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3
1448年，俄罗斯教会因拒绝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将希腊与罗马基督教合并，宣布脱离拜占庭主教独立。5年后，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时，莫斯科便成为希腊正教信仰的中心所在。
835
伊凡于1474年派遣第一批俄国特使到西方，也许便是她的建议，希望能为莫斯科带回来几位意大利艺术家。具有非凡才干而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波隆那的里多尔福·菲耶拉瓦特（Ridolfo Fieravante）接受了聘请。此外，彼得罗·索拉里奥（Pietro Solario）、阿列韦西奥·诺维（Alevisio Novi)及其他多位艺术家也来到俄国。就凭这几位意大利人，再加上俄国的助手和苦工，才把克里姆林宫（Kremlin）重新建立起来。
837
伊凡三世被称为“大帝”，因为他完成这项大业，而且统一了俄国。处境的需要，形成了他特殊的作风：不讲理、狡猾、精打细算、顽固、残忍，能坐镇克里姆林指挥军队在远方打胜仗；残暴地惩罚抗命者与无能者，甚至鞭答、折磨、残害权贵，杀害医不好其子之病的医生。他过于严厉地对待其侍从，以致妇女们一见到他就昏倒。俄国人称他为“恐怖者”，直到他的孙子登基。
839
伊凡在位43年，对20世纪以前的俄国历史，其重要性当然不在话下。也许是受到财势的鼓舞，或是因为相信俄罗斯人的安全和繁荣需要一个统一的俄国，伊凡三世对其国家的功业几乎可以媲美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教廷的亚历山大六世。上述这些事件同时发生，证明了国家主义和君主政体的抬头，也为教皇政治的超国家强权敲响了丧钟。权贵失去了其独立性，公国们纷纷向莫斯科进贡，于是伊凡拥有了“全俄罗斯的统治者”的称号。也许听了他那位希腊籍太太的建议，他也采用了有希腊罗马之风的沙皇称号，以那代表帝国的双鹰作为该国的标志，宣称对所有拜占庭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有继承权。于是，拜占庭的政治理论与仪典，视教会为国家的机关，也随着拜占庭的基督教信仰、拜占庭的希腊字母及拜占庭的艺术形式传入了俄国。而拜占庭地近亚洲，一切都东方化了，俄国早因鞑靼人的统治，在很多方面成为一个更东方式的君主政体，这种政体当然使西方人感到格格不入，难以了解。
840
在这些争斗中，这位全俄罗斯的小君王几乎没有人理睬，有时甚至穿不暖、吃不饱。他看到处处血腥时，反而视之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也开始施行各种残暴娱乐，渐渐变得喜怒无常、猜忌心重。
847
教会仍是俄国的真正统治者，因为大家都非常敬畏上帝，伊凡的能力范围仍然有限。严格的典礼仪式——如非属于道德方面的话——处处束缚了沙皇。牧师们特别注意，要沙皇每次接见来自正教教区外的大使后，一定要洗手。在俄国，不许崇信罗马天主教，信奉新教却得到宽容，因为新教教徒是罗马教皇的敌人。
849
我们不应该把伊凡只当作一位野蛮的食人魔。他身材高大魁梧，他的外表还算潇洒，他的鼻梁宽而平，鼻下长了一丛赤鸢色的浓须。格鲁兹尼（Groznyi）一字被当作恐怖，可以说是翻译的错误，它的本义应是威严，就像人们以奥古斯都称呼罗马的皇帝们一样。在我们看来，甚至于在当世者的眼中看来，他当然非常残暴，也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判官。他生在一个有西班牙宗教法庭、塞尔维特被烧死、亨利八世的斩首风俗、玛丽女王的追害方法、圣巴托罗缪的杀戮的时代里。伊凡听到这种大屠杀之消息时（这种消息教皇却额手称庆），他斥之为西方式的野蛮。他很容易被人激怒，这一点因遗传和环境影响而变得更为剧烈。
