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2
宗教改革是音乐、神学、礼仪、伦理和艺术的革命。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是贵族式的，这种庄严仪式以不可侵犯的传统为基础，而且在语言、祭祀、象征和音乐方面毫不掩饰地居于人民之上。基于这种精神，教士团把自己定义成教会中以人民为羊群，可用神话、传统、布道、戏剧和所有艺术来牧养的有道德和获解救的人。基于这种精神，弥撒是一种秘密的宗教仪式，一种牧师与上帝奇迹的交通，而弥撒曲是与崇拜者分开的牧师与男歌咏队员所唱的。但在宗教改革时期，中产阶级维护自己；人民成为教会，教士团成为他们的牧师，本国的方言成为礼拜式的语言，音乐需是易领悟的。会众先取得了主动的角色，最后又取得了领导的地位。
994
”宗教音乐的平民化，划清了宗教改革的地界，解放的快乐之歌因而遮掩了信仰的黑暗。
999
古登堡之后，自我表现的冲动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出版的渴望。那是一种昂贵的愿望，因为那时为人所知的唯一版权，是政府或教会当局赋予出版规定的书籍的“独享特权”。这种赋予是特别的，没有出版商，即使在本国，也只能靠“盗印”而秘密出版。若书销路好，出版商常会给作者酬劳金；但足以赚到这些利润的通常是流行的罗曼史、魔术或神奇的故事和滥加出售的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学术作品能付得起出版费用的已是很幸运了。
1002
大革命中，西欧教育制度一度被瓦解，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那样的制度几乎完全效命于教会，天主教教士团对教育的控制若非受到破坏，则其影响力所受的挑战不会成功。
1007
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学、学术院和人文主义者的特殊的工作，是收集、翻译和传播希腊与罗马的旧世界文化。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而古典的启示是很完全的。
1010
称富朗索瓦一世即位（1515年）至亨利四世被暗杀（1610年）这段期间为寓意丰富的法国文艺复兴，是合于习惯，而且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法国诗、散文、礼俗、艺术及服饰的多彩多姿的旺盛时期，与其说是再生，不如说是成熟。由于人类坚忍的精神恢复力和新生力量的成长，法国的经济和精神从百年战争中复原了。路易十一为法国建立了坚强、中央集权、有秩序的政府；路易十二给法国带来成果丰硕的十年和平。
1042
文学是自然发生的事。男人和女人从神学和战争中摆脱开来，休息片刻，然后去爱恋美的形式和真理及权力的幻想，接着把文辞加以铸造、雕琢并彩绘——直到思想披上艺术的外衣。智慧和音乐出现，文学兴起以让国家发言，以让时代将其精神注入模型中，它如此深受喜爱而相沿成风尚，结果时间本身会珍视它，经过千百次大灾难仍被人视为传家宝般的流传下去，文学延续时，必有其保存下来的充分理由。
1043
只要新教徒相信《十诫》，艺术就得遭受宗教改革的摧残。上帝不已说过“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模仿天空、大地和地底、水中的百物”吗？在扫荡性的禁止之后，象征性的艺术怎能存在呢？犹太人曾服从戒令，也疏忽过艺术。穆斯林大体上也服从过戒条，而使艺术仅作装饰之用，大半是很抽象的，常常以之代表事物，很少代表人，绝不代表上帝。
天主教徒，其希腊罗马遗产盖过犹太的起源，越来越忽视这个禁止权：哥特式雕刻已把圣徒和诸神刻在石头上；意大利绘画已绘出《圣经》故事，文艺复兴却在盛开而放纵的象征艺术中，早把第二诫忘得一干二净；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赞助者，则以良好的见识藐视原始和现已无意义的禁忌。
所有赞助者中最伟大的是天主教会，她把艺术用在信仰上无文字表达的教条和传说上。在认为神话对道德具有教化作用的主教看来，这种艺术的利用似乎是合理的。但神话像炼狱一般，受到操纵，以资助教会的奢侈和滥用时，改革家就会在可原谅的情况下，反叛灌输神话的绘画和雕刻。
