样勇敢，在旷野中建造他们的修道院，作为向蛮荒进军的前哨，使经济由混乱走向稳定，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建立村庄。中世纪初期，欧洲大部分土地还是未开垦和无人烟的森林和荒野；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上，文明已经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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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人的管理者是领主（baron，封建土地所有者）。其职能有三：为他的土地及其居民提供军事保护，组织当地的农业、工业及商业；战时为其封建君主或国王效忠。几个世纪以来，饱经迁徙、侵扰、劫掠和战争，在经济倒退到原初状态、支离破碎的情形下，社会只有依靠地方独立和粮食兵源的自给自足，方能延续下来。这些能够组织防御和耕作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占有和经营土地，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源泉。一个属于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时代就此起步，它将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前，方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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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主要的联结点是军事而非经济因素。一个人向一位领主提供或承担军事服务和个人陪护，而财产不过是他的酬劳而已。在理论上，封建制度是以道德互惠为核心的宏伟体系，它将处于扰攘动荡的社会中的人，以相互的义务、保护和忠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与另一个人密不可分地联结起来。
深深地羁縻在这种封建制度的网中，教会把自己变成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当然，同时也是宗教——机构。教会的世俗或物质财富，其封建领地或封建权力和义务，对于虔敬的基督徒来说，不啻是一个丑闻，这也成为异教徒的口实，成为皇帝和教皇激烈争执的源头。封建制度使教会封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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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竭尽全力，将其仪式的全部神秘和威严发挥到极致，来隆重庆祝新统治者的登基。他的权威由此成为神的权威，这一点无人能否认，除了厚颜无耻的渎神者。封建领主纷纷涌入宫廷，教会将君权神授赠与国王，而后者将破坏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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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是作为一个精疲力竭的农业社会的军事组织而兴起的，它的优势在于军事，而非经济。封臣和领主应该为战争训练自己，随时准备放下犁头，拿起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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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封建军队是由那些骑在马背上的人会聚而成的。由于缺乏机动性，步兵自阿德里堡（378年）一役以来，失去了优势地位，直至14世纪以前，一直未能恢复这种地位。骑兵是作战主力，骑兵（cavalry）和重骑兵(cavalier)、骑士以及游侠(caballero)皆因马而得名。
弓的发展，肇端了封建主义的军事崩溃。骑士蔑视徒步作战，不过，弓箭手却能杀死他的马，从而陷他于不利的局面。对封建军事力量的最后致命一击，将在14世纪随着火枪和火炮的应用而到来，后者能从一个安全的距离射击，杀死戴盔披甲的骑士，并摧毁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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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战争与古代和近代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更高的频率及更少的伤亡和代价。每一位贵族都声称有权利以私人战争来对抗与他之间不存在封建关系的任何人，而每一位国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对另一位统治者的土地进行光荣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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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推崇骑士的贵族荣誉和贵族义务——军事上的英勇和封建式的忠诚，及慷慨无私地为所有骑士、妇女，所有贫者、病人服务的誓言，把它高置于平民的良知之上。因此，在基督教强调女性的美德一千年之后，“刚毅”又恢复了它所谓罗马人的阳刚之气这一意义。尽管笼罩着宗教的光环，骑士制度还是展现了日耳曼、异教徒和阿拉伯观念对基督教的胜利。一个向四面八方发动攻击的欧洲，又一次呼唤着尚武的美德。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骑士制度的理论。很少有骑士践行它，一如很少有基督徒达到基督徒式无私忘我的极难企及的高度。然而，作为林莽和野兽之子的人之本性，玷污了一个又一个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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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影响缓和了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教会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封建的好勇斗狠引向十字军东征。或许，崇拜童贞圣母玛利亚之风日盛，也使它获益匪浅。女性的美德再一次被推向崇高的地位，以遏制精力旺盛的男人的嗜血激情。然而，也许活生生的女人——她们诉诸感官，正与诉诸灵魂一般充满诱惑——在把武士转化为绅士的过程中，更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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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的伟大使命，就是在长期的分裂导致侵袭和灾祸之后，为欧洲重建政治和经济秩序。它成功了。它腐朽没落之际，正是近代文明在它的废墟和它的遗产之上兴起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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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宗教在争执了数个世纪之后，诉诸人类的最后仲裁——战争。在持续近200年的旨在解救人类灵魂及获取商业利益的战争中，中古式的发展，基督教世界及商业的扩张，宗教信仰的狂热，封建势力及武士精神，这些全部达至顶点。