他做了想做的工作：他常保护贫弱者不受富强者的欺侮；他也会拿商人和中产阶级作为抵御封建及好争吵的贵族阶级的武器；他要打开和西方的通商之门，让西方的观念传入；他要为俄国扶植一批不受古板、死气沉沉的习惯限制，不像权贵的行政管理阶级；他要使俄国摆脱鞑靼人的支配，把她从混乱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达成全国统一的局面。他是一位以野蛮方法实现文明化的野蛮人。
850
他的失败是因为他无法征服自己以达到成熟的地步。所有的改革计划都因陷入革命的兴奋而一败涂地。他使农民比以前更受地主的压迫；他的战争使贸易一筹莫展；他把所有的壮丁赶到敌人的包围中；他使整个俄国陷入分崩离析，成为一个无政府国家。他给百姓一个以宗教为名而行残暴、不节制和无道德的榜样。他把他最能干的儿子杀死，却把皇位传给一位昏庸无能的懦夫，使俄国陷入内战。他是他那个时代中的这类人中的一个：要是他们不出生于世，也许对他们的国家和人类是一种幸运！
851
1095年至1291年，伊斯兰教世界遭受了一连串极剧烈的宗教性攻击，其情况就像是后来他们攻占巴尔干各国，将成千教堂改成清真寺时一样猛烈。在12位教皇的鼓舞下，8次十字军行动吸引了欧洲的王室、骑士和暴民去对抗穆罕默德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突尼西亚等地的城堡。虽然这些攻击失败了，但大大削弱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气势。在西班牙，十字军获得了胜利，攻入西班牙的穆斯林被打退了，但残留者后来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格拉纳达王国，得以苟延残喘。强悍的诺曼底人又把西西里从穆斯林手中夺去。可是这些创伤与蒙古人（1219-1258年）破坏性地侵入特兰索西亚纳（Transoxiana）、波斯及伊拉克等地比起来又算什么呢？
852
被杀的被杀，有的甚至被抓去当奴隶。伊斯兰教的精神被切断几乎达一世纪之久，然后才慢慢恢复过来。之后，帖木儿率领的鞑靼人扫荡了西亚，使西亚再次沦为荒地；奥斯曼率领的土耳其人则横扫小亚细亚，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历史上从未见过其他任何文明经历过这样多次、广远、彻底的浩劫。
蒙古人、鞑靼人及土耳其人带来了新的血液。穆斯林已经变得极为放纵，因循苟且。与君士坦丁堡一样，巴格达已经放弃抵抗；住在巴格达的人民由于贪图舒适的生活，对死亡已经看得极为淡泊。那曾经开过灿烂花朵的文明和拜占庭城如今已熟透到凋谢的阶段。
马可·波罗起程横越波斯（1271年）去朝见中国的忽必烈可汗(Kublai Khan）时，他发觉所经之地几乎都在蒙古帝国境内。历史上从未记载蒙古帝国的疆域有这么辽隅。蒙古帝国西至俄国境内的第聂伯河；南部包括克里米亚、伊拉克、波斯、今中国西藏及印度境内的恒河流域；东边则包括印度、中国及高丽；北部则是其老家蒙古。在这么辽阔的疆域内，蒙古的统治者维护道路、促进商业、保护旅客，并容许境内的人民信仰不同的宗教。
871
没有人确知土耳其人起源于何处。有人猜想，他们是属于匈奴人的芬诺一乌格利克（Finno-Ugric)族，而“杜尔克”（Turk）一字的意思即为“甲胄”，因为在土耳其方言中，甲胄便叫“杜尔科”(durko)。他们的语言是融合蒙古语和汉语，后来又加上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成的。这些土耳其式的方言，便是唯一可分辨他们来自何处的凭借。其中的一族就取其领导者的名字塞尔柱（Seljuq）为其族称，这一族因和敌人屡战屡胜越来越壮大。13世纪，这一族的后裔居然控制了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等地。
876
历史有时不过是对立主题的交替：一个时代的作风与制度常不为下一代所接受，因为后者都会喜新厌旧；古典主义带来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生出了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又带来了印象主义；一段争战之后就需要10年的和平，漫长的和平又会引发侵略战争。
882