1044
人情味不如路德、谨慎不如加尔文的改革者偏好把宗教上的绘画和雕刻全部宣布为非法，并把教会的所有装饰清除掉；“真理”把美当作不信教者加以驱逐。在英国、苏格兰、瑞士和德国北部，破坏是不分规模、不分青红皂白的。在法国，新教徒把圣物盒、神龛和在受其控制的教会发现的其他器物熔毁。人们在胜利之时会摧毁其一向所服从的偶像；在了解这种愤怒的情绪之前，我们须再思及人们冒生命之险去改革宗教的热情。这种破坏是残忍而野蛮的，但几世纪以来妨碍其本身改革的机构，对这种罪过也难辞其咎。
1045
于是一天一天地，世俗化、异教化的文艺复兴以其古典的偏好超过中世纪信仰和形式的神圣传统。人们不虔敬地逾越了虔信而敬畏的世纪，去再度了解古代爱尘世、爱享乐的热情。哥特艺术被认为是摧毁罗马帝国的野蛮艺术，战争因反抗这种艺术而起。被征服的罗马人再度恢复生活，重建其庙宇，揭露其神的雕像，并且先命令意大利，再命令法国和英国恢复曾象征希腊光荣和罗马伟大的艺术。文艺复兴征服了哥特艺术，在法国它则征服了宗教改革。
1073
除了埃尔·格菜科、委拉斯开兹、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龙，西班牙并没有得到含义丰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西班牙从远方赚来的财富重新装饰了其基督教的文化，并给予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生产性的报酬，但它并没有——像在意大利和法国一样——使异教文明产生令人激动的再生，而这种文明在耶稣生前或死后曾经装饰过地中海地区的世界，而且在西班牙本土产生了塞涅卡、卢肯、马尔修、昆体良、图拉真和哈德良等大人物。西班牙基督教和摩尔人之间长期的斗争，已使古典纪元的回忆负担过重。所有光荣的记忆是属于被延长的胜利，曾经赢得这种胜利所产生的信心，成为骄傲回忆不可分离的部分。当欧洲其他国家正在污辱教会时，西班牙教会的组织随着一代一代而变得更为强健。
1077
总而言之，不管在宗教改革方面产生的专注和分裂，艺术在不到半世纪中，极光荣地发展了。在建筑、雕刻、绘画方面的大师，与以神学来震惊全欧的巨人几乎不可相比；宗教是时代的基调，艺术只能沦为伴奏。但法国的罗索、普里马蒂乔、莱斯科、德洛尔姆、古戎和克卢埃家族，西班牙的贝鲁格特，佛兰德斯的勃鲁盖尔，德国的克拉那赫，奔波于各地的霍尔拜因，等等，一个世纪以来如此激动而短暂地制造了艺术家的名簿。艺术是秩序，而一切都在混乱中——不仅仅是宗教，道德、社会秩序和艺术也是。哥特艺术与古典形式做正在失势的战斗，而以过去为根底的艺术家必须以试验来试验，而这种试验并不能给他以在信仰时代中榫合的稳定性的庄严。在宇宙性的动乱中，信仰也是怀疑的，不再给艺术以明确的命令。宗教的偶像受到攻击和摧毁，曾经鼓励过美的创造者和观看者的神圣的主题，正失去其激励天才、赞赏或虔敬的力量。在科学方面，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人，把地球在神学上的王位给废了，在无终止的空虚中，把曾神圣地晤访人间，而且构成中世纪心灵、产生中世纪艺术的世界也失去了。稳定何时再度到来呢？
1078
文艺复兴时代重视文学及其格式，对哲学的兴趣则稍逊，而对科学毫不注意。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对科学并不敌视。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都很虚心地倾听哥白尼的解说，保罗三世也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哥白尼呈献的那本惊动世界的《天体运行论》。但在保罗四世时期反动派兴起，在意大利宗教法庭发展起来，再加上在特伦特召开的红衣主教大会上发布的敕令，使科学研究在1555年之后越加困难。
1079
新教徒不喜欢科学，因为其信念是以不容置疑的《圣经》为基础。路德拒绝接受哥白尼主张的天文学理论，因为《圣经》记载约书亚命令太阳站着不动，而不是地球不动。梅兰希顿则倾心于科学，他
1081
因为16世纪的基督徒相信能从魔鬼那里得到超自然的力量，而且从小就害怕魔鬼，他们认为必须将女巫烧死。路德和加尔文追随教皇英诺森八世，呼吁惩罚女巫。路德说：“对这些女巫我没有丝毫的同情，我要将她们都烧死。”
