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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马”于330年5月11日，正式被奉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每年这个日子，都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异教信仰正式终止，基督教信仰的中古时期正式开始。东方在精神上击败了物质上获胜的西方，此后将统治着西方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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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宪章的君士坦丁宪章，显然还是以王权为重。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的两个元老院有审议、立法、判决之权，但常被皇帝否决；他们的立法职能大体上都被皇帝的顾问委员会（sacrum consistorium principis)所取代。皇帝本人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就可以立法，他的意愿便是最高法律。在皇帝看来，民主制度是失败的，民主终于毁在由民主建立的帝国手中，民主制度也许可以治理一个城市，但不能治理100个不同的国家；民主使得自由变成放纵，又使放纵演变成混乱，直到最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受到威胁。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得到的结论是：要恢复秩序，唯有将高官限由公爵和伯爵担任，选任的标准不再是出身，而是由具有完全责任和权力的皇帝直接任命。
这种制度可能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因为除了毕恭毕敬的从臣的忠告和对暴毙的恐惧外，皇帝不受任何制约。它创造了极为有效的行政和司法组织，并使拜占庭帝国得以延续1000年，付出的代价却是政治停滞、民众萎缩、宫廷政变、帝位之争，这一切使帝位偶尔为能者所得，但很少为正直者所得，经常是缺乏道德原则的冒险家、寡头主义者或是愚者坐上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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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在4世纪末，重现了复苏与衰落、文艺兴盛与贫乏、政治浮华与军事凋敝的复杂景象。
罗马城一度依赖东方而生存。罗马军团尽收十几个省份的产物和贵重金属，财宝充斥胜利者的官邸。这时征服停止，撤退正开始，意大利被迫依赖本身的人力及物质资源生存；但是这些资源又因为节育、饥荒、疫病、税捐、浪费及战争而大为减少。工业在这个严重寄生的半岛从未兴盛起来；其在东方及高卢的市场也已失去，帝国再也无法支撑城市人口的生活，人们只能在商店和家庭里做工以赚取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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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曾是意大利城市生活的支柱；现在他们也因经济萧条和财政剥削而衰微。每个拥有财产的人，都得缴付日增的税额，以养活一个主要任务是收税的日见膨胀的官僚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养育子女感到畏惧，人口因之大大减少。数以千计的可耕地无人耕耘。此种现象与城市中残余的财富，引致了渴望占有土地的蛮族的入侵。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由于无能力付税，或是无力保卫自己的家园免于侵犯或抢劫，只好将产业交给更有钱或有力量的地主，而变成其耕种者，他们将产物、劳力及时间的一部分给予地主，以换取生存保障及战时的保护。因此意大利虽然不曾经历完全的封建制度，却是率先为封建制度立下根基的国家之一。在埃及、非洲和高卢，同样的制度也在形成。
奴隶制度慢慢衰微，在一个先进的文明中，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自由人的高低不同的工资对利润及经济的刺激作用。唯有在奴隶充足且便宜时，使用奴隶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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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文明都是野蛮之树的一颗果实，而在距离树干最远的地方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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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意大利可谓混乱到极点。半个世纪以来的侵略、饥荒和瘟疫，使得数以千计的农庄毁灭，数千英亩的土地无人耕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土地，而是因为人力缺乏。安布罗西（约420年）曾感叹博洛尼亚、摩德纳、皮亚琴察等城的横遭蹂躏和人口减少。教皇杰拉斯（Gelasius）曾描写意大利北部广大区域的人烟荒芜。罗马城人口也在一个世纪中由150万减少到大约30万，帝国的所有大城市这时都在东方。罗马城周围的平原一度满布别墅和肥沃农庄，但居民都逃到有城墙的城镇避难。各城镇面积都收缩到只有40英亩左右，以便减少建城墙的费用。在很多情况下，城墙都是利用曾是意大利城市光荣的剧院、教堂、庙宇等断垣残壁砌成。罗马虽然经过了该撒里克的洗劫，仍有些财宝幸存下来，罗马及其他意大利城市将在狄奥多里克及伦巴底人手下恢复过来。470年，城市与乡村，元老与平民的普遍贫穷，使曾经伟大的民族志气消沉，陷入享乐主义的讽剌人生观，除肉欲和淫乐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外，对所有神祇均感到怀疑，这是一种逃避人生责任的胆小不生育主义，愤世而胆怯，指斥投降，但又回避兵役义务。