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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历史方面进行研究外，我们简直不能了解犹太《塔木德》已成为流亡、赤贫、受压迫以及面临解体危险的一个民族求生的工具。巴比伦沦陷当日先知维持犹太精神的做法，也是全体离散之日犹太拉比的做法。在经历了崩溃的经验以后，他们须重获自尊，重建秩序，须维持信念与道德，须重建身心的健康。通过严肃的纪律，使失其根源的犹太人在自己的传统重获根基——在各地到处流浪及几世纪的悲惨生活当中仍能恢复稳定与统一。根据海涅（Heinc）的说法，犹太《塔木德》就是“手提的祖国”(Portable Fatherland)，不管犹太人身处何地，即使在受异国包围的恐惧之中，他们也可将心灵沐浴于律法之海中，仍可以在自己的世界中自由自在，与他们的先知及法师共同生活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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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事件接二连三上演达两个世纪后，形成了一种景象。在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的西西里及拜占庭帝国，9世纪后，只有少数迫害犹太人事件，而他们在基督教的西班牙发现了保护自己的方法。即使在德国、英国及法国，和平时期也很长，而每次悲剧过后的30年内，犹太人口繁多，有些人又发达起来。虽然如此，他们的传统已将悲剧间隔期的痛苦记忆传了下来。对不停劫杀的恐惧，竟使和平时期变得焦虑，每位犹太人均须记住在殉道时应背诵的祈祷文。财产越是不安全，追求财富的愿望越炽热，可笑的是，只有街头浪人愿意问候戴黄色徽章的犹太人，一个孤立无助的少数民族的耻辱深入灵魂之中，摧毁了个人的自尊及种族间的互相友爱。在北方，犹太人心中留下了沉郁的“犹太人的悲哀”(“judenschmerz”，即the sorrow of the Jews)的记忆，令人忆起成百上千的耻辱与伤害。
为了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竟有如此多的人在十字架下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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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心灵生活由两种力量支撑：为求生存需要信仰及为求进步需要理性。在穷困、混乱的时代，信仰的意志至高无上，因为此时勇气是必需的。太平盛世人们重视学识的力量，借以晋升与求取进步。因此，自贫穷进入富庶的人类文明往往导致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即“科学与神学之战”。
在信仰时代，生活艰苦，若没有希望便无法忍受，因此哲学附着于宗教，引用理性来护卫信仰，而成为一种伪装的神学。中世纪西方文明的三种信仰，伊斯兰教最富裕，基督教次之，最穷困的是犹太教。在伊斯兰教西班牙富裕的犹太人手中，犹太哲学才与信仰分离，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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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西班牙，艾得力特和艾休的广泛影响力，与在宗教裁判所控制下的欧洲迫害及恐惧的日益滋长，迫使犹太人返回学术及伦理的孤立状态。科学研究已经衰落，纯粹的犹太律法研究在希伯来学校大行其道。在其运用理性的冒险行动过去之后，犹太人不断为宗教恐怖行动及周围的仇恨所冲击，又埋首于神秘主义和虔诚敬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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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的一位作者说道：“假如君士坦丁堡的财富超过其他城市，则其罪恶也在诸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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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美德甚至比拉丁语消失得还早，罗马和希腊的特质为已丧失本身德行的东方洪流所淹没，这些东方人除了语言之外，已一无所有。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充满信仰和放浪形骸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男女仍然是中规中矩的公民和父母，他们经过年轻时的嬉戏以后，安心地接受家庭生活的悲欢，并勉为其难地履行他们在世上的工作。一个弄瞎政敌的皇帝可以在医院、孤儿院、老人院和免费客栈上倾注他的仁慈。在贵族圈里，虽然日日以奢华安逸为能事，仍然有上百的人，在贪污受贿的鼓动下，做着行政和政治家的工作，除了阴谋、颠覆外，他们毕竟也设法使帝国免于各种灾难，并维持着中吉基督教世界中最繁荣的经济。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建立的官僚体系，成为700年来在帝国各地都能发挥功效的行政工具。赫勒克留将帝国原来的行省改为由总督治理的军区，这是由伊斯兰教威胁所激起的拜占庭机构上百种改革之一。各区在集权化的统治下保持相当的自治，它们不受扰动首都的斗争和混乱的影响，而长期保持秩序和繁荣。君士坦丁堡由皇帝、长老、暴民统治，各区却由拜占庭的法律统治。当伊斯兰教将法律和神学糅为一体，而西欧深陷于各种蛮族法典的混乱之中时，拜占庭珍爱并扩充查士丁尼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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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拜占庭在千年的危厄与变迁中，保存了罗马最伟大的赠礼——罗马法，一直到12世纪它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复活，并革新了拉丁欧洲的民法和罗马教会的法典。