当时常利用指控对方施行巫术作为除去仇敌的手段。被指控的人只有选择冗长的拷问，以说出供词或因供认而即被处死。在16世纪的欧洲，执行拷询是极具系统的，常常极其冷血残暴地迫害异教徒和不信教的民族。许多受害者好像也相信他们自己是有罪的，认为自己曾与魔鬼有心灵或肉体的交感。
1082
有两个古老的观念使这位历史性的江湖郎中成为神话、戏剧及艺术中的人物，这两种观念是：人如果与魔鬼勾结即能获得神力；世俗的知识是一种无礼的自负，可能将人导入地狱。总而言之，这个神话可能是路德对天主教的一种讽刺，用一种更深入的眼光表示宗教排斥凡俗的知识，自认为本身即已是一种真理，就好像他反对谦卑地接受《圣经》一样。歌德反对这种对凡俗知识的排斥，认为宗教应吸取知识，以便应用到日常的善行之中，进而净化宗教本身。
1085
阿格里帕怀疑之事有些过于偏激，但也有许多地方显示出其改革之道。他反对教皇具有世俗的权力的说法，他甚至指出如教皇违背《圣经》所言，其宗教的权威性也值得怀疑。他谴责宗教法庭，认为它不是用理性与《圣经》来说服人，而是用柴薪与烈火来说服人。他希望天主教会少说教，多行善事。但他比改革教派更进一步指出《旧约》和《新约》的作者们也会有误的说法。
1087
如果不是亚历山大的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在公元前2世纪提出极具权威性的地球中心说，令人不敢驳斥，太阳中心说可能很早就已经成立了。托勒密本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曾主张，科学必须采信由观察所得的结果组成的最简单的假设。也正如在他之前的希帕恰斯解释行星的移动一样，托勒密也被地球中心论者强迫接受大周转圆及离心圆周的复杂理论。
哥白尼觉得，太阳中心说的理论比托勒密的说法更简洁地解释我们看到的现象。
1088
在他所著的几篇有名的财政论文中，他说：“劣币驱逐良币。”这句话成了以后著名的“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也就是说，当政府发行贬值的货币时，价值良好的货币就会被贮存起来或流出境，而不再在市面上流通，人们会用劣币来付税款，这样国王就只能收回自己发行的货币。
1089
有一些天文学家看到哥白尼这篇小评没有加以太多的注意。教皇利奥十世也知道他的理论，并表示他非常有兴趣，让一位红衣主教写封信给哥白尼，要他示范证明其假说。当时，这种学说在开明的教皇宫廷内确实受到相当的好评。一直到了1530年路德才拒绝这种理论：“人们信服那个极欲展示地球在周转而不是天空或太阳及月亮在转的暴发户占星家……这个愚人希望改变整个天文的体系，但《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屹立不动，而不是地球。”加尔文引用圣诗第1003章（Psalm XCIII）的话回答哥白尼说：“这个世界也是固定的，它不能移动。”他反问：“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的权威之上。”哥白尼对其所著《小评》一书所受到的反应甚感挫折。
1091
该书终于在1543年春天出版，书名为《尼古拉·哥白尼之运行论第一册》，之后，该书以《天体运行论》闻名于世。哥白尼在1543年5月24日收到该书，当时正仰卧病榻上。在临终的一刻，他看到该书的封面，含笑去世。
1093
一般来说，人类有关理论的进步都会保留一些被新理论所取代的遗迹。哥白尼将其概念建筑在托勒密传下来的观察的基础上，他仍保留托勒密提出的星系、周转圆、偏心圆等，这些论点到了开普勒才予以推翻。
1094
只要新理论自认为是假说，那天主教对之也不予以反对，但当布鲁诺将这一假说认定为事实，而且很明白地说明其对宗教的影响时，宗教法庭则予以无情的反击。1616年，在讨论禁书目录的宗教大会中，禁止信徒阅读《天体运行论》，除非它予以删改。1620年，教廷允许天主教徒阅读那些修改过的版本，在那些版本中有几句指出这一理论为事实的话被删除。1758年，《天体运行论》已不在禁书目录中，但直到1828年才公开解除对该书的禁令。
地球中心说对那种主张万物皆为人而设的神学相当合适。但现在人们对自己居住“在整个宇宙中仅为渺小的一个行星上的事实”实在难以适应。“上”与“下”的观念失去其意义时，而且在半天之内所谓的“上”与“下”能互相倒置时，那“天堂”又能代表什么呢？
