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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庞大的贸易数字，制造了两个世纪的繁荣，然而不够稳固的基础终于毁灭了罗马的经济。意大利并未力求输入与输出对等，它挪用矿业经费、征收50多个行省的人民税收，以弥补国际的贸易差额。当较丰富的矿藏枯竭时，追求奢侈的兴味依然不减，于是罗马又想用征服新的矿区（如达契亚），把一度健全的通货降格——把更多的金块变成更多的硬币，以防止输入制度的崩溃。当行政费用和战费的数字更接近帝国的收入时，罗马只好以物易物，尚且不足。意大利依赖输入的食物，是它的主要弱点。等它无法强迫其他国家为它输送食物和战士时，也就是它气数已尽之日。同时，各行省不但恢复了繁荣，而且取得了经济的主动。1世纪时，意大利商人几乎在东方港口绝迹，而叙利亚和希腊商人则在得洛斯和普特奥利建立了基础，并且在西班牙和高卢成倍地增加。在从容的历史动荡中，东方正准备再度支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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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
生产和商业的资金从何而来呢？首先，是靠国际上尊崇的相当可
靠的通货支持。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以来，罗马遭受了慢性的贬值。国库认为，用增值金钱添少货品的自然通货膨胀来支付政府的战债是轻而易举的事。随着这些贬值而来的是一次价格普涨，但是直到奥勒留时代，收入似乎才等量提高。也许这种有控制的通货膨胀是牺牲债权人的优势能力和机会，以解救债务人的简单方法。这种方法若不予以阻止，将使财富集中到足以造成经济冻结和政治革命的程度。尽管有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把罗马的财政制度视为历史上最成功、最稳定的制度之一。两个世纪以来，单一的金融标准制度为整个罗马帝国所尊重。由于有了这种稳定的媒介，投资和商业才会有前代没有的繁盛。
结果，银行业者遍地皆是。他们是换钱的人，接受支票户头和有息储蓄，发行旅行支票和兑换钞票，经管、收买及卖出不动产，投资与收账，贷款给个人及合伙人。这一银行制度源于希腊及希腊东部，大多操之于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之手，甚至在意大利和帝国西部也是如此。在高卢，“叙利亚人”与“银行家”两个词是同义词。
公元33年，著名的“大恐慌”显示出罗马帝国内银行和商务的发展及复杂的相互依赖。奥古斯都大量地铸币，也大量地挥霍，他的理论是：日增的流通、低度的利率及物价上涨，都可以刺激商业。它们确已刺激了商业，但是由于方法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早在公元前10年停止滥铸之时，即已有了反应。提比略却跳到相反的理论——最经济的经济才是最佳的经济。他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强烈地限制新通货的发行，使国库积蓄达到27亿塞斯特斯。流通媒介所造成的匮乏，因提款向东方换取奢侈品而更加恶化。价格跌、利率升、债权人取消债务人赎取抵押品的权利，债务人求助于高利贷人，如此使贷款几乎消失。元老院要求每一元老把财富以高百分比投资在意大利土地上，借以阻止资本的输出。元老们便据此收回借债，以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来筹集现金，危机因而更大。
同时，亚历山大城的一家商行的失败，苏特塞斯父子（因为他们丧失了3艘满载贵重香料的船）与提尔的马尔萨斯（Malchus）一家大染业的倒闭，引发了谣言：罗马的马克西莫斯和维博（Vibo）银行，将因其向上述各商行的大量贷款而告崩溃。等存款人开始对这家银行“挤兑”时，银行便关门大吉。就在当日稍晚时，另一家更大的佩蒂乌斯（Pettius）兄弟银行，也暂停了付款。几乎在同一时间，传来了新消息：伟大的银行制度业已在里昂、迦太基、科林斯及拜占庭全部失败。罗马的银行接踵关闭。金钱只能在高过合法利率以上很多才能借到。提比略终于用停付土地投资法案，向银行派发1亿塞斯特斯，以不动产为抵押无息借贷3年来应对危机。因此才使私家借贷人不得不降低他们的利率，使金钱从国藏中再度流通，使信心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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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各阶级的领导人发觉，许多的“同业公会”都能被人说服去投票拥护任一特定的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社团便成了贵族、财阀、激进分子们的政治工具。他们竟争的腐化，助长了罗马民主政治的毁灭。恺撒曾使它们失去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复活，奥古斯都除了保留几个有用的外，其余全部解散图拉真再度禁止它们：奥勒留容忍它们。显然，无论在法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它们一直坚持下来。终于，它们变成了基督教进入及渗透罗马生活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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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阶级的不生育，已被移民和穷人的高生育率而抵消，使罗马及帝国的人口持续增加。