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雅克的这本书，中文名称翻译为大国雄心，但是其英语版名字为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明显来看，两者就字面来看并不是一个意思。英语版的意思是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文明显要含蓄一些。原因可能是因为英语版当然是面对的除母语为中文的中国人以外的读者，而中文版显然是指我们。读者的身份区别，书名会有一个语境的先导性，给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植入。这是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可能从未正眼看过中国，更不可能想到中国的发展和体量已经达到一个难以按惯常思维想象的地步，甚至按他们习以为常的对规模的理解来说，中国确实接近了统治世界的程度。这本书也用大量的篇幅解释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未来，来证明这本书的书名言之不虚。而对中国读者来说，我们实际上习惯了这样的发展和规模，并不觉得自己将会或者已经达到了统治世界的地步，甚至说很多人还不怎么看得起自己，统治世界确实在多数人心中，仅仅是个雄心。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特点来说，这本书或在多数情况下是给金发碧眼的老外们对现代中国认知的一本启蒙书。大量的论述、数据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展开。
这可以给中文读者一个不同的视角，看看别人是怎么解读我们。同时，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去理解和引发思考。
首先要关注一下有关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这个名词，是一个通用的、宽泛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宽泛的转变。大致上是指由理想思想指导的现代自然科学革新开始，以及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和逐渐发展的平等的国际秩序。一般来说，现代性是告别非理性、蒙昧、宗教主导的社会形式，开始走向理想世界的转变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最近两三百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在人类已知的文明史中，仅在欧洲西部诞生过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现代性的最主要推动力是工业革命，在书中相对简单的被解释为一场幸运的意外，并给出了一个确实过得去的禀赋上的解读，也就是煤炭。
但就现实来说，这种解释的可信度比较低，说白了可能会信服的人不多。有煤炭是重要条件，但是不是决定条件。这就如同中国的先辈发明了火药，但是诺贝尔奖的肇始还是发明炸药的那个人，背后的逻辑与工业革命的启动是一样的。
可以这么认为工业革命的开始，不是恰到好处的幸运一脚，而是在当时社会不断开化的条件下和自然科学的解放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当开始了工业革命以后，现代性就开始启动了，而且现代性是一个连带的加速过程，会最终完全改变社会和文化的面貌。新的技术带来新的经济，新的经济带来新的政治，新政治必然导致新的国际交流方法和秩序，以及冲突。
这一切快速发展的原因是有其必然性的，在越来越多的方面，由理性的知识取代了宗教的神秘和迷信的盲从。因果的确定逻辑，驱除的就是未知的神秘感。所以凡是获得了现代性的国家和文明，便不再神秘。人权取代了神权，那么自然的国家统治也自然来自于人而不是来自于神。理性必然逐渐剔除掉人类一直信奉的天赋不平等，但是社会的物质现实条件又产生了阶级不平等。现代性具有全新的技术产品和社会面貌，同时也具有全新的阶级矛盾。
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我们人类的历史仅出现过一种形式的现代性。除了头一批获取现代性的那些欧洲国家以外，其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效仿并获取现代性，成为现代国家，走上发展的道路。这种趋势目前已经完全覆盖了全球，只要有人类聚居的地方，全部建立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主权国家。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不是所有的国家在获取现代性上是同一个模式，获取现代性以后的发展速度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于各个国家除了表面上国家主权形式是相同的，但是其文化表达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里，提示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现代性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这种讨论对我们来说没有益处，人类除了重新洗牌再来一次，不然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现代性形式了，人类目前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发展自己和尝试找到多种适合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现代性变体，这种变体的变化部分，是与文化的融合。
现代性的发展速度的差异，我觉得原因是有三个主要点，一个是现代性获取的方法问题，二个是文明成熟度的问题，三个是文化适应性的问题。