虽然哥白尼没有指出宇宙无限之事，人们静下来思考这一理论时，他们必定会怀疑这一混沌宇宙的造物者会将其子送到这个半大不小的行星上。诚如歌德所说，所有有关基督教义的美丽诗词都在这个波兰教士的火把前付之一炬，随灰烟消散。太阳中心说的天文学促使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不再粗浅或不再认为神人合一论，并使神学面对在宗教史上最严重的挑衅。因此，哥白尼的革命远较宗教改革的影响来得深远，它使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有关教条解释的差异变得微不足道。它超越宗教改革而引导世界进人启蒙时期，从伊拉斯谟、路德到伏尔泰，甚至超越了伏尔泰19世纪的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而达尔文论的产生也应视为哥白尼革命的影响。他凭一己之力对抗他人的攻击，证明在任何一个时代中仅有少数的人能掌握真理。哥白尼被遗忘时，太阳仍旧继续“上升”与“下降”。
1095
对地球本身探险的速度远较对星象的探寻来得快，而且对宗教与哲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圣经》中有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使人们对它不能存有任何怀疑，因此地质学进步得最少。有一位意大利裔的英国宗教改革家彼得·韦尔米格里（Peter Martyr Vermigli）说：“如果创世记上的创造说被证明是错的，那基督所有的允诺将落空，而我们也将丧失我们所有的宗教生活。
1096
这一时期是地理学上令人兴奋的时期。传教士、探险家、航海家及旅行者的报告不断涌现，使欧洲人对整个地球的认识大为增加。西班牙人在这一段时期征服了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中美洲和秘鲁。西班牙人不安于本土的贫困，向海外寻求财富与刺激。在不顾一切地向外扩张中，他们抛弃了文明的拘束，采用武力至上的观念，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欺诈和屠杀。
1099
这些探险的结果影响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1420年至1560年时期的航海几乎使地球表面的已知部分变为原来的4倍。新发现的动物、植物、矿物、宝石、食物、药物使欧洲的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菜单食谱、药方都扩大了范畴。人们开始怀疑这些新发现的品种是否在诺亚的方舟上也有一席之地。文学也改变了，那种古老的骑士小说已变成了到远地探险旅行的小说。寻求金矿取代了寻找圣杯。这时候也发生了飞机发明以前所发生的最大的商业革命，为欧洲贸易打开了大西洋及其他海域，使地中海变成商业——以后变成文化——的沼湖。文艺复兴从意大利移到大西洋国家。由于拥有较为精良的船炮及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民，欧洲接二连三地征服或殖民新发现的土地。土著备受压迫，用来为欧洲人生产粮食。奴隶制度因之而起。这个最小的大陆变成了最富有的大陆，全球盛行欧化，虽然在我们这一时代欧化的趋势已倒转过来。由于受到远地各种不同的新事物的刺激，欧洲人的心境大为扩张。蒙田对基督教的怀疑论有一部分是源于外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道德与风俗习惯也由古老的教条式与绝对性变为相对的。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宗教信仰，基督教本身也须开始检讨，以寻求新的方向。就像人文主义在纪元前已取得相当成就，像哥白尼发现了天文的奥秘一样，探险与贸易也在基督教之外揭开了许多新的领域。一旦证实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希腊哲人所知的世界是那么小之后，他们的权威一落千丈。文艺复兴时代对希腊的崇拜衰退了，人们由于新发现所获的信心使其知识与贸易的领域日益扩张。现代科学和哲学兴起，开始重新勾画新世界的工作。