根据贝洛赫的估计，早期帝国的罗马人口是80万人，吉本的估计是120万人，马夸特（Marquardt)的估计是160万人。贝洛赫所计算的罗马帝国人口是5400万，吉本的计算是1亿2000万。贵族的数目仍像以前一样多，但是他们的出身几乎完全改变。我们不再听到艾米利、克劳狄乌斯、法比、瓦菜里，而只有科尔尼利，迟至恺撒时代仍是罗马趾高气扬的一族。有些望族已因战争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消失，有些则因家族限制和生理的退化而衰微，或因穷困而沦为平民匹夫。他们的居住地，已被罗马商人、意大利城市显贵及省城的贵族占有。公元56年，有一位元老院的议员说：“大多数骑士和许许多多的议员，都是奴隶的后裔。”经过一两代之后，新的贵族阶级适应了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孩子越来越少，奢侈日多，向东方的人欲横流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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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的面孔、生活方式、衣饰、语言、姿态、争执、思想和信仰，构成了罗马城鼎沸生活中的一大部分。到了3世纪，政府成为东方式的君主国。到了4世纪，罗马的宗教成为东方的教义，世界的主人将跪倒在奴隶的神像面前。
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值得作为模范，而基督徒小型社团的虔诚和忠顺，使只追求欢乐的异教徒世界感到烦恼。但是大多数流入的人群，都因为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环境、文化及道德规范而风俗败坏。多年来的奴役生活毁灭了作为他们正直行为基础的自尊心。久与习俗各异的人群相处，损坏了他们风俗赖以形成的道德观。假使罗马不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吞没了这么多外国血统的人群，假使罗马让这些新归入的人进学校而不使之入贫民窟，假使罗马视他们为有许多潜在优点的人来看待，假使罗马定期地关闭大门让同化的速度赶上外人流入的速度，说不定罗马就能从注入的文化中吸取种族和文化上的新活力了，并保留罗马人的罗马和西方的希望与堡垒了，但这项使命太重大了。战胜的城市，被来自各方强大的征服者带入厄运，其臣民原有的血统被冲淡了，有学问的各阶层，反被拖曳到曾是他的奴隶的文化中。大量生育压倒了优生生育，儿女众多的人征服了不孕之人，反而在主人之家“鹊巢鸠占”。
P504：
涅尔瓦和图拉真的统治解放了罗马久被压制的思想，使当时的文学有强烈的憎恨暴政的表现。当时的专制虽被停止，但是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普林尼在欢迎来自西班牙的伟大皇帝时，在其所致颂词中，就有反对暴政的呼声；尤维纳利斯也同声附和；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则对过去口诛笔伐，终生不休。
塔西佗那些成功的文章引发了他揭发暴君罪行的动机。他也想撰写奥古斯都、涅尔瓦和图拉真的年表，想记述一些建设性的政绩以减轻之前著作的忧闷气氛。但是时不我待，他从黑暗面批判过去，后人也从黑暗面指责他。
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是批判人的行为，以使善良者因为美德而获得赞扬，邪想者因怕恶行受后世唾弃而有所顾忌”。这种观念是把历史当作最后的审判，把史学家当作神。这种想法——历史是个布道者——是用可怕的实例来教授道德，这样一来，历史便落入辩论的形式，其中的辩论极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道德家不宜于写历史。塔西佗记忆暴君的恶行如亲身目睹，所以他对暴君的批评无法冷静，他只看到奥古斯都摧毁自由，而不见其他，他认为一切罗马天才都随着亚克兴之役而终结。他常引用的资料是历史、演讲、书信、《罗马公报》（Acta Diurma）、《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和老史学家的传说；他所听到的，大部分是关于贵族们如何被迫害的事情，但他从来不想，元老被处死，皇帝被刺杀，不过是恶毒、残忍、有能力的君主，和腐败、残忍、无能的官僚政治长期斗争之下发生的事件。他只是着迷于令人注目的人和事，而不是力量、原因、观点和过程；他所描写的历史人物最生动但也最不公正。他不曾注意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把人民生活、贸易情形、科学状况、妇女地位、信仰变迁、诗文、哲学、艺术等成就都忽略了。塔西佗没有提到塞涅卡、卢卡和佩特罗尼乌斯之死；他描写的皇帝们只是杀人，没有建设。这位大史学家可能是受了听众的影响；按当时习惯，他可能是把作品读给贵族朋友们听；他认为他们对罗马生活、工业、文学和艺术都很熟悉，故无须解释；他们要听的是关于暴君们有刺激性的故事，斯多葛派元老们的英雄事迹，贵族阶级反抗暴政的战争故事等；我们不是指责塔西佗没有把不想做的事做好，只是对他那偏狭的抱负和强大思维的限制表示惋惜。
