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我接触汤因比历史著作集的第一部，其《历史研究》一书也是汤因比本人著作中最重要的，最知名的一部。
        首先从书籍写作方面，这本书是一部偏向论述的著作，整个篇幅96万字的内容，都是在尝试论证汤因比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观点。这部书是作者自己从全卷历史研究中缩编内容而得出的精华本。
        总体来说，汤因比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已经脱离了西方一些历史学家长期保持的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当然，可能只是部分的，因为受客观条件限制，汤因比所处的那个年代，有关西方外部世界的历史知识仅仅是刚开始呈现一些以前西方没有注意或不屑于注意的丰富内容，但是依然还没有像现在那样，或者可预见的未来那样提供更多丰富的细节和考古文献证据。并且当时的世界，刚刚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走出来，所形成的世界局势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后发影响并没有太突出。因此他不可能非常有把握的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更加充分的肯定，但是已可以看到汤因比对历史的未来，有一种假设，成书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种假设或许是成立的。
        从本书的观点来看，他认为考察全球历史，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最基本的研究单位应该是以文明为基本单位。因为以国家、以民族、或以宗教信仰、政体为线索或者单位，只能有局限性的研究部分历史现象。而从全球人类历史的整体入手来看，历史研究应以文明为单位。这就在本质上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偏狭。他尝试在人类的层面上平等的看待各个文明。
        从数量上来说全球人类历史上有三十多种可以被列举的文明，而需要成为能够被列举的文明，首先是对文明进行一个定义，符合条件的社会形式才能被称之为文明。过于古老未能形成城市社会文化的，不被列入文明范围，同样当第一个文明诞生以后，其他地区出现的未迈进文明定义门槛的人类族群也不列入文明范围。这样就有了一个统一的文明研究启动门槛标准。
        文明形态上讲，文明分为三个形态，实际上也是文明的组成结构。因为文明概念下不仅可能包含多个国家，也有可能包含多个民族。所以，文明的形态反而显得很有限。其一是统一精神框架下的一系列国家和民族，他们一起构成一个文明形态，比如希腊文明或现代西方文明。其二是以统一国家形成的文明，这种文明内在要么是单一民族要么是单一国家，如中国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其三是没有固定领土的但因精神传统而保持传承和凝聚性的文明，如犹太文明。
        文明的形态各有利弊。分散国家的文明体，会陷入不断的竞争和战争，即使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开始理想的讨论均势以试图谋求和平但是依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由此带来的竞争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和技术的进步。大一统国家的文明体，会陷入不断的兴衰循环，在治与乱之间反复。大体上统一形式的文明带来了繁荣、增长和稳定，但是这种稳定的背后隐藏的衰败和停滞会导致覆灭，直到另一个统一结构结束混乱。这种结构的问题在于僵化和固步自封。第三种没有固定领土的精神凝聚的文明会形成流散的民族，其中犹太人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其领土早已被异族占据，自身则在驱逐和容纳的不断反复中流散到全球，而他们保持了其文明特质也就是文化传统，这种基于身份认同和特定文化传承的文明形式，可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空间和样本，在人类正在进行高度融合的时代，身份认同可能是越来越明显和坚守的标识。
        从汤因比的观点上来看，文明的兴衰来源于自省的驱动。当一个文明拥有进步的心态，愿意尝试改变，制造新的秩序来寻求突破，则这个文明是可以有兴盛的可能的。而文明的衰弱，则一定是其寻求封闭、守成和维护现成利益。文明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因为外部的攻击而直接覆灭，一般被摧毁的文明都是来源于内部的瓦解，内部的瓦解来源于失去自省心态和进取精神的统治者以及社会对问题的忽视和敷衍，最终造成的压力压垮一个文明，此时外部的攻击才能趁虚而入，颠覆一个文明。
        所以，怎么理解进步的心态，或者进取的精神。作者给出的一种想法，是指当一个文明受到挑战时的选择的应战状态。如果一个文明结构对来自内在、外在的或自然的挑战，选择了保守策略或者错误策略，则会导致文明的停滞、衰败或者解体。如果选择了积极策略并且是能够具有建设性解决问题的方案，则文明会积极走向兴盛。
        历史上各文明兴衰迭起，莫不如此。
        作者对人类古代历史上的文明更迭，除了文明形态上、高于政治层面上的理解外，还特别重视对宗教的解读。或许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宗教层面的内容已经逐步走向了精神背景层，或许已经不再成为影响文明走向的重要历史（或暂时是这样）。在古代历史上，宗教则是影响文明进程的精神力量，在国家、社会、族群之间，则可能可以看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政治力量。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交界区域的，地中海和两河流域，叙利亚地区，由于族群混杂数千年，多个文明更迭和融合，精神世界的碰撞导致了同源但不同分支的多种宗教，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