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崛起。世界格局自行调整，近东由穆斯林控制。
十字军东征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拜占庭帝国的急剧衰落。
十字军东征的第三个直接原因是意大利诸城——比萨、热那亚、威尼斯、阿马尔菲——一心要扩张他们日益兴盛的商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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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年，“圣殿骑士”的数目仅为300，“医院骑士”不过600，然而他们却在十字军圣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战士，他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两个团体都汲汲于聚敛，从教会和政府、富人和穷人那里获取财物。至13世纪，两个团队在欧洲的财产已经十分可观，包括修道院、村庄和城镇在内，还在叙利亚修建了使基督徒和萨拉森人都感到震惊的巨大城堡或要塞。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宣誓献身穷困，如今却在战争的苦痛中享受着集体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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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惨败使欧洲深深震惊。人们开始质问为什么全能的神允许他的护卫者遭受如此的屈辱。批评家抨击圣贝尔纳，说他是一个鲁莽的空想家，让人们白白送死。各地大胆的怀疑论者纷纷质疑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原则。圣贝尔纳辩解说，神意乃人所不能揣测，这一灾难一定是对基督徒罪过的惩罚。但这以后，类似阿伯拉尔所传布的哲学怀疑论甚至出现在民众中间。对十字军东征的热忱，迅速地消退了。信仰时代准备以火和剑来保卫自身，以对抗蛮族信仰或一切无神论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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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土字军认为，君士坦丁堡在他们的手中，比过去在拜占庭手中，更能对抗土耳其人的侵掠。拉丁和希腊两个民族世代的纷争至此吞没了希腊世界的活力。拜占庭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然而，拉丁人之占据君士坦丁堡，不过是为两个世纪后土耳其人攫取该城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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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十字军的动机为何，是寻求宗教理想，抑或追逐世俗利益，他们嘴上所说和心中所想，都没有达成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十字军是失败的。两个世纪的你争我夺之后，耶路撒冷最终落入凶残的马穆鲁克人手中，朝圣的基督徒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胆战心惊。伊斯兰统治者对宗教的多元化，一度表现得十分宽容，然而因为一再受到攻击，他们如今已变得不再宽容。为意大利贸易夺取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诸港口，现在全都失去了。伊斯兰教文明已被证实比基督教文明更优雅和从容，无论教育还是战争，都远胜后者。以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平息欧洲的战火，给予它和平，教皇所取得的这一辉煌成就，被国家主义的野心及教皇十字军与皇帝的敌对葬送殆尽。
封建主义异常艰难地从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中恢复。个人主义冒险和狭隘英雄主义，使十字军莽撞、盲目，不懂得该如何调整策略，以应付东方的气候和远程作战。在长途通信及补给方面，它的表现恶劣、无能。它倾其所有，耗尽心力，征服基督教的拜占庭而非伊斯兰教的耶路撒冷。为了给远征东方的军队筹措经费，许多骑士变卖或抵押财产给领主、放债者、教会或国王。作为代价，他们放弃对领地内许多城镇的权利。他们还卖给农民大量的免税券。成千上万的农奴因为十字军的特权离开了土地，成千上万的人再没有返回他们的家园。当封建财富和武装转向东方，法兰西君主的力量和财富都增长起来，这是十字军东征最主要的结果之一。与此同时，东西帝国都大大削弱了：西方的皇帝因为他们在圣地的败绩及与教皇的冲突——因为发起十字军东征，教皇的权威日益增长——而丧失了威望，东罗马帝国虽于1261年重建，然其权势、声望皆不复往昔。不过，十字军东征也有其成就，如果没有他们，土耳其人将早在1453年前便攻下君士坦丁堡。伊斯兰教的力量也被十字军东征削弱，倘非如此，当蒙古人入侵的洪流汹汹而至，它不会那么轻易地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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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发现，持另一种信仰的人也能与他们一样文明、开化、富于人性和可以信赖，非如此则不能使他们产生疑问，进而促成13世纪和14世纪正统信仰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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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新市场使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工业迅速发展，由此促进了城市和中产阶级的成长。较高级的银行及其经营理念、手段，由拜占庭和伊斯兰国家介绍到欧洲，新的存款方式与工具也出现了，周转资金同时增长起来，更多新观念诞生，从业者也更多。十字军脱胎于封建农业社会，从日耳曼的野蛮气质及其宗教热忱获得灵感。它结束时的景观是工业兴起，商业扩张，肇端着经济革命。它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也是文艺复兴的财力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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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文明皆植根于工商业，并深受其繁荣的滋养。9—10世纪伊斯兰教势力攫取地中海东端和南端港口，垄断该地区贸易，穆斯林、维京人和马札儿人的袭扰，查理曼继任者治下政治的混乱失序，凡此种种，陷欧洲于黑暗，它的经济和精神生活都降至最低点。