他的色调阴沉，心情郁闷，唇枪舌剑，整个是但丁不留情的姿态：所产生的力量令人无法抵抗，不管我们有什么保留或反对，都要被他的故事所吸引，人物在舞台上相继出现，又相继被打倒；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演，一直到罗马毁灭，参与的分子死绝。当我们走出这恐怖之室时，我们不敢相信这种暴政、懦弱和缺德会泛滥到哈德良等的全盛时期，以及普林尼的朋友们的太平和乐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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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留去世时，罗马已过其鼎盛时期，开始衰退。它的边界已超过多瑙河，延伸到苏格兰与撒哈拉、高加索和俄罗斯，达到帕提亚国境。在民族复杂、信仰分歧的情况下，固然未能达成语言和文化的一致，至少使经济和法制已基本一统。罗马把它们都纳入一个庞大帝国，帝国之中货物丰饶，交易畅通；它保护帝国防止野蛮入侵，维持罗马的安全与和平达200年之久。白人世界都仰仗罗马，并以它为世界中心和万能不朽的都市。它的财富、荣耀和权力都是前所未见的。罗马在2世纪的全盛繁荣之中，已经潜伏着3世纪摧毁意大利的危机。奥勒留指定康茂德为继承人就是崩溃的前奏，另外由于征战而将大权集中于皇室也是序幕之一，康茂德在和平之日仍把持着奥勒留在战时所擅用的特权。由于地方的独立自主，于是加强控制，反使自尊受到打击，为了增强国防和扩大政府组织而不断增税，已到民穷财尽的地步。意大利的矿产减少，大批人民死于瘟疫饥寒，奴隶耕作衰退，政府的开支和赈济使国库枯竭、货币贬值，意大利的工业遭到属地竞争而失掉了属地市场，没有经济专家能够用增强国内购买力的政策来弥补国际贸易的不足。同时，各属地已从苏拉、庞培、恺撒、卡修斯、布鲁图和安东尼等的横征暴敛之下苏醒过来；他们已往的技艺又渐恢复，新的工业欣欣向荣，新的财富推动着科学、哲学和艺术，他们的青年使兵源充沛，他们有优秀的将军统率大军，意大利不久便落入其掌握之中。他们的将军各自称帝，罗马的征服事业已经终结，而且情况倒转，征服者将变成被征服者。
到安东尼时代的末年，罗马已陷入文化和精神的低潮，议会、元老院的权力先后被剥夺，自由政治已失掉精神鼓励。皇帝既然大权在握，人民也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许多官吏都退隐田园从事私务，人民散漫，社会外表似乎完整，但内部已经破碎。对民主幻想破灭之后就是对帝治幻想的破灭。奥勒留的“箴言录”是很悲观的思想，他有一种疑虑，担心罗马问题不易解决，他担心繁殖力弱，爱好和平的民族无法长期抵抗繁殖力强的野蛮人。斯多葛派哲学以有号召力而盛行，以无号召力而终结。哲学家几乎都投入宗教的怀抱，斯多葛派哲学在上层社会取代宗教达400年之久，现已失去其代替性，统治命令已经从哲学家的书本回到神坛。异教曾经征服过哲学，现在也已没落。异教庙宇附近已经听到外邦神的名字，由于属地兴起和耶稣的惊人胜利，罗马人已到落难期。
P557：
莱茵河是古罗马和初期文化之间的界线，高卢未能保卫那条界线，罗马做到了。这一事实，决定了欧洲直到今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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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无法使这些在多瑙河以南的各省开化，是导致其败亡的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古老强大的民族来说，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难以完成。因为这个伟大民族的活力，正随着其毫无生气的享受而逐渐消失。但在北部的部落，因有强健的体格，冒险犯难的精神蓬勃。直到图拉真以金钱补助萨尔马特人来获得和平时，才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留以成千的日耳曼人移入罗马帝国定居时，罗马的堤防就已决口。日耳曼军人被欢迎进入罗马的军队，并晋升为指挥官。因此，意大利人的家族就逐渐衰微，而大量的日耳曼人却在意大利成家立业。在此情况下，罗马化的运动便背道而驰：蛮族人反而同化罗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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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希腊人在纪元初两个世纪的思想总结起来看，不论卢奇安如何，我们可以发现，它（希腊的思想）绝大部分都是宗教的。人类曾一度对信仰失去信心而归于逻辑，但他们又对逻辑失去信心，之后又蜂拥着归于信仰。希腊的哲学，已从原始的神学，经过早期诡辩学派的怀疑主义，到德谟克里特的无神论、柏拉图和睦悦人的言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及斯多葛的泛神论，回到神秘主义、屈服和虔敬的哲学，完成一个循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已由创始人的功利主义的神话，经过卡涅阿德斯的怀疑主义，到博学专一的普鲁塔克，不久就形成为普罗提诺的天堂幻影。毕达哥拉斯在科学上的成就虽已被人遗忘，但其再生的领悟却又获得了另一种生命。新毕达哥拉斯学派正在探讨数字的神秘论，并祈求在最少数的神降凡以后，他们可能会——如果须经炼狱的话——享受到与上帝聚会的幸福。禁欲主义不再是贵族自豪和嘲笑的哲学，而成为奴隶最后的正义之声。其所主张的世界最终浩劫的理论，反对肉体的一切享乐，顺从上帝潜在的意志，都在为基督教神学和理论铺路。这种东方的思潮，正在侵袭攻夺欧洲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