现代性的获取，除了第一批自工业革命开始即获利的欧洲国家，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现代性获取都不是原生的，那么其获取方式无非几种。主动学习模式，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主动放弃自己的大量传统转而尽一切努力最大程度西化，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了现代性。殖民地模式，由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引入了来自欧洲的技术、思想和政治，在新世界殖民地创立具有现代性的国家。被动模式，比如我们中国既是如此，虽然未被完全殖民，但是为了避免被灭国，被动接受了现代性。最后一种是强加模式，如非洲的很多殖民地独立国家，为了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必须建立民族国家，那就只有采取这种方法了。不同模式实际上体现的是主观能动性的区别，原生的、主动的、殖民的效率是最高的，速度也当然最快。而被动的往往内部会有强大的保守反抗势力和愚昧作为阻力，难度大得多，速度也就会很慢。被强加的往往不能有效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出现倒退。
文明成熟度，也是现代性获取之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书中作者对中国的评论就能说清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除了西方定义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以外的文化特征都是在获取现代性之前就已形成，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些其他的文化特征实际上也是反映这个国家的文明成熟度的一系列可参考的目标。这些文化特征越深厚，越成熟，或其本身就接近现代性的起点，但并未触发，这种国家的现代性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则掣肘。这不是绝对的，因为文化特点，只要不是血腥和愚昧的原始性，就一定存在着哲学和理想，其精神目标是追求反野蛮的，没有高下之分，但是有走的远近的区别。越成熟的，越世俗化的文化，必然更多的拥有自信和包容，那么在获取现代性之后，学习知识，改变自身的效率就会越高，反之则相对乏力。
文化适应性的问题，说起来也很关键，但是这个关键的问题可能会刺破有关现代性形式的定义。目前的现代性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理性和科学的内容，属于客观知识，宇宙的自然规律不可改变，只会发现更多，理解更深入，而不会发明第二种规律。但是有关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则是另外一码事了，它不属于客观规律。这里能让人想到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能想到更早的欧洲中心论，实际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恰恰是客观规律和现实打破了所谓的终结和中心。
那么问题也就在于文化对现代性的适应性上了，主要的冲突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以及延展到国际秩序。比如伊斯兰世界，只有在强加了世俗化政权以后，才能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这种国家模式是西方和现代社会强加的，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并不是完全认同这一点，国家体制在他们而言，更多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必要工具，而不是一种必须。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他们的文化并不是特别适应这个框架，即使伊斯兰文明具有相当的成熟性，他们有理性，有哲学，早已摆脱愚昧，但是依然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发展相对缓慢，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
另一种情况，比如中国，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了中国的两大文化特征不适应西方现代性。其一是文明型国家，把中国解释为一个文明，被强行以一个民族国家的方式确立主权，那么必然导致中国的内部特征被人为简化，从而导致西方人无法也没有兴趣按他们的世界观所看清和理解。其二是朝贡体系，这点是违背于现代西方提供给全球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么自然西方在看待我们的时候，会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
文化特征上与现代性要求的差异，对内导致的是民族国家实质上与现代性的背离，比如政教合一国家。对外导致的就是不理解和恐惧。这种问题会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影响现代性的发展和持续，并造成国际关系上的纠纷，以及被人当做把柄利用和攻击。
所以现代性的差异提示了现代性不能是同质的，静止的，它必须根据不同国家和文化性质的民族进行适当调整，以便获取最有效率的发展速度。现代性的概念，可能或者肯定还在进化之中。
认识到这一切的人，必然会抛弃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中心论，对现代性的未来持开放性态度。而很不幸的是，人性的缺点，也会体现在以国家、文明为单位的大群体上。既然现代性会有可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那么是否意味着不同发展速度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会不断拉大，同时也是否意味着现代性阻滞或者停滞的先进发达国家有被超越，或自身倒退的可能？
观察现在的世界，回顾并不久远的历史，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一个拥有高度文明成熟度、规模庞大、学习能力强、性格沉稳、饱经磨砺的国家即可拥有很高的发展效率，获得长久的加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够统治世界的新力量的出现是自然的，合理的。
