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信仰的时代》摘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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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景仰《查士丁尼法典》的整体,而非其某一部分。它以严格的正统,强烈的反启蒙主义(obscurantism)和报复性的严厉,先前诸法典相区别。受过教育的罗马人会发现在安托尼乌斯·庇护时代比在查士丁尼时代生活更文明。皇帝本人无法摆脱他的生活环境和他的时代,为了实现统一的野心,他把当时的正义、慈悲、迷信、野蛮全都纳入《查士丁尼法典》中。这部《查士丁尼法典》就跟拜占廷的一切事物一样,极为保守。就那似乎注定永不断绝的文明而言,此部《查士丁尼法典》也极具羁绊作用。不久,这部《查士丁尼法典》除了在日渐狭窄的领域外,不再被遵守。为《查士丁尼法典》所歧视的东方国家主义的异教徒转而投入伊斯兰教的怀抱,在《古兰经》之下发展得比在《查士丁尼法典》之下更迅速。伦巴底人统治下的意大利,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Gaul),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国,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都无视查士丁尼的诏书。不过这部《查士丁尼法典》确实也给五方杂处的人民带来了几代的秩序和安全,同时还给予边界外十几个国家街道上行人之自由、安全的行动,比今日某些地区所给予的还多。这部《查士丁尼法典》一直持续至拜占廷帝国法典之终结,《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消失5个世纪之后,意大利博洛涅城(Bologna)的法律学家们才予以“重振”,而为列国君王、教皇所认可,并且成为当代许多国家的建构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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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552年,来自中亚细亚的一些景教僧侣为罗马帝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丝制品来源,而引起查士丁尼的兴趣。只要我们还记得为了控制通往中国和印度的商道,希腊和罗马曾经与波斯打过多少次仗,注意到为通往远东的北部通道所取的名字——丝路,及罗马人为中国取的国名“Serica”(产丝国),或专指中印部分地区的名称“Serindia”(丝国),我们便可以了解为何查士丁尼急切地答应了这个建议。这批僧侣回到中亚细亚,再来时带来蚕卵,也许还带来一些桑树苗。在希腊本有小型丝织工业,仰赖以橡树、白杨或柏树叶子为食物的野生蚕。如今丝织已成为一个主要工业,尤其在叙利亚和希腊。丝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极为发达,使这个半岛又多了一个新名字莫利亚岛(Morea)——桑树之地(morus a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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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笔杆来证实某论点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歪曲事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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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起初怀疑艺术支持异教、偶像崇拜和不道德,这些裸体雕像,与它们所获得的对贞洁和守身的尊敬极不相称。当肉体变成撒旦的工具,而僧侣又取代运动员成为榜样时,艺术中对解剖学的研究随之告终,只剩下愁容满面的画像与刻像,及不成形的招缀衣着。但是基督教获得胜利之后,需要大的长方形会堂来容纳那些参加庆祝狂欢的群众,地方和全国的艺术传统再度兴盛,建筑也从废墟中站了起来。此外,这些大厦也需要装饰,信徒们也要有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来协助他们的想象力,要有图画(以非文字的形式)来简单地描述他们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之子。因此雕刻、镶嵌及绘画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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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君士坦丁堡这种难得一见的五色斑斓、肃穆却又极灿烂的所谓拜占庭艺术是从何处来的?对于这个问题,考古学家们争辩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基督徒战士的凶猛。自各方面观之,胜利者是主张来自东方的一派。随着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工业促成的国力强大及罗马因侵略引起的国力衰竭,一度随亚历山大大帝而起的浪潮又从亚洲退回欧洲。东方艺术的影响从萨珊(Sasanian)统治的波斯、景教的叙利亚、埃及土人统治的埃及等地拥入拜占庭,到达意大利,甚至波及高卢,代表自然派的希腊艺术,向嗜好象征性装饰的东方艺术屈服。东方人讲究颜色而不讲究线条,喜爱圆拱形屋顶或圆顶胜于木制屋顶,宁可要富丽的装饰而不喜欢呆滞的淳朴,爱好华贵的丝衣而不爱不成形状的宽外袍。正如同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采用了波斯式的君主政体一样,君士坦丁堡在艺术方面越来越不愿意向已经野蛮化了的西方学习,渐渐转而向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叙利亚和埃及学习。也许在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和库斯鲁·阿努舍万(Khosru Anushirvan)领导下的波斯武力的胜利,加速了东方的题材和形式向西的推进。埃德萨、尼西比斯在这个时期成为糅合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两大中心,其中包括伊朗、亚美尼亚、卡帕多恰及叙利亚文化,并借商人、僧侣和工匠之手,把这些文化传播至安条克、亚历山大港、艾菲索斯、君士坦丁堡等地,以及拉韦纳城和罗马城。原有的古典柱式——多丽安式、伊奥尼亚式、科林斯式——在这个满是拱门、圆拱屋顶、三角穹隆和圆顶的建筑世界里变得微不足道了。