        而宗教在时序和层级上，也分为早期宗教形式和高级宗教形式。早期宗教在形式上是原始的，一般是多神论的，内容是崇拜的、较为偏向功利、实用的宗教。高级宗教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早期宗教的部分内容，但是高级宗教普遍上更加强调普适性，具备打破当时社会阶层和国别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性的存在，高级宗教才能以很快的速度进行广泛传播，传播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留存于世的世界性宗教。
        而高级宗教信仰的广泛性基础，加上其超越世俗的神性基础，或许可以解释它能形成比世俗证券更为广泛和更强势的政治力量，或者成为世俗政权的统治工具。
        而探求高级宗教的来源，作者则给出来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内高级宗教的诞生地恰逢乱世，在文明衰弱和复兴的中间期，社会的混乱，人民的疾苦，可以恰好召唤出这种超越阶级的、破除痛苦对立的、关注精神层面、对超越世俗、对来世有寄托的高级宗教结构。
        作者对文明的模式上，存在一种形式上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对大一统文明结构的偏见。当然可能是作者身处在英国，其个人经历、学识地位都对其观点产生了影响，其实这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在该书的后面一些部分也讨论了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关系。
        作者一定程度上认为，西方文明社会，在统一的宗教精神框架下，形成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结构，是一种利于竞争和进步的文明结构。而大一统文明结构则是代表着停滞和保守传统、不思进取的文明结构。
        回顾历史事实，也能发现世界上几个大一统的文明结构都没有呈现出爆发性的技术进步，相对于西方技术文明兴起以后的爆发性而言。实际上，大一统文明还是有非常缓慢的技术进步的，这一点从人口的缓慢增长可以看出，但是因为没有突破性，所以无法完成爆炸性增长。
        当然我的观点不是因为我作为大一统文明框架下的辩护之辞，而是客观的说，阿诺德汤因比自身也并未对西方世界外部文明进行很深刻的研究。这一点并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受限于历史和技术材料，但很大程度上不是受限于偏见。他是一个已经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家，这种欠缺是固有的问题。
        但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先进之处在于对未来文明的假设和尝试。从我的观点上来看，对统一精神框架下的文明和大一统的文明的这种分类形式，其实也是属于旧历史的。这种旧历史的截止点可能是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之前，受限于地理因素，多种文明形式之间并不能产生有效的接触，所谓有效的接触是双方对等，或接近于对等便利的接触。
        大发现和殖民时代的西方文明对全球其他区域，诸如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接触，是单方面的，侵略式的和殖民式的。不管殖民史的原因是什么，这种交流是单方面的，精神上是傲慢的。被殖民一方是被动接受新的文化、或者被置于底层、或者被毁灭。
        而欧洲自身的西方文明，并没有广泛的扩散到全球而终止其在欧洲地盘上的竞争和冲突。随着技术的进步，冲突导致的战争越来越剧烈和广泛，最终导致了两次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虽然战争是竞争所致，但是西方实际上想要达成的目标是所谓均势的一种欧洲国家间的国家秩序。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并不是愿意一直承受冲突和战争的。而分裂的民族和国家，竞争并不能总是温和。
        西方文明史上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就是这种竞争和冲突的致命伤。也就是从希腊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至于之后两千多年的强权之间竞争关系导致的战争都是差不多相同的模式。
        未来是否还能够有这种竞争模式导致的战争？这是个问题，因为这并不是关系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关于人类文明存亡延续的问题。二战结束以后，能够轻松毁灭人类数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不是高技术门槛的东西了。而真正陷于强权争霸的国家实体，在考虑真正使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共同毁灭的高度风险。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竞争模式的改变，这一点是汤因比无法看到。而这种改变，不一定证明未来不会爆发战争。这种风险就是人类文明的风险。
        以上都是我基于当代历史的观点，并无前瞻性。而作者其所在的年代，在历史研究中对未来表现出的思考和推断则是超前的。
        汤因比的局限性还包括一个问题，也就是对大一统文明所处环境和地理空间上的认识问题。我个人的见解是即使是大一统文明放在全球环境和地理空间中，也是一个分割开的单一实体。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全人类精神框架，但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精神框架的存在。也就是说，技术背景下的新全球史，或许是能成为一种不同文明模式下的竞争交往史。而这种新历史又伴随着修昔底德竞争陷阱。