这就是本书的用意所在。
如果说现代性已经存在了变种，效率的差异，显然会导致对比和竞争。而同时一些在获取现代性之前已经拥有了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和地区，已逐渐开始意识到现代性耀眼光芒掩盖下自身文化的价值。他们也开始逐步重建自身的价值观，重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优越性。差异化导致的竞争还会增大，但是可以观察到，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特征对现代性都具有推进作用，否则现代性就不会只在合适的环境中出现。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西方当时的环境是唯一的发源条件，只是其他的条件组合模式尚不明确。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概念，即中国属于文明型国家，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这个概念在很多中国读者中流传很广，包括在”这就是中国的”的节目中提起过，并经过抖音等新媒体传播更广为人知。
实际上这个概念并不是马丁·雅克提出，而是白鲁恂提出的观点。作者通过很多方面的论述对这个概念进行详细的解释，主要是多民族的包容性和对多种社会制度的容忍性。实际上，我们这里的历史历经数千年，分分合合、外族入侵、民族融合，并且历朝政权都在调整和改进自己的统治方法，以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因此我们早就习惯了多民族、多信仰和多体制。
我们的先贤教育我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多民族、多信仰、多体制的共同生存之道，如果不这么做，就不能够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出现。
这并不是只有中国人知道的秘籍，实际上在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已经对文明出现的类型进行了归纳。他描述了一种大一统的文明结构类型，就是用来对历史上出现过的统一的多民族、多信仰、具有超大规模并且不断趋于更加统一的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的出现和发展相对于别的文明类型同样包含高超的技术和理念。我们实际上就是这种大一统文明的最典型代表，因为我们的历史从未和自身源流隔绝。因此这种文明型国家的论述，其实并不是特殊的，它多次出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
因此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特性，包括从遥远历史中不断传承下来的有益处的文化特点，包括从西方文明学习来的现代思想、技术和方法，融合在一起之后，确实是发生了现代性进程的加速，这一点毋庸置疑，生活条件的改变说明了一切。
中国，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当西方列强开始侵入的时候，清廷还不知道国旗为何物，国家概念只是一种用以表达治理范围和文明教化辐射距离的框架。其实为什么没有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因为在东亚，包括东南亚这块广阔的陆地和海域上，这里已经有了一种国际政治体系。一般被称作为朝贡体系，在大一统的文明类型中是容易产生的，并且也很好理解。
而西方现代性的兴起，带给世界的是一种民族主权国家的形式。这种形式，一个民族即可形成一个国家，并且相当强调独立性。所以这也是当前欧洲的主权国家版图不断分裂的原因，欧洲必然会面临这种碎片化。而习惯于这种模式的西方人，自然无法很好的理解融合模式。
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体系起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早是建立在欧洲国家之间互相承认主权，并保持均势的一种体系，后来逐渐改进并应用到全世界。这一国际秩序的创建是源于长期的战争，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但是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之后在这一国际秩序的发源地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的两次浩劫。不是说这种国际秩序是完全无效的，但是也不见得有多好用。试想在这种逐渐理性的国际秩序下，依然不能保证和平，欧洲人怎么会信任朝贡体系的国际秩序会有好处，再说大一统的文明本身也有治乱循环的问题。人类的和平之路，远未看到曙光。
再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发展规律，发展是建立在资源供应以及合适的心理水平上的。这个问题也在其他的书中也有论述。任何一个事物都不会永远按照一个趋势发展下去，发展总能遇到阻碍或边界。很多情况下，还不等触碰到边界，来自自身的满足导致的进取心的丢失，会很快体现在发展效率上。西方很多曾经先进的国家，因主权国家的规则，限制了他们发展的空间，又因他们的傲慢心态逐渐丧失了发展效率上的优势，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他们不愿了解罢了。
说了这么多原因，实际上还是在论述一点，即新的冲突来源于何处。东西方不是天生就有仇有怨的，而是互相之间的不同点不被正确的理解和包容导致的。东西两方在文化上，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互相鄙视的态度，不能只看到西方人目空一切的傲慢，我们自己武断的认为对方没文化也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
现在这个世界，有关现代性、国际秩序、国家与文明的理解，还在不断的改变中。未来如果希望变的更好，那么一定是所有人都抛弃了傲慢的时候。
做君子，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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