在经济及人口的衰敝中，政治腐化随之而起。贵族们仅能执行事务性的工作，而无法担负治国重任；生意人仅专注于个人收入，而无法拯救这个半岛；将军们通常是以贿赂手段打胜仗而不是以武力；官僚花费庞大而贪污没有节制。高大壮丽的大树，主干已经腐蚀，倾倒的时机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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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征服的后果是难以描述的。就经济而言，它意味着再度的农村化。蛮族的生活方式是耕田、畜牧、狩猎和战争，还没有学会城市赖以繁荣的复杂商业生活。随着蛮族的胜利，西方文明的城市特性消失了7个世纪之久。就种族而言，蛮族的移民导致了不同种族的一次混合——日耳曼血统大量注入意大利、高卢及西班牙，亚洲人的血液输入俄罗斯、巴尔干半岛及匈牙利。人种的混合并没有神奇地使意大利或高卢人民生机旺盛。实际上，经过战争及其他形式的竞争，柔弱的个人和血统被淘汰；人人被迫去发挥体力、精力、勇气以及长期安逸生活所压制的男性气质；贫穷促成了较城市生活健康和简单的生活习惯的恢复。就政治而言，蛮族征服以一种较低的制度取代了较高的君主政体。它扩张了个人的力量，而削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保护力，个人主义和暴乱日益增加。就历史而言，这次征服摧毁了使内部腐烂的外表，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彻底重建了一套生活系统。帝国虽然享有秩序、文化及法律等优越条件，却终陷入老朽无能，失去了更新和成长的所有力量。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了：西罗马帝国式微，但是现代欧洲国家诞生了。在基督之前的1000年，北方的入侵者进入了意大利，征服它并与当地人民混居，借用他们的文明，经过8个世纪后，共同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明。基督之后400年，这一过程重复发生，历史的轮子转了整整一圈，始末实在是一样的。但是，结束永远意味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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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这个新文明的母亲便是基督教会。由于旧秩序在腐化、胆怯及忽视之中消失不见，一支由教会人士组成的生力军代之而起，以活力和技巧保卫再生的稳定和日常生活。基督教的历史性任务，便是为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制约人性的戒律，提供超自然的认可和支持，以重建人格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利用一种由神话与奇迹、恐惧与希望以及爱心等融合而成的信条，将较温雅的行为理想注入粗鲁的蛮族心中。这个新的宗教奋斗着去掳获、驯服并启发野蛮和堕落的人心，去铸造一个统一的信仰帝国，以期再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就如他们曾为希腊的魔力或罗马的伟大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这个新宗教的奋斗史，有史诗般的雄壮，虽然它为迷信和残酷所玷污。制度和信仰都是人类需要的，要对此种制度及信仰有所了解，就必须先了解人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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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困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惧于死亡，于是在他们的精神饥渴中便产生了这个组织。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而言，教会带来了足以鼓舞从容就死的信仰和希望。这种信仰变成了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可以为之牺牲或杀害其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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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除了须将理想与继续生存调和外，便是寻找出一种与当局并存的方法。教会组织兴起，与政府官员并肩存在，造成了一种权力争夺，和平的先决条件乃是一方屈服于另一方。在东方，教会屈服于国家权力之下；而在西方，教会则为争取独立而奋斗，然后为主宰地位而努力。在任何一种情形下，教会与国家的合一，导致了基督教道德的深刻修正。
教会本身并没有武力，但是当需要使用武力时，它便会请求“俗世的力量”去执行它的意旨。教会从政府和个人那里收受了许多的金钱、教堂、土地等礼物，它变得富庶了，需要国家保护它的各种财产权。即便政府垮台，它仍保有其财富；哪怕是信奉异端说的蛮族征服者，也很少抢劫教会。《圣经》的权威很快便能与武力相抗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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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一旦获胜之后，便不会提倡容忍；教会对信仰上之个人主义的敌视，就如同国家对分裂或反叛的看法一样。无论是教会还是异端教派，都不是以纯粹神学的眼光来看异端思想。所谓异端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试图脱离帝国统治的叛乱地区所树起的思想旗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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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8年的耐心研究，他终于完成了庄严而铿锵的《圣经》拉丁文译本，这便是所谓的《拉丁圣经通俗译本》（Vulgate)，这是4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成就。