1104
比那些画更使我们惊讶的是那篇论文，是一个29岁的青年写的，可称为是分类学的成就，也是科学上的革命。我们称它为革命性的，是因为在解剖学上，这本书结束了盖仑的时代，重新修正了解剖科学，而且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这篇论文首次描述了静脉的正确系统和心脏的解剖，而且做了划时代的声明，称最仔细的解剖显示，心脏里并没有盖仑所说沟通两个心室之间血液的孔。这篇论文为塞尔维特、科隆博及哈维铺下了道路。盖仑的错误一再被纠正过来，如有关肝脏、胆腺、颚骨、子宫等。然而维萨里也犯了一些错误，即使透过观察，他还是不能从心脏的解剖跳到发现血液的循环。但这篇论文的确对各种器官做了前所未有的详尽的正确的描述。他用那双熟练自信的手将人体的每一部分呈现在科学面前。
1107
各种药品传到欧洲，使医疗之术大为改善，如金鸡纳树皮、吐根、大黄、苏门答腊的姜、安息香、马六甲来的丁香、越南来的芦荟、中国来的樟脑和肉桂。这种发展也使欧洲人利用土生植物的数量大增。
1123
拉米斯去世了，其影响力也好像被击败，其对手获得了胜利。虽然在以后的30年之中，我们还可以在法国、德国、荷兰等地听说有其信徒，一直到笛卡儿出现为止，拉米斯攻击的经院主义一直是法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但如要说在这一段期间内哲学有少许成就，科学上的进步则是划时代的。现代的科学可以说始自哥白尼和维萨里。地球上我们所知的范围已经加倍扩大，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已史无前例地改变。在速度与范围方面，知识的领域急速地增加。在科学与哲学上利用本国语言和文字使过去为少数学者与教士独占的工具与学识已为中产阶级共享，如佩尔及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上、拉米斯在哲学上都用本国文字书写，习惯、信仰及权威都已破产。信仰已开始不稳定，并随着新的自由成为数百种形式。
一切都在变迁中，唯独罗马教廷例外。处身革命的风潮中，它显得有些迷茫，起初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么严重。但是接着很断然地面对其所遭遇的问题：是改变教义来适应观念的新气候与流变呢，还是顽立不动，等着思想与感情的钟摆使人们卑逊地、渴求地来祈求它的慰藉与权威？它的答复决定了它的近代史。
1129
教廷的财富是意大利的传家宝与天赋的利益，大多数意大利人会把想结束这个受贡的人看作丧心病狂。上层阶级因意大利中央地带的政治权力而与教廷有所争执，但他们喜爱天主教，因为它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的政府方面是活泼的助力。他们深知意大利艺术的荣耀不能没有罗马教会，需要她的各种传说来引发灵感，也需要她的财力来支持。天主教本身已成为艺术，它的感官因素已湮没禁欲与神学的因素。彩色玻璃、香炉、音乐、建筑、雕刻、绘画，还有戏剧，都是罗马教会里的活动，也为她所有，这些艺术汇流在一起，更可见他们与罗马教会是分不开的。意大利的艺术家与学者无须脱离天主教改奉他教，因为他们潜心学术与艺术就是改教。成百上千的学者与艺术家由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支持。许多人文主义者、某些温文的怀疑论者，在罗马教会里身居高位。意大利深爱可及的美，而剥除了不可及的真理。
我们很能了解那种静静地、私下地放弃基督教神学，而支持朦胧的、温暖的合理神论的处境，但以定命、宿命的恐怖来取代变体论的神秘，看来就像一条从振奋人心的象征主义走向自杀的荒谬的通道。就在这时，罗马教廷对意大利人民的异教癖好广加宽恕时，加尔文却要求全世界自梏于清教徒的严训之中，威胁着要从人生中排除所有的愉悦与自主权。然而，如果野蛮的条顿人与英国人不把他们的资财进贡到意大利来，意大利人的愉悦与艺术又如何继续发展呢？
1130
的确，忠实的教士们几个世纪以来承认教会改革的需要，宗教改革的爆发与进展予改革的需要与要求以新的迫切性，成百上千的小册子与讽刺书将矛头指向僧侣，罗马遭触及了受惊吓的红衣主教和民众的良心与收入，上百位教士表示这个大灾难是上帝的警告。
1155