帖木儿本人喜好建筑，他不但从被征服者那里偷窃他们的建筑观念，也偷了他们的金银财宝。像一位征服者一样，他喜爱象征其帝国与意志的大规模的东西；像一位暴发户一样，他喜好鲜艳之色，常常做过分的装饰。
在大马士革，他看到一个其底呈球状的圆顶，其塔尖逐渐尖细成一尖点。他马上命令他的工程师趁其还未被焚毁，先把它的图案和尺寸量好；回来后，他就把撒马尔罕城内的圆顶建成这个形状，并将这种建筑风格传播到印度和俄国境内，因此这种风格如今散布的范围从泰姬陵（TajMahal）一直到红场。
887
科学与哲学的光荣已经不复存在。宗教在成长的西方世界中撤退时，便等于已打赢了对它们的战争。最崇高的荣誉如今已集于神学家、苦行僧、圣徒等人身上；而科学家们潜心于研究前人的发现，从未想过以新的眼光观察自然。在撒马尔罕，乌勒格·贝格天文观测台因绘出天文图表（1437年）而在欧洲享誉至18世纪时，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算是放射出其最后一道光芒了。凭着几张天文图表和一张阿拉伯人画的地图，一位阿拉伯的航海家把达·伽马从非洲引导到印度，完成了一项结束穆斯林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的历史性航行。
893
每个帝国都会经历如下的发展程序：（1）一支游牧部落定居下来安享被其征服的领土或国家。“文明最落后者征服的领土最广”。（2)社会关系越趋复杂，越需要一位维持秩序的集权者，于是部落酋长就成为国王。（3）在秩序安定的情况下，财富自然增多，城市兴起，教育与文学发达，艺术获得庇护，科学与哲学抬头。高度都市化和舒适的物质享受便是衰败的开端。（4）富足的社会倾向欢乐、奢侈，不喜创业、冒险或战争；宗教丧失其对人类想象力或信仰的影响；道德开始没落、奸佞横行；尚武精神与军事冒险衰退；雇佣兵被雇来防御社会；雇佣兵们一般而言都缺乏爱国的热忱或宗教的虔诚心；设防极弱的财富自然引诱饥饿的侵袭，国界边往往有几百万的敌兵在那儿虎视眈眈。（5）外来的攻击或内部的阴谋（或者两者一起），推翻了国家。
902
有些为书稿做彩饰的人和撰写书法的人的细腻作品远比建筑的碑石流传得更为久远，再加上细心的照料，使书本在伊斯兰国家几乎成为崇敬的偶像。骄傲的阿拉伯人迷上他们使用的那种富线条美的文字字母，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波斯人更把这种书法当作艺术，拿它来装饰清真寺的正门和壁龛、兵器、陶器、地毯等东西，同时把他们的经典和诗人的手稿抄录保存，使其留传后世。正如同清真寺集合了10余种艺术于一体一样，书籍也动员了诗人、撰书人、做彩饰的人和装订工，他们携手合作，其敬业和虔诚的程度并不亚于修建清真寺的人。
903
穆斯林并非坐在椅子上进餐，而是在铺有地毯的地板或地上进食。特制的“祈祷用地毯”，上面通常织有宗教符号和《古兰经》文，以用于穆斯林虔诚的伏拜。
910
所谓土耳其人要是跟基督徒相比就显得是野蛮人的论调，其实只是自我陶醉的错觉罢了。他们的农业技术和科学至少与西方各国一样优异。
除了纺织、制陶、兵器、甲胄等方面之外，其他工业都未能有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等地的工厂制度的发展，然而土耳其的工匠因其优越的产品而闻名于世，而且不论贫富都不会为了没有资本主义而感到遗憾。
915
更野蛮的是杀死兄弟姐妹时法律上的定罪。穆罕默德二世在《法典》（Book of Laws）一书中坦率地说：“立法者中大多数已宣称：那些应登基的最杰出的子孙有权处死其弟兄，以确保世界和平，他们必须依规定行事。”也就是说，“征服者”平静地把他嫡传长子之外的儿子都判了死刑。
917
土耳其的律法在战争方面的规定尤为严苛。敌人一概不饶命，妇孺得以幸免，但健壮的敌人，即或未武装、不抵抗，也得无罪屠杀。但许多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城市的运气仍较被基督徒占领的土耳其城市好得多。
918
奥斯曼文明最弱的一环，莫过于获得知识与传播工具的贫乏。一般教育多被忽略。授课的对象仅限于热衷于教学法、法律或行政学的学生，而这些课程既冗长又繁重。穆罕默德二世和苏里曼花时间重组、改良这些错综复杂的课程，而权威人士对清真寺学院的贡献不亚于诸苏丹。这些机构中的教师社会与金钱上的地位较拉丁正教区的同行高了许多。他们正式讲述的是《古兰经》，却设法将文学、数学和哲学包括其中。毕业生虽在神学方面比科学方面研究得透彻，工程与政府方面却和西方保持并驾齐驱的地位。