P160

拜占庭艺术家的主顾极少,因此主题和题材都减少了许多,往往是君主或大主教告诉他做何事、怎么做。艺术家参加集体创作,因此历史上很少留下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创造了灿烂的奇迹,他们以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光芒睥睨一切人。然而这些人的艺术流于形式主义,范围狭窄,由于为绝对的君主和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效劳,也变得僵硬而无变化。

P164

整个帝国都陷入建筑狂热中,直到查士丁尼逝世为止。西方开始步入黑暗时代的6世纪,却是东方建筑史上收获最丰的一个世纪。在艾菲索斯城、安条克城、加沙港、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萨洛尼卡港、拉韦纳城、罗马城,及从克里米亚的刻赤港到非洲的斯法克斯城,总有上千座教堂同庆基督教战胜异教,也庆祝东方式的拜占庭战胜了希腊-罗马形式。

P169

只有东方人才能了解东方的艺术。就一个西方人想象力所及,拜占庭风格的精髓就是东方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已成为至高无上的事物,包括自治政府,阶级组织的稳定,科学与哲学的停滞不进,由政府统治的教会,以宗教管辖人民,华丽的衣着与全国性的庆典,极娱目悦耳的宗教仪式,催眠式反复的音乐演唱,令人目眩的光芒与色泽,想象力征服自然主义,装饰艺术的代表作的消失等。虽然古代的希腊精神会觉得这种改变无法忍受,如今希腊也已是东方的一部分。就在亚洲式的懒散侵袭着希腊世界的同时,它又面临着重新崛起的波斯及伊斯兰教那强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力量的挑战。

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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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中古时期早期的文学作品宗教之浓几乎使人窒息,大约也是这个原因。)萨珊诸王都是文学和哲学极开明的拥护者——尤其是库斯鲁·阿努舍万(Khosru Anushirvan),他命人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译成巴列维语,并指定在容德·伊·沙普尔学院讲授这些作品,他自己也阅读这些著作。他在位时编纂了好多年鉴,现今仅存的是《阿尔达希尔的行谊》(Karnamaki Artakhshatr)。这一部把历史和传奇糅合在一起的作品后来成为斐尔杜西《沙赫纳玛》的主要参考。查士丁尼封闭雅典城的学校时,有七位教授逃到波斯,在库斯鲁的王宫中避难,不久他们就患上了思乡病。波斯王在533年和查士丁尼签订和约,“野蛮人”国王要求查士丁尼允许这七位希腊圣者回国,并不得迫害。

P230

道德家的第一课题,就是要使合作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然后才关注合作无间的这一整体或集团之大小。完善的道德观,在于求得每一分子和最大整体之间的最大合作——即与宇宙本体、生命本质、秩序或者神之间的合作。从此点出发,宗教与道德是合而为一的。但是道德直接源于习惯,也是一种间接的强制,因此它只有在拥有强制力的团体内始能发展合作。故所有实际的道德亦即是团体的道德。