就像任何大篇幅的著作一样，这个译本也有错误和一些不合常规的语法，而使主张语文规范的人感到不满；但是这个译本，成为了中古时期神学和文学的语言，将希伯来的感情和意象注入拉丁模型，给予文学上千条雄辩有力的高贵词句。圣哲罗姆的翻译，大体上是直接从原来的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翻译；然而有时他是从阿奎拉（Aquila)、叙马库斯或提奥多提昂（Theodotion）等人的希腊文译本翻译。他的译本曾于1592年和1907年加以修订，目前仍然是罗马天主教世界标准的拉丁文《圣经》译本。所谓“杜埃圣经”（Douai Bible）乃是此一拉丁译本的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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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无所不知的话，他可以详细地看清未来；既然上帝是不变的，那么他对所有未来事件的认识，使得这些事件必须按照他所预见的情形发生。这些事件是事先就已经注定，毫无改变的可能，那么人类焉能自由？人类不是应做上帝所预见的事吗？而且，如果上帝已预见所有事情，他早就知道他所创造的每个人的最后命运，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创造那已注定要堕入地狱的人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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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向所有人提供这种恩惠，但是许多人拒绝接受，上帝知道他们会拒绝。但是这种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那种道德自由的代价。上帝的先见之明并没有摧毁这种自由，上帝只预见人类将自由选定的各种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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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说，我们无须相信世界是在6天之中创造的，也许上帝在起初只是创造了一团星云状的东西(nebulosa species），但是在这团东西中，蕴藏着根本的秩序或生殖力(rationes seminales），从此所有东西将自然演变出来。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一样，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实在的东西和事情，都是先存在于上帝的脑中，“就好像一栋建筑物的设计图，在建造之前便已经为建筑师所构想出来一样”。创造的过程便是依照上帝脑中的永恒范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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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本身可能会怀有俗世的利益期待，教会人士也可能陷于自私自利和罪恶，经一个城市转入另一个城市。
基督教会将其会籍象征式地扩大到包含天上和人间的灵魂，基督教之前和信奉基督教的正直的人们，便可能与上帝之城合而为一—奥古斯丁有时将两者视为一体。教会后来将会接受他这合而为一的观点，以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武器，并且将会从奥古斯丁的哲学，逻辑地推论出神权国家的思想，在神权国家中，人类的俗世权力将为教会所有，且源自上帝的精神权力。随着这本书的问世，异教不再是一种哲学了，而基督教开始成为一种哲学。这是对中古精神的首次明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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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基督教从来不喜欢他（奥古斯丁），一方面因为他有限的学问及他将思想隶属于感情和意志，这是完全非希腊的；另一方面因为东方教会已经屈从于国家的权力。但在西方，他使天主教神学有了特殊的性质。他一方面做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先导，另一方面又启发他们两人，他声称教会对心智及国家居于绝对的主宰地位。教皇对抗皇帝和国王的战争，是他这种思想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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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主观、感情，这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和中古文学的胜利。为了了解中古时代，我们必须忘掉我们现代的理性主义、我们对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心、我们无休止的追求财富、权力及人间天堂，我们必须怀着同情心去了解从这些追求中觉醒过来的人们的心情，“他们站在千年理性主义的尽头，发现一切理想国（Utopia）的梦想均为战争、贫穷和野蛮行为破坏无遗，希望在死后的幸福中寻找安慰，他们受到了基督的故事的启发和安慰，求助于上帝的慈悲和善良，生活在上帝的永恒存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和圣子的抵偿性之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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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的存在，就道德意义而言，主张快乐沉溺于自然的欲望中，就宗教意义而言，它只存在于被教会宽恕或接受、改变的古代典礼和习惯之中。对圣徒亲密而信任的崇拜，代替了对异教神祗的膜拜，满足了简单或诗意之心灵的多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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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会还是聪明地接受了民间神学不可避免的神人同性论。教会先是抵制，然后妥协进而利用，随即开始滥用殉教者的声名和遗物。教会反对偶像及对偶像的崇拜，并警告信徒说，这些东西只能当作象征物崇拜，但是公众的热诚推翻了这些警告，进而过度崇拜，这引起了拜占庭反对崇拜偶像者的不满。教会指斥魔术、星象学和预言，但是中古文学如同古代文学一样，充满这些东西。不久后，人们和祭司便以十字架为符咒驱逐恶魔。