922
在宗教容忍这一方面，苏里曼要比基督教与他同地位的人来得大胆、来得慷慨：基督教人士认为宗教的一致是国力强盛的必需，苏里曼却允许基督徒与犹太人自由举行宗教仪式。
1561年11月，苏格兰、英格兰和路德统治下的德国正宣布天主教为罪、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认为新教是罪恶时，苏里曼却下令释放一名信奉基督的囚犯，因为他“不想强制某人改信他教”。他在自己帝国境内为那些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逃出的犹太人准备了一处极为安全的栖身之处。
924
我们是否应当批判他的地位？若是和西方同等地位的人相较，他有时更文明，有时更野蛮。16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4个领导者之一弗朗索瓦虽然也有过度夸张的虚荣和犹疑不定的宗教迫害，却是我们认为最文明的一个。他却认为苏里曼是他的保护者和友人，没了他，自己可能早毁了。苏里曼毕生与西方争战从未失败，事实上，马克西米里安二世在1568年重新支付朝贡给波尔特。查理五世虽然在维也纳挡住过老苏丹，但是，有哪一支基督教军队胆敢接近君士坦丁堡呢？苏里曼是地中海的主宰，有一阵子罗马城似乎是因他和巴巴罗萨的宽容才能依旧信奉基督教。他把整个帝国治理得很好，但是又比可怜的查理抵挡诸王分裂的德国强到哪里？他是一个暴君，却有不被质疑的习惯和子民同意，英国亨利八世和西班牙的查理的专制主义有没有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信心？查理几乎无法仅凭不忠的嫌疑就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查理年迈时却又能为异教徒流血而呼号，而亨利在把妻妾和天主教徒、清教徒送往断头台或烧人的柴堆时，饭还是照吃不误。苏里曼对于宗教的容忍这一方面，虽然也有限度，又使这些把异教徒处死的行为相形之下显得野蛮。
926
罗杰·温多维尔（Roger Wendover)在《编年史》（FlorsHistoriarum.1228年）一书中叙述某亚美尼亚大主教，在13世纪初访问圣奥尔本斯（St.Albans）修道院时，被询问到最近流传的某位曾与基督谈过话的犹太人仍在近东活着的事，大主教向众僧侣保证该故事属实。
“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在逐渐失去信仰的欧洲当然极受欢迎，因为这等于是基督神圣与复活的明证，及他再度降临的新誓约。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谜可以说是一个忧郁的象征，代表着公元71年失去祖国的人民，在四大洲间流浪了18个世纪，忍受着迫害，直到我们现代这个不稳定的潮流中重拾其古代故居的故事。
929
大体说来，教皇对犹太人的宽大已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尊基督为弥赛亚，而仇视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尚未来临的信仰。宗教裁判所成立之时，教皇并未把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列入问罪的对象，他只传讯那些攻击基督教的犹太人，及企图使基督徒皈依犹太教的人。“大体说来，不肯宣称停止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教会“并不干预”，虽然政府和百姓不宽容他们。