P231

其他宗教无法避免的理论与实际上的鸿沟,在伊斯兰教并不显著。阿拉伯人是好色的,而《古兰经》承认多妻制度。但在其他方面,《古兰经》的道德观就像克伦威尔的清教徒道德观一样严苛,只有不明就里的人才会认为穆罕默德教义在道德观点上较不严苛。阿拉伯人倾向于复仇的观念,因此《古兰经》不倡导以德报怨。“谁攻击你,就以同样的方式反击他……任何人受到屈辱,就得起来自卫,别无他途可寻”,“对侮辱只有报复”。(第2章194节,第42章41节)像《旧约》一样,这是一种充满杀气的道德观,《古兰经》强调雄浑有力的刚健德行,正如基督教强调柔情温驯的德行。在历史上,没有一种宗教像伊斯兰教一味地试图使男人强悍,并得到成功的。

《古兰经》被信徒们尊崇到近乎偶像崇拜的地步,它被用优美的技巧抄写,谨慎地解释,并作为穆斯林的启蒙读本,再作为完整教育的中心和巅峰,传世13个世纪以来,深入亿万人的心中,引起了他们的幻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但是它或许也冻结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古兰经》教义简洁,缺少神秘及繁琐的仪式,并且没有偶像崇拜与祭司制度。它的预言提高了信徒的道德及文化水准,促进社会秩序及一统,启迪注重卫生,减少迷信思想及残酷行为,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尊与荣耀,在伊斯兰世界中(除了某些哈里发的宴享外),塑造了白人世界所不能比拟的清醒与节制。《古兰经》使人们毫无怨尤地接受生命的艰苦及限制,同时激励他们创下历史上最惊人的势力扩张。

P236

有三部经典形成并普及于信仰时代,它们是《圣经》、犹太法典、《古兰经》——好像在说,在罗马帝国那种野蛮状态下,只有通过超自然的伦理观,方可恢复社会秩序及个人灵魂。这三部经典全是闪米特人的产物,大都是属于犹太人的。而整个中世纪,也可说是这三种经典在信仰上的争执及在教义上的残忍争斗的历史。

P239

军事扩张的最后的原因是:当这支胜利的阿拉伯军队,吸收了众多饥饿又雄心勃勃的新兵之后,即使仅欲维持足够的粮饷,就得要去征服新的领土。战争进展制造了更多的难题:一次胜利要求另一次更大的胜利,一直到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迅速超过罗马人,其持久更甚于蒙古人——创下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

P257

990年,土耳其占领布哈拉,并于999年推翻了萨曼王朝。正如拜占庭用了将近三个世纪来抵御阿拉伯的扩张一样,现在穆斯林也不得不为对抗土耳其势力的向西扩张而战,稍后土耳其人必须抵挡蒙古势力的南侵。人口膨胀的压力,造成生活物资的匮乏,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移民,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P258

将土耳其人形容成野蛮民族是一个错误,就像我们必须修正对罗马的征服者日耳曼人的称呼一样,因为当土耳其人统治整个伊斯兰帝国的时候,土耳其人已经脱离了野蛮的境地。从贝加尔湖向西北迁移时,定居中北亚的土耳其人,在6世纪已在可汗的领导下有了很好的组织形式。

与两个世纪后蒙古人摧毁被征服者的一切不同,他们很快地吸收这一较高的文明,而将这个濒临破碎的国家散处四方的各种力量统一起来,使其融入新的帝国,并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长期斗争中——给它一股力量,使其得以残存。

P261

文化是土地与心智的结合,即地上的资源,由人类的欲望和戒律衍生而成。在所谓宫廷、寺庙等宏伟建筑,在所谓文学、艺术等豪华生活的背后,都反映出这些艺术品的基本元素。如猎人创造了在森林中的各种娱乐及运动;木匠发明了伐木事业;牧人发展出畜牧事业;而农人则整理、耕植、播种,收割兰花、葡萄,养蜜蜂及照料孵雏;女人则发展各种副业,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矿工开采矿藏,匠人设计居室、车辆及船只;工匠设计各种工具及生产各种产品;贩夫、店主及商贾调和、划分制造者及消费者之间的供求关系;企业家利用储蓄发展工商业;执行者则集聚体力、财力及智力以创造服务机会并增加物资生产。这种种事业就像一只忍辱负重的巨兽,在它那摇曳负重的背脊上,文明就这样逐渐发芽、苗壮。