这类事情，并不是祭司们腐化了普通民众，而是人们劝使祭司这样做。要感动普通人的灵魂，只能通过感官及想象力、典礼及奇迹、神话、恐惧以及希望。任何宗教如不能给他这些东西，便会遭到拒绝或改造。在战争和荒芜、贫穷和疾病之中，很自然地，心怀恐惧的人能在小礼拜堂、一般教堂、大教堂、神秘的光和令人欣喜的钟声、游行、节庆和多彩多姿的典礼之中得到庇护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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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神职人员花了相当时间才能了解，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在不生育的原则下长久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记起罗马戏剧的诲淫，某些希腊及东方庙宇的宣淫，广泛的堕胎和杀婴，庞贝古城墙壁上的春宫画，希腊及罗马颇为普遍的鸡奸，罗马早期帝王的滥淫，卡图卢斯(Catullus)、马提尔（Martial）、塔西陀、尤维纳尔等人著作中反映出的上层社会的淫荡，我们便可以理解这种严厉。基督教会最后获致一个较为健康的观点，对于肉欲之罪，采取了宽恕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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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并未谴责奴隶制度。不论罗马人或蛮族的正统教派和异教徒，均认为奴隶制度是正常而无法废除的。少数哲学家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他们自己也有奴隶。
教会花费了大笔金钱，将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基督徒自奴隶身份解救出来。然而在整个中古时期，奴隶制度继续存在，后来奴隶制度的消失，并未得力于教会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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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深信，要生存就须有组织，组织需要基本原则及信仰上的一致，并且绝大多数的信徒都期待由权威树立的信仰，因此教会以不能动摇的教条界定其教义，认为怀疑是一种罪，并且与人们流动性的理智及易变化的观念，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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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后退的基本原因不是基督教，而是蛮族习俗，不是宗教，而是战争。蛮族入侵的浪潮毁灭或淘空了城市、修道院、图书馆、学校，使学者或科学家无法从事其工作。如果不是基督教会为这个崩溃中的文明维持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则其破坏可能更为严重。
罗马帝国曾使其科学、经济文化及权力达于古代的顶峰。西罗马帝国的败落、贫穷的蔓延及暴乱的扩大等，需要有某种新的理想和希望，以使人们在苦难中有安慰，在劳役中有勇气：一个权力的时代让位给一个信仰的时代。直到文艺复兴，财富及骄傲才再度恢复，理性才拒斥信仰并舍弃天堂，奔向乌托邦。但是如果理性不幸失败，科学不能找到答案，无力改善良心而仅使知识和权力衍生，那么这丝毫无益于人类；如果所有乌托邦残酷地因强者对弱者不变的虐待而崩溃，则人们便可了解，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一度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的野蛮中，背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目的，而投入谦卑的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并历时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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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拉法典》最著名的一条是：“任何舍拉的土地均不得由女人继承。”基于此，14世纪时法国拒绝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以伊莎贝拉（Isabelle）之子的身份继承法国王位，随后便爆生了“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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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忘却了查士丁尼的战功，却记得他的法典，这是十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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