932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犹太人就没有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那么幸运.他们分别于1290年自英国被逐出、1306年自法国被驱出、1370年自佛兰德斯被赶走。法国于1315年请他们回来，条件是把未被驱逐出境前他们应收借款的2/3缴给国王。王室从这些行业中所得的利益取完之后，犹太人再度被逐出（1321年）。他们再度回来时又因黑死病的连累而被放逐（1349年）。为了获得犹太人金钱上的资助及技术以便筹款从英国赎回被俘的法国国王，他们再度被召回（1360年）。然而1394年有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以色列人突然神秘失踪，犹太人被冠以杀死那个人的罪名，有些被凌迟的犹太人供认说他们劝过那个皈教者重信犹太教。公议沸腾，查理六世勉强下令把这个被欺侮的民族再度驱逐出境。
934
犹太教的影响在宗教改革时达到最高潮。从神学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就是重返犹太式基督教那种教律简单、伦理要求更苛刻的时代。清教徒对宗教画像与刻像的仇视，当然是返回闪米特人反对“雕刻的形象”的主张。某些新教派尊星期六为安息日。反对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及崇拜圣贤，都已接近犹太人严格的一神主张，而新的宣道师，接受性与婚姻之后，已更像犹太教的牧师，而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了。批评主张宗教改革的人指控这些人“犹太化”，称他们为“半犹太”（Semi-Judaei)。
935
我们在探讨过他年迈的个性之后可以发现，他劝德国人烧犹太人的家，封闭他们聚会的场所与学校，没收其财产，征召男女为义务劳力，让所有犹太人在基督教和剪断舌头两者之中挑一种。在他死前不久一次祈祷文中他又补充说明，犹太医师故意毒害基督徒。这些主张助长了新教——亏欠犹太教太多——比正式的天主教更排斥犹太人，虽然其程度没有信天主教的人那么严重。他们迫使撒克逊和勃兰登堡两地的选帝侯驱逐当地的犹太人出境。他们的此种论调在德国维持了数百年，为德国人灭绝犹太人种族并集体焚毁其尸体的残酷行为铺路。
936
为什么基督徒和犹太人彼此仇恨？毫无疑问，最偏颇也最长久的原因是宗教教义上严重的冲突。犹太人一直是基督教基本教义永恒的考验。
937
宗教的仇视背后隐藏着经济方面的对立。基督徒尊重教皇禁止放息的规定，使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里几乎垄断了贷款行业。基督徒的银行家不顾禁令，如佛罗伦萨的巴迪·皮蒂（Bardi Pitti）和斯特罗齐（Strozzi）等商号，奥格斯堡城的维尔塞斯、赫斯泰特和富格尔等行号起来向这种垄断挑战时，新的冲突已告形成。基督徒和犹太人的银行家都索高利，反映出在不安定的经济中贷款的风险。抬高物价使货币贬值，造成更不稳定的经济。
一般说来犹太人理财最富经验，因此有许多国家的国王雇用他们来管理国家财政。眼看犹太富翁霸占厚利的职位来向人民课税，人民普遍地感到不满。
民族主义是这种仇恨的另一个因素。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需要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统一，因而要求犹太人皈依。有许多教会委员会，还有许多教皇，仇恨的态度达到侵略性的程度。
939
对于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来说，黑死病是他们最大的悲剧。同一场瘟疫在亚洲也使蒙古人、穆斯林和犹太人死去，却没有人责怪犹太人。然而，在西欧，有一大堆因瘟疫的蹂躏而疯狂的百姓指控犹太人为了想赶跑所有基督徒，所以在井里下毒。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实在很难在所有屠杀的记录中，找到一个比黑死病期间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这件事更野蛮的了。
949