利奥三世颁布、由古罗得斯岛航海法规发展而来的拜占庭航业法，是中古基督教世界的第一部商业法，也是11世纪意大利特兰尼和亚马非共和国商业法的来源，由此一脉相传，而成当代的法律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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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和10世纪，由于人们的勤劳和技能及富豪的增多，文学与艺术有显著的复兴迹象。虽然帝国自始至终都称为罗马帝国，但是几乎所有的拉丁成分，除了罗马法外，都已荡然无存。自赫勒克留以来，在东拜占庭，希腊语已成为政治、文学、宗教仪式及日常生活的语言。此时的教育完全用希腊语。几乎每一个自由的男子，许多妇女，甚至许多奴隶都接受教育。君士坦丁堡大学，像一般的大学一样，在赫勒克留时代的危机中停滞不前。
希腊遗产的广为传播，既有启迪作用，也有限制作用。它使思想敏锐而广阔，诱使其脱离说教式的雄辩和神学争论的陈词滥调，但它的繁复阻碍了创造性。无知者较博学者更有独创力。拜占庭文学主要为有修养和有闲暇的绅士、淑女创作，洗练而又优雅，精巧而又雕琢，模仿希腊却非真正的希腊文学，只学到了外表，而未能吸收其精髓。虽然这一时期教会相当主动而又颇能容忍年轻人的一些习惯，不过仍是不出正统范围，倒是那些反对崇拜偶像者比教士们更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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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像其他的文明一样，植根于农奴或奴隶之上，庙宇和王宫的金银、大理石，以工人在地上或地下挥汗如雨为代价。它也像当时的其他文化，是残酷的。跪拜在圣母像前的人可以在莫里斯的面前屠杀莫里斯的子女。它也有浅薄之处，在贵族化的高尚文雅之中混杂着极多世俗的迷信、盲目狂热和无知无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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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这种蒙昧相违的科学和哲学无从发展，希腊文明在1000年中对世界人类的知识没有额外的贡献。拜占庭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件能够激起人类的想象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文化遗产的重压和神学的桎梏之下，垂死的希腊已失去了耶稣基督的基督教，中古的希腊心灵无法再拥有成熟的、现实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拜占庭文明发挥了三项重要的作用。它屏障欧洲，对抗波斯和东方的伊斯兰教千年之久。它忠诚地珍爱并充分地传播了古希腊留下的文学、科学和哲学重抄本，直到1204年被十字军侵占。为逃避战乱，僧侣们把希腊抄本带到了意大利南部，并在那儿恢复了希腊文学的知识。希腊文教授为了躲避穆斯林和十字军，离开君士坦丁堡，有时移居意大利，成为古典希腊文学的媒介，如此意大利年复一年地重新发掘着希腊，直到人们开始在知识自由的泉源中醉饱为止。最后使保加人、斯拉夫人从野蛮进入基督教文明，并把斯拉夫身心难以估量的力量带进欧洲的生活和命运之中的，也是拜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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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伊斯兰教节节进展，拜占庭正从命运的打击中复兴时，欧洲则试图冲出它的“黑暗时代”（Dark Ages)。黑暗时代是一个不精确的名词，任何人都可以按他的偏见去定义。我们将把它定义为524年波伊提乌之死到1079年阿贝拉德（Abelard)出生之间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拜占庭尽管失去了很多领土和声望，其文明仍然兴盛。6世纪的西欧，却处于征服、分裂、再度野蛮化的混乱中。古典文化多残存下来，大部分静静地隐藏在少数修道院和家族中。不过，社会秩序的实质和心理的基础所受到的扰乱，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恢复。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文化的统一与持续、心灵沟通的相互充实，在战争的扰攘、交通的危险、贫瘠的经济、方言的兴起及拉丁文消失于东方、希腊文消失于西方的情况下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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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牧羊人声称，在星星的指引下，他在山中发现了一口大理石棺，许多人都相信那是“基督的兄弟”使徒雅各的遗物。于是人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小教堂，后改建为孔波斯特拉大教堂(Santiago de Compostela)，成了基督徒朝圣的圣地，仅次于耶路撒冷和罗马。圣雅各的圣骨成了鼓舞民心和捐募资金对抗摩尔人的无价之宝。圣雅各被奉为西班牙的守护神，而圣地亚哥之名也传遍了三大洲。信仰创造历史，尤其是信仰犯下错误的时候，人因为这些错误而死得更为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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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教密切合作，产生了政治史上最光辉的一个设计：查理帝国转化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后者包含着帝国与罗马教皇双方所有的尊荣、神圣和稳定。教皇早已不满在疆域上附属于一个既不能保障他们，也不能为他们带来安全的拜占庭，他们目睹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越来越臣服于皇帝，也担心本身的自由。