如果我们以宽容政治家的风度来看待他们，那么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也许只有一位例外）都是善良的人。虽然不完全是无私或无罪的，但本质上是庄重的、人道的、睿智的，真正相信教会这个组织对于欧洲人来说，不仅与个人成就，而且与道德的健全和心智的和平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假如一个人不愿意因为贵族的贪心和官吏的贪婪而推翻民众的政府，那么是否更不愿意倾覆那千年以来，用宗教、教育、文学、哲学和艺术滋育欧洲文明，作为文明之母的教会呢？假如已经发现某些教条有助于提高道德与秩序——而对于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来说似乎是难以消化的——是否新教徒倡议的教义就更合乎理性或更可信赖，而有足够的理由使欧洲在岐异点上天翻地覆？在任何例证中，宗教信条并不是由少数人的推理，而是由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决定的。它们由一种信仰之心，使普通人能被塑造成有充足纪律的和自我控制的人，使社会和文明成为可能。假使那种信仰心粉碎了，另一个还会建立起来，然而也许要经过几个世纪道德和心理上的混乱。因为改革者与罗马教会岂不是都同意，道德典范除非由宗教信仰支持，否则将失去效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否他们在新教王公下比在天主教教皇下生活得更自由、更快乐？艺术不是在教会的领导下绽放了吗？不是在改革者的敌意下枯萎了吗？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要将基督教王国缩小到无可计数的小宗派，互相诋毁、互相抵消，使单个的人失去抵抗的本能？
1163
判断检查制度的影响是困难的。帕奥罗·萨尔皮（Paolo Sarpi)是一位曾当过教士而反对教权者，认为索引是“从未有过的最好的秘方——使人呆痴”。它也许是导致1600年以后的意大利和1700年以后的西班牙知识衰落的原因之一，但经济和政治因素更重要。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断定，自由思想在天主教国家比在新教国家生存得更好。《圣经》的绝对主义，由新教神学者推行，到1750年证明对独立研究和思辨之害甚于这部索引和教会的宗教裁判。无论如何，人文主义运动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中逐渐衰弱了；重视生活的文学荒芜了；学习希腊文和对异教经典的爱好衰退了；胜利的神学家指责意大利的人道主义者是傲慢、放荡的无神论者。
1171
教皇和皇帝同意现在会议已经统一了认识，达到了预期目的。1563年12月4日，在疲惫的代表们愉快的欢呼声中终于被解散了。教会的方针被固定了好几个世纪。
相对的改革运动在其主要的目的上成功了。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人们继续说谎与偷窃，引诱妇女与卖官鬻爵，杀戮与制造战争。但教士们的道德改进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由狂乱的自由被驯服为与人类的要求相适宜。娼妓原是文艺复兴的罗马和威尼斯的主要产物，现在受到了打击，讲求贞洁又变得时髦。
这些新规则对艺术和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有害的；巴洛克式的艺术由不名誉中怯生生地出现了；而从纯文学的角度，塔索、瓜里尼和戈尔多尼并非突然地由博亚尔多、阿廖斯托和戏剧家马基雅维利的水准中降低。西班牙文学和艺术的伟大时代在“天主教改革”的全盛时来临，但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那种欢愉的特质消失了；意大利的妇女丧失了来自改革以前的自由所产生的魅力和兴奋；一个健全而有心的道德在意大利产生了一个几近纯净的时代。修道院制度恢复了，从自由意志观点来看，崇尚思想自由的文艺复兴因教会与政治的检查而终止，对于人类来说是个损失；而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科学正要打破中世纪枷锁时，宗教裁判的恢复是一个悲剧，教会有意地牺牲知识阶级以迎合虔敬的多数人，他们对观念的压制以防止使他们得到安慰的信仰解体。