他们的流动资金、他们的国际语言、他们和国外散居的亲戚之间的联系，使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国际贸易方面有极高的地位。由于犹太人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那些排斥他们的国家的国际贸易转移到接待他们的国家。这虽不是主因，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式微，荷兰强大起来，安特卫普把自己在商业方面的领导地位让给阿姆斯特丹的原因之一。
950
14世纪和15世纪的不幸，瓦解了犹太人的社会组织。犹太教的牧师和基督教的传道士一样，得黑死病死亡的人数颇众。被迫害、被放逐，加上流亡的生活，几乎使犹太法律毁灭。
在许多城市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或德国的犹太人各自成立集团，维持自己的牧师、风俗，各自的慈善和忌妒。在此危机中犹太人的家庭挽救了犹太民族，彼此一致的忠心于双亲、子女、兄弟、姐妹，造就了稳定、安全的庇护所。几个世纪来犹太纪律的混乱在牧师约瑟夫·卡罗（Joseph Karo）于塞弗德颁布《萨尔占条律》（Shulchan Aruch，1564—1565年）时告一段落。
953
我们不能期望第二次流徙时期的犹太人会有任何高度文明，他们的精力在努力求生时已消耗殆尽。他们一度极为优越的教育，也因搬家和生命的不安全而中断。基督教在欧洲兴高采烈地迈向文艺复兴时，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却走进他们的居住区与神秘学说。第二戒律禁止他们参与艺术复兴的工作。犹太学者虽多，大多数却埋首研究《塔木德》。
958
我们想及阿威罗伊和托马斯·阿奎那两人也曾同样地想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教义拿来和亚里士多德调和的时候，我们大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中古神学的冲击已造成其瓦解，及由“信仰时代”转入“理性时代”的改变。
960
约瑟夫死后（1444年），犹太人不再涉足哲学，几乎也不过问历史，直到斯宾诺莎。大屠杀、扰乱、贫困、居住和职业的限制等等，已使他们颇受挫折，并使他们的人数降至耶路撒冷 70年沦陷以来的最低点。这群被鄙视、被排挤的人只有在悲伤的圣诗和聚会所里安慰他们的友谊中得到慰藉，也只有寄望上帝宽恕他们，现世的公平化，还有天国的祝福才能使他们的心灵有所逃避。学者埋首研究《塔木德》，把他们的理智局限于阐释救人的律法，有些则步入把不幸升华为天国一类的幻想的神秘学说。犹太人的诗歌再也听不见了。只有极少数偶尔迎着暴风雨敢大胆地抬起头来，或是把人生的讽刺以沉思的幽默和嘲弄的智慧来加以软化。只有等到阿姆斯特丹的那个谦卑的犹太人胆敢把犹太教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学说分成宗教和科学的至高合并物时，犹太人才会自长期的、治疗的昏睡中醒来。
961
就某种意义而言，充满16世纪的宗教、政治和军事的戏剧性冲突只是表面的，历史的台前幕后以及人类与土地、风雨等自然力、贫穷和死亡的日子的永远斗争才是深刻而现实的戏剧。毕竟，在与为了食物、庇护所、衣服、健康、席子和生活所作的奋斗相比之下，教皇的敕令和新教徒的风暴，因错误观点而引起的杀戮，皇帝和国王之卖弄、继承、痛风、梅毒等，又算得了什么呢？
962
快乐若非得之于孩童的欢乐，傍晚时家庭的游戏、欢歌笑语、酒店的狂饮和对另一更仁慈的世界抱着半信半疑的希望中，则现世的生活、身心两方面都太过艰难了。食物生产出来养城堡里的男爵、朝廷里的国王、讲坛上的牧师、城里的商人和工匠，及医生、教师、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最后而且也是最少量的，才是属于土地的奴隶。文明是靠有锄头的人为生的寄生虫。
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于大片土地取代小片土地。新获得土地的商人和资本家，为利益所驱使开进萧条的农业地区，增加产量的同时却给那里带来不幸。