这种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希腊的帝王早已拥有罗马皇帝的头衔及这个头衔下所有传统的权力，而教会并没有被认可的权力能出让或转移这个头衔。把这个头衔转移给拜占庭的敌手，可能会导致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激烈战争，而使毁于战争的欧洲落入雄心勃勃的伊斯兰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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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的加冕影响达千年之久。教皇与主教的声势，因世俗的权威源自教会的授予而增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也因800年的加冕，得以在罗马建立一个较有力的教会。查理使自己成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从而加强了他对抗诸侯和其他不满分子的力量，并进一步推进了国王神权的理论。它加深了希腊与拉丁基督教的分裂。希腊教会当然没有兴趣听从一个和查理皇帝联合并对抗拜占庭的罗马教会。事实上，查理（正如教皇所希望的）继续以亚琛而非罗马为首都，显示政治权威从地中海转到欧洲北部，从拉丁民族转入条顿民族之手。更重要的是，加冕一事在事实上，不仅在理论上，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和他的顾问们都以为他的新权威是旧有皇帝权力的复活，要到奥托一世时这种政治制度的显著特质才会被认识，而且到1155年，“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将“圣”(sacrum)字加在头衔之前时，它才变得“神圣”。神圣罗马帝国是对心灵与公民自由的一个威胁，尽管如此，最值得珍惜的是它代表一种高贵的观念，一个英勇地将世界从野蛮、动乱、无知带回到安全与和平，秩序与文明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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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错误的看法，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是生活在民主的乡村社区中的自由农民的天堂，历史对于这一点并未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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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湾中的男人”在如此艰难的磨炼中成长，因此他们能够出海到俄罗斯、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弗里斯群岛、诺曼底、英格兰、爱尔兰、冰岛、格陵兰、意大利及西西里占领各王国，这些冒险不是像穆斯林及马札儿人那样大举出兵，侵占领土，而是少数人任性出击。他们认为懦弱是罪恶，而力量是善良，渴于占领土地，拥有女人、财富及权力，并享受地球上一切神圣的权利。他们以海盗起家，却以政治家收场。罗洛赐予诺曼底安定的秩序，“征服者”威廉之于英格兰，罗杰二世之于西西里亦然，他们仿佛是强力的荷尔蒙，与那些呆板的农民的血统混合。历史很少毁灭不该灭亡的东西，焚烧莠草，能造成更肥沃的土壤，以利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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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与法兰西的僧侣们误学东方孤独的苦行方法，西欧的气候及活跃精神使这一摄养之术难以实行，许多人因此半途而废。本笃并不反对隐士，也不责备苦行主义，但他认为最好把苦行改为群体而非单独的方式，而且其中不应有好胜的表现或对抗比赛，每一个步骤都要有院长的控制，并能够马上停止对身心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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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战争、纷乱与怀疑、迷失的时代里，圣本笃修道院是使人平复的避难处，它收容无处栖身的潦倒农民、渴望静心休息的学生及厌倦世事和纷争的人，对他们说：“放弃你的骄矜、自由，在这里寻求安全、和平吧！”正因为如此，成百座类似圣本笃修道院在全欧洲兴起。它们各自独立，听命于教皇。本笃的规条及仪式，成为中世纪人类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举之一。蒙特卡西诺本身就是那永恒的象征。伦巴底野蛮民族于589年攻掠该修道院，待他们离去后僧侣又重新返回。阿拉伯人于884年毁掉它，僧侣又重建起来。1349年它遭地震侵袭，僧侣再次重建。1799年它遭法兰西军队劫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被炮火夷为平地。1948年，本笃会僧侣又亲自重建这座修道院，真可谓“把它打倒，它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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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世纪间宗教史上最富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并不是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争执，而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在东西两个方向基督教挑战。基督教几乎已无力集中精力以制伏异教帝国及异端邪说，当它辖区中最热烈、坚定的省份突然被蔑视基督教神学、伦理的信仰轻而易举夺取。教皇仍坐镇安提阿、耶路撒冷及亚历山大港，但这些地方的基督荣耀已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基督教义已具邪说和国家主义色彩。