1173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近代史的两个源泉，也是近代生活中知性与道德的两个敌对的根源。人会由于好恶和传承而互相分化，会感激文艺复兴解放人的心智和美化人生，或者会感谢宗教改革鼓舞了宗教信仰和道德意识。伊拉斯谟与路德的争论会持续下去。
宗教改革斥责文艺复兴及其强调现世的事务与愉悦，而独独回到了中世纪以人世的成就及欢乐为琐屑与无益的方面，认为人生是泪水之谷，召唤罪人皈依信仰、悔改与祷告。对于已经有了马基雅维利与阿雷蒂诺的作品可读的意大利人而言，这近乎是中世纪的反动，是信仰的时代在理性时代挣扎着的青春期的回复。
1177
“新教的精神重视知性，而知性是善变的，这是新教的光荣，也是它的弱点；天主教的力量在于不依附科学理论，从史学的体验观之，科学理论很少能够立足百年。天主教教义最适合那些很少听到哥白尼、达尔文、斯宾诺莎、康德的学说的人的宗教需要；这类人很多，而且又多子嗣。但是，一个重视知性、强调布道的宗教，一旦发现这个曾经容纳神子的行星，在日益扩张的宇宙里，原只不过是太空中迁流着的小沙粒，而主牺牲生命去救赎的物种也不过在生命的梦幻中生存片刻时，将何以自适？而且，一旦发现他们那唯一不坏的信仰基础《圣经》，从主的道变成希伯来的文学、变为保罗的神秘神学，面对这样更高的批判，新教会有怎样的变化？
“近代心灵的真正问题并不存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也不在宗教与文艺复兴之间，而是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之间。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从这个立足来看，文艺复兴的确传承了欧洲心灵发展的主流，后来导出了启蒙运动；而宗教改革却逸出常轨，排斥理性，重新肯定中世纪的信仰。
“然而，尽管有宗教改革原先的不宽容，它在两方面还是对启蒙运动有所贡献：它破坏了教条的权威，产生了上百个在以往应该火烧的教团，容许他们激烈争辩，到后来使理性成为各教团找寻理由的依据（除非他们有了别人无法抵抗的实力武装）。在这些争辩中，在攻击与防卫中，所有的教团与权威都软弱下来；在路德高呼信仰万岁100年后，弗朗西斯·培根声称知识就是力量。17世纪的思想家，笛卡儿、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约翰·洛克，都提供哲学来取代宗教。18世纪，爱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拉梅特利公然主张无神论，而伏尔泰则因为信神而被骂为冥顽不灵。这是基督教面临的挑战，这个危机的深邃远非天主教与新教对中世纪教规的不同解释可比。”
我们现在回顾这千余页的漫谈时，发觉我们对所有的斗士都能同情。我们能了解路德看到罗马的腐败与统辖时的愤怒，德国王公眼看着在德国聚集的资财养肥了意大利时的焦虑，加尔文与诺克斯急欲建立标准的公益社会的热诚，及亨利八世要求子嗣与国内威权的欲望。但是我们也能了解伊拉斯谟的祈望以及没有被恨毒化了的教会的改革；对像孔塔里尼那样虔诚的高僧眼看着曾经是西方文明的看护而依然防范不道德、混乱与绝望的天主教会即将陷于解体时的那种失望，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的。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失败。虽然个人死了，然而只要他于人间有所留传，他就未尝死去。新教的出现及时帮助了欧洲道德生活的再生，而天主教会经过自身的净化之后，已经成为政治上衰弱而道德上比以前更坚强的组织。从战场的烟火中燃起了一道教训：任何宗教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是最好不过的。若不面临挑战而显得至高无上，它就会趋向不宽容。宗教改革带来的最大礼物就是提供这种信仰上的竞争，使每种宗教奋力而为，提醒它们应当宽容大量，并把自由的热望与尝试带给我们脆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