P267

从教义上说,伊斯兰教教义在所有信仰中是最简明的一种“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这一个简单的公式,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即在于劝人接受《古兰经》及其全部教义。结果,正统派穆斯林也就相信天堂与地狱,天使与魔鬼,肉体与灵魂的复活,万事皆由神注定,最后的审判,穆斯林须践履的四大义务——祈祷、布施、斋戒及朝圣——以及能与穆罕默德沟通的诸先知们的神圣感召。

可是很明显,穆罕默德只承认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三人是传播上帝之道的。因此,穆斯林接受《旧约》及四福音书均为圣典。如这些经典与《古兰经》有矛盾冲突,那是这些经典为人们的不智及愚鲁所曲解、腐蚀所致。因此,《古兰经》就取代了以前种种启示的地位,所以穆罕默德较以前的所有先知都要优秀。穆斯林称道先知的人道精神,而且他们也如基督徒崇敬基督那样敬重他。

P274

这样著名的朝圣有多方面的意义。就像犹太人向耶路撒冷、基督徒向耶路撒冷和罗马朝圣一样,可以加强信徒的信心,并且借着群体性的经验,可使每一个朝圣者与教义及其他的信仰者发生紧密的联系。在朝圣中,虔诚的信仰将住在沙漠中的贫苦贝都因人、住在城市中的富商大贾、柏柏尔人、非洲黑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印度及中国的穆斯林,聚拢在一起——大家穿着同一式样的袍子,用同样的阿拉伯语,诵念同一段祈祷文,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对种族的歧视就比别处要温和得多了。对非穆斯林来说,绕行克尔白膜拜是一种迷信行为,但穆斯林也嘲笑其他信仰的类似习俗,对基督徒所行的圣餐仪式甚为迷惑,认为那仅是精神上的交流与供应的外在象征。

所有的宗教,不论在开始时是如何崇高,不久就会披上一层迷信的色彩,这种迷信是由于身体的极度困乏,以及在求得继续生存的斗争中,心灵上因恐惧而自然产生的。

P275

对于异教,如基督教、袄教、塞比教派及犹太人,倭马亚王朝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容忍,同时代的基督教国家几乎不能与之相比。他们获准自由选择信仰,并保留其原有教堂,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穿着易于区别的棕褐色衣服,且视各人所得,每年须向政府交缴1—4第纳尔的人头税。

聚居在近东的犹太人,视阿拉伯人为解放者。因为那时他们正遭受种种困窘及间歇性的宗教迫害,而现在他们与基督徒站在对等的地位上,在耶路撒冷再度得到生活和信仰的自由,在亚洲、埃及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政权统治下,他们拥有了在基督徒统治下不曾有过的繁荣。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以外、亚洲西部的基督徒,通常都可毫无阻碍地保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直至伊斯兰教纪元3世纪,叙利亚境内基督徒仍然占据优势。在马蒙统治时期(813—833年),伊斯兰世界中共有1.1万座基督教教堂,同时还有数百座犹太人会堂以及袄教庙宇。

P277

一般说来,东方的基督徒认为伊斯兰教的统治,要比拜占庭及教会的统治仁慈多了。

大概是早期伊斯兰教所采取的这种容忍政策,使这一新的信仰很快即赢得在亚洲、埃及和北非的大部分基督徒,几乎全部袄教徒及许多犹太人的归心。共享统治者的信仰,在财富上是一件有利的事。战俘如接受安拉神、穆罕默德及心身净化,即免于沦为奴隶。渐渐地,非伊斯兰教地区的人民开始采用阿拉伯语言、服饰,《古兰经》上的律法及信仰。希腊文化,经过千余年的繁荣,已渐渐式微了。罗马的大军无法征服各地原始信仰中的神,拜占庭的正教曾引起异端的叛乱,而伊斯兰教教义无须改变信仰,他们得以保存信仰及崇拜仪式,遗忘了过去的神祇,而对新的宗教变得忠诚。从中国、印尼、印度,到波斯、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直至摩洛哥和西班牙,伊斯兰教触动了无数的心弦及幻想,铸造了道德和生活规范,给予人们慰藉和强而有力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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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对独身不存敬意,也不把永久的禁欲视为理想的境界,大多数伊斯兰教圣哲均结婚生子。也许伊斯兰教有些矫枉过正,在婚姻中存在一些极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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