        不能太确定汤因比是否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提出的观点，却又能够成为解决途径。他的观点在这里显得很有前瞻性，也很重要。他认为，以竞争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难以摆脱冲突，而以保守和稳定为代表性的大一统文明，则能够和西方文明产生互补。他的意思并不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要进行互补和协作，而是有更为先进的构想，他的预期是形成一个结合型的文明，或者一种文明框架。
        在这种模式下，竞争性依然存在，竞争压力形成进步动力，而大一统文明的趋向于稳定的文化特征则能够抚平竞争造成的冲突压力。以这种模式继续存活下去的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走的更远。
        而这种思想，与当前中国的对世界秩序的构想很有相似之处。这是一种脱胎于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的模式下，人类各个文明国家才能有效竞争而降低冲突。
        但很遗憾的是，这种模式并未被西方文明接受。而另一个遗憾的事情是，西方文明现在陷入了自身其他痼疾造成的病痛。西方文明毕竟相对年轻，而爆发式的成功经历，让其充满了傲慢，和毫无意义的偏见，甚至于对理性的忽视。
        因此修昔底德陷阱依然存在，即便是在共同毁灭的风险之下，冲突可能依然存在。
        这并不是什么会很轻松就改变的事情，即便是阿诺德·汤因比这种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人，还是会受到二元论的影响，即认为在竞争问题上存在二元对立，只有输赢两面而没有别的途径。
        他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对佛教进入中国并影响儒家思想的时候，就是以对立和输赢的关系来看待问题。而实际上，佛教和儒家文化并非对立，也没有输赢，在中国人看来，佛教和儒家在中国都获得了成功，两者在中国人的文化底蕴中是产生了事实上的共存和一定程度上的互相借鉴。佛教在中国产生了明显的本地化，而儒家在一开始就是世俗的。
        这是以宗教认识不充分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结果。在东南亚其他所谓的佛教国家中，也不是以佛教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没有西方教会的机制，也没有伊斯兰的宗教政权。佛教不是世俗的，但国家一定是世俗的。
        而他另外一个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理解在于对中国朝代更迭的理解。其实他一方面正确解释了大一统国家朝代的兴衰原因，以及混乱以后总是趋向于统一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他错误的理解了更迭的手段，他认为朝代的再度兴起是因为召唤了过去的幽灵，实际上每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个过去的幽灵叫做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带来的才是自身认同和凝聚力。
        之所以说现代西方文明还尚属年轻，不是否认其渊源流长的历史，实际上西方文明史远溯到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但为什么西方人认为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已绝？那是因为从地理上看，从爱琴海的巴尔干半岛到地中海北部的亚平宁半岛，再到现在的西欧。文明兴起的地域是发生变迁的，他们确实是在不断的变动，一个地方兴起以后，就再也没有复兴。所以当前的西方文明，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是首次崛起，因此尚属年轻。
        但这并不影响汤因比这本书的真知灼见，他的历史研究成就斐然。我的随笔写在他去世近五十年后，世界早已变样，因此不能借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对他进行批评，这是毫无价值和羞耻的。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的更远。
        中国也正在复兴的路上艰难前行，除了显而易见的外部压力，内在上也有一种可能具备颠覆性的力量在蠢蠢欲动了。我们的伟人在政治上解决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态的问题，因此解决了社会进步的重要障碍，可以看出这种障碍目前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但是文化上的一种障碍并没有解决。
        文化上的障碍是指厚古薄今的思潮。这一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非常显见。特别是很多教育程度不足和思考能力不足的人，容易受到影响。这不是要否认传统文化，这里没有陷阱。而是一个需要破除的障碍，而这个障碍，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已经破除了。
        这个非常关键，十七世纪末的丰特奈尔《散论古人和今人》，沃顿的《关于古代学术和现代学术的思考》，直接标志着西方社会战胜了厚古薄今的思想，为西方技术文明的大爆发扫清了障碍。和旧历史的旧传统中不合时宜的部分、阻碍进步的部分相切割才能轻松的前进。
        而我们国内现在的问题在于，有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在向往过去，崇拜古代。我尚不知道未来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不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发展趋势肯定又会再度陷于守成的保守心态。进步停止伴随而来的，注定是危险，这是我们这个民族难以逃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