基督教在亚洲、非洲受挫，转向北面，展开对欧洲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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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与拉丁基督教派之间在进行一场竞争，看哪一派能掳获斯拉夫的人心。教皇尼古拉一世邀请西里尔和梅梭狄乌斯到罗马，然而西里尔宣誓之后一病不起（869年），梅梭狄乌斯回到摩拉维亚，教皇任命他为大主教。教皇约翰八世允许使用斯拉夫仪式，斯蒂芬五世则禁止这样做。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及斯拉夫（今捷克）和较晚的匈牙利、波兰归属拉丁教会，采用其礼仪，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及俄罗斯接受斯拉夫仪式和文字，向希腊教会献出忠心，从拜占庭学习文化。
俄罗斯教会承认君士坦丁堡为其宗主足足用了两个世纪，它13 世纪时宣布独立，并于东帝国(the Eastern Empire)衰落之后(1453 年）成为希腊正教世界的支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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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非凡的德行、忠诚、精力之余，僧侣与修女偶尔也会暴露天性，几乎每个世纪都需要宗教界的改革来把僧侣带回超凡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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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利奥的任期之内，希腊与拉丁的基督教派正式分裂。当西欧正处于9和10世纪的黑暗、悲惨与文化教育凋敝之时，东帝国在马其顿诸君主的统治下，恢复了部分被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再度确立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导地位，一时使文学和艺术大放异彩。希腊教会从复兴的拜占庭的势力中吸收勇气与骄傲，占领俄罗斯、保加利亚及塞尔维亚，比以前更激烈地反对一个腐败贫穷的教皇职位得以僭称基督教世界的教职独裁者。在这个时代的希腊人心目中，当代西方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简直是粗鄙的野蛮人，是一群由腐败的主教所领导的文盲和暴徒。教皇反对拜占庭皇帝身兼法兰克国王，没收拉韦纳总督的辖区，为罗马皇帝加冕，带兵进入希腊的意大利。这些恼人的政治事件，而非教义上的分歧，加深了基督教东西方的裂痕。
《信仰的时代》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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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某些条件会聚起来，为封建制度的来临准备着。日耳曼人入侵之际，意大利和高卢的城市不再安全，贵族们迁居他们的乡间庄园，佃农、“附庸”家庭及侍从武官则散居在他们四周。修道院的僧侣们耕作并从事手工艺品生产，修道院则强化了向乡间半独立经济单位发展的离心运动。道路被战争破坏，因贫穷而年久失修，深受劫匪威胁，已不再能维持基本的交通与交易。商业凋敝、工业没落的结果是财政收入的锐减，贫弱的政府已不再能够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及贸易的安全。商业的阻隔使庄园不得不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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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护卫力量衰落，地方贵族或主教则组建地方秩序和防御，继续拥有自己的武装和法庭。自从入侵者经常骑马而至，能负担得起马匹的防卫者一直备受青睐。骑兵变得比步兵更加重要，正如早期罗马，一个骑士（equites）阶层——“马背上的人”——在贵族和平民间崛起，在法国、诺曼人的英格兰及基督教的西班牙，在公爵、贵族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个马上的骑士阶层。人民并不怨恨他们的壮大。处于恐怖的气氛中，当攻击随时都会不期而至，人们渴求军事组织的保护。因此他们尽可能将住宅建得离贵族的城堡或设防的修道院很近。他们欣然向领主或公爵效忠，为其服务——领主是他们法律上的保护者，而公爵则可以领导他们。要理解他们的这种屈从，必须先想象他们的恐惧。无助的自由民，向某些强有力的人奉献他们的土地和劳动，以换取保护和支持。
封建主义即是对上一阶层的人的经济隶属和军事效忠，以换取经济组织和军事保护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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