1558年，烟草从墨西哥传入西班牙；一年以后，法国驻里斯本大使简·尼科特Jean Nicot）把一些烟草的种子送给美第奇的凯瑟琳，如今香烟中的毒素（尼古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966
在欧洲矿场的改进与银和金自非洲和美洲进口之后，贵金属的供应超过了货物的生产，物价上涨，事业兴隆，以金融为基础的经济驱逐了以行会控制土地或掌握工业为基础的旧经济。
行会在崩溃中，它们是在都市的自给自足和保护政策下形成的，组成的目的既不是建立资本或从远方的出产地购入大宗的货物，也不是利用工厂的生产和分配办法，也不会把产品送到远方的市场。从13世纪起，行会已发展成一个贵族的排他势力，而且使职工的情况很艰难，驱使他们沦入资本主义雇主的权力范围。资本主义者因受到利润的鼓励而活跃起来，他们知道如何募集资本，如何、何处买机器和原料，经营矿场，建立工厂，招募工人，区分劳工并使之专业化，开拓并扩展外国市场，资助选举并控制政府。美洲的金子成为欧洲的资本。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中，有一种竞争的热心，商业的刺激，对生产和分配更合经济方法的热心追求，而这种主义不可避免地使过去迟缓的自足经济落伍了。
新的财富主要是由商人、金融家、制造者和在政府里的同伙分享。有些贵族仍借着拥有成百租户的土地，或具有供应羊毛给纺织工业的围栏来赚钱，但大部分拥有领地的贵族，发现自己受到国王和被商业控制的都市的挤压，他们在政治上衰微了，必须以家世来满足自己。劳动阶级与贵族共享通货膨胀的恶果。
大体而论，16世纪经济的改变使劳工阶级比以前更为贫穷，在政治上更为薄弱。工人生产货物，货物则输出以抵付使少数人生活快乐舒适的进口奢侈品。
967
宗教改革迎合新的经济。天主教会的性情，不同情“商业”。它谴责利息，给行会宗教上的批准，使贫穷神圣，申斥财富，使工人假日免于工作，假日之多，1550年天主教国家里一年竟有115个非工作日。这可能是天主教地区工业化和财富迟迟无法进展的重要原因。教会认定的神学家，已为民生必需品用法律规定“公正的价格”。
路德采取同样的看法。但新教徒的一般发展，不自觉地和资本家的革命合作。宗教假日废除了，劳工与资本俱增。新宗教得到商人的支持，并回报之以友善。财富受到尊敬，节俭受到赞美，工作被鼓励为美德，储蓄冒险出借所得的利息被认为是合理的报酬。
971
拉丁基督教国家人民的行为如何？我们不可被他们宗教上的表白误导，这些表白常常是喧哗多于虔敬。如此强烈信仰的坚信者，也同样地会强烈地渎神，而星期天在圣母像前假装虔诚的女孩子，平常却满怀希望地搽脂粉，其中有些女孩子，把诱奸当作求婚，她们常受勾引。女贞必须用习俗、道德、法律、宗教、父亲的权威、教育法和“体面”等各种方法来保护，但女贞本身有意要舍身。从战场退下来的士兵，他们主要的慰藉是女色和酒气，如要适应节欲和节酒是痛苦的。
974
社会道德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和慈善一时的瓦解而衰微。货币经济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组织时，人类天生的不诚实找到了新的形式和机会。重视债券甚于土地的新富，很少注意为他们挣利的劳工个人，也没有责任心与慷慨的传统，好像随土地的财富一起消逝了。中世纪的商业和工业曾接受同业公会、市政府和教会规定的各种方式的规制，新的资本家不接受这类约束，而驱使人们拼命竞争，置旧有法规不顾。商业上的欺骗代替了宗教诈欺。
975
使慈善渐渐减少的，也许不是新教，而是重商主义和信仰缺失。
贫困随社会危机的比例而增加。被逐出的租户、无业的工人及被遣散的军人，漫游于公路上或躺在贫民窟里，以乞求和抢劫维生。在奥格斯堡贫者达人口的1/6；汉堡为1/5，伦敦为1/4。
976
在骑士的侠义衰微中，战争的道德重新堕入半野蛮的状态，抵抗围城未果的城市受到抢劫或烧毁，投降的士兵被杀或被俘直到赎回为止。以前国王偶然服从教皇的仲裁，那种国际法和礼让，在民族主义扩张和宗教敌对的大混乱中，已荡然无存了。对待非基督徒，基督徒很少重视道德的约束，而土耳其人也回报以同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