延至12世纪，在这黑暗中方才现出一线曙光。12世纪，农业获得封建保护并重新组织，挪威海盗归顺为农民或商人，匈奴人被击退和驯化，意大利人重掌地中海贸易，十字军重启黎凡特（Levant）的大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拜占庭等先进文明重获交流、沟通，凡此种种,直接促成了欧洲的复兴，并为12世纪的文化繁荣及13世纪的中世纪全盛提供了物质条件。究其原因，正如拉丁俗谚所说，吃饱才有哲学，有钱方能艺术。社会就像一个个体，同样适用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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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6世纪西哥特人的法律中，在只涉及本族人的纠纷中，外国商人就被赋予接受从他们自己国家来的代表的裁决的权利。如此，肇端了领事制度，按照这种制度，从事贸易的国家有权要求海外“领事”(consuls)，即法律顾问，来保护并帮助它们的国民。热那亚于1180年在阿卡设立这样一个领事馆；12世纪，法兰西诸城纷纷照样办理。国家间——甚至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间——就这样的领事权达成协议，这是中世纪对国际法最杰出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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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纺织工业呈现出大规模、半资本主义结构的特点，在其中，成千的工人生产货物供应一般市场，而赚取利润——为他们几乎见不到面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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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工业的扩展彻底改革了金融。商业不可能靠着以货易货进步，它需要一种价值稳定、使用便利的交易媒介，及形成投资基金的捷径。
银行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教会有关取息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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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贷款安全性的提高及贷款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利率下降。逐渐地，经过上千次的试验和错误，人们学会使用进步的新的金融工具，而货币时代（Age of Money)已在信仰时代中肇端，渐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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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个13世纪，工艺同业公会的数目和权势不断增长，给寡头政治作风的商人同业公会带来类似民主的制衡。然而，工艺同业公会反过来又成为工人中的贵族阶级。他们有意只给雇主的儿子雇主资格；他们付雇工低廉的工资，雇工于14世纪一再揭竿而起，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他们甚至高筑藩篱，阻挠新人入会或进入城镇。在运输困难，市场因限于地方购买者而变得狭窄，资本的累积尚未充足，也不具有流动性。在能支持大规模企业的情况下，它们是工业时代的卓越组织。当数额庞大又富于流动性的资金出现时，这些同业公会—无论商人的或工艺的——便失去了对市场和工作条件的控制力。在英国，工业革命借着经济转变的缓慢打击摧毁了它们；而法国大革命则突然、意想不到地解散了它们。
12世纪和13世纪的经济革命，像18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革命一样，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改革。新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赢得了新的势力，也给予中世纪城市刚健英武、好狠斗勇的独立精神，这一点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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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城镇通常坐落于高地和道路交会处，或沿着攸关生命的水路，或在边境。在封建城堡或设防的修道院围墙四周，城镇人民或市民缓慢地发展起小型工业和商贸。当挪威人和马札儿人的侵扰已告平息，这种围墙外的活动迅速扩展，店铺增加，商人、工匠等从暂时逗留变为城镇的固定居民。但战火一起，不安定又降临。于是，居于围墙外的人，着手建筑第二道围墙，比封建城堡的护城壕更阔大，用以保护自身、商铺和财富。封建领主或教皇仍拥有和统治这一扩建了的城镇，作为其领地的一部分。但是，逐渐增长的人口日趋商业化、世俗化，封建税费和控制、束缚令他们烦恼焦虑，他们计划赢得自治市的自由。
出于旧的政治传统和新的行政的需要，一个由市民和官吏团组成的会议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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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市长由城市商人同业公会选出，千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拥有金钱者远比拥有土地者更有权势，贵族和教士受到新兴财阀的威胁。商人资产阶级甚至较古代更会利用其财富、力量和才能，而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在大多数城市，他们将贫者排斥于议会和公职之外，压迫劳工和农民，垄断商业利益，向社区课以重税，耗费大半的收入用于内争或外战以争取市场，摧毁竞争者，极力压制工艺协会，不给予他们罢工的权利，甚至放逐或处死反抗的工人。他们又规定价格和薪金，只顾其自身利益，严重地损害了工人阶级。法国大革命中，封建贵族失败，胜利的成果主要是由商人阶级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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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自治市是人类自由的再次肯定，意义深远。
虽然不久行政会议的成员仅限于少数商业贵族，但市政大会(municipal assemblies)是自提比略以来第一个代议政府。应该是他们，而非《大宪章》，开今日民主政治的先河。封建遗俗或部落法律——根据几个人的证词，对嫌疑犯作无罪判决、决斗裁判、神裁判法——被依法而有条理的详考证据的审判方式取代。法律的延误减少了，法律契约代替封建身份和效忠，整个商业法为欧洲生活塑造了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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