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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帝国，一传再传便即崩溃，似乎是理所当然。因为这类帝国的兴起，完全凭借的是武力。一旦武力不能维持，帝国便会趋于瓦解。创业君主，多为军人领袖，他们自己就是武力的核心。可是，他们的子孙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和武力便越来越疏远。
帝国的土崩瓦解，中央武力衰颓是一层原因，另一层则是被征服者时时均有恢复自由的渴望。一个帝国版图之内，往往原先是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语言、宗教、道德标准、风俗习惯不同，因此，一旦有机可乘，大家便会分道扬镳。
有些帝国，原也包括许多不同国家，但因统治者目光远大，在其武力鼎盛时代，运用种种办法将这许多国家同化，使整个帝国成为一个有机体。可是，波斯统治者并没有这类想法。他们耽于享乐，安于现状，帝国鼎盛200年间，在其统治下的国家可说原封未动。然而现状是无法维持的，当中央统治力量衰颓，地方势力随即坐大。有些雄心勃勃的地方领袖，首先，以威逼利诱迫使将军、监察就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继而，扩充部队，联络各省对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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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富裕产于了公元前7世纪与前6世纪的享乐主义与唯物主义。宗教在丰盛荣华之下并不兴旺。如同孔子时代的中国以及普罗泰戈拉时代的希腊，释迦时代的印度，因古老宗教的衰颓产生了伦理的怀疑论与道德的无政府主义。虽然耆那教与佛教并非孕育于觉醒时代中的忧郁的无神论，但他们在宗教上具有反对一个被解放与世俗化了的悠闲阶级的享乐主义教条的倾向。
p447：
死亡是所有宗教的起源，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大概就不会有神灵。
p472：
国家的建立并不在于理想，而必须顺应人性。
就政治的意义而言，阿育王是失败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完成了一项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在他死后200年以内，佛教教义传遍了印度各地，并以不流血的方式开始征服亚洲。直到现今，从斯里兰卡的康提城到日本的镰仓，释迦牟尼以平静的面孔告诫人们善待他人并爱好和平。这部分是因为有一个近似梦幻的圣哲，曾一度掌握了印度王权。
p511：
阶级制度具有人种优生的价值，他可以保障由于毫无歧视的人种混杂所引起一个优良血统的淡化与消失。
这个国家（印度）在遭遇了许多的侵略与革命，以致失去了政治的安定后，还能有一个社会的、伦理的与文化的稳定与连续性，就此而论，唯中国可以相媲美。在上百次的政局动荡中，婆罗门经由阶级的制度保持了一个安定的社会，扩大并传递了印度的文明。这一国家对上述一切已尽了忍耐的能事，甚至引以为傲，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是印度政府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体系。
p525：
总而言之，在印度也有犯罪，以及一些暴行。一般而言，印度人对怯懦的认识比较淡泊，过分地膜拜信仰神灵与崇尚善良，在征服者的铁轮与外来的独裁之下，长期忍受这样的委曲求全，除非有举世无双的勇气才能忍受这一痛苦，但他们甘愿作为顺民而不从事反抗。他们最大的缺点可能是冷漠与懒惰成性，但在印度这不能算是过失而是因为气候产生的适应性，就如拉丁民族有一句谚语dolce far niente（生活优裕，不必劳作）。与美国人在经济上的繁荣下产生的优越感一样，印度人是相当地敏感，重感情，易冲动，好幻想；因为他们最好是做艺术家、诗人，而不适合做统治者与执政者。他们足可利用他们的优点启发他们的国民成为遍及全球的企业家。他们也充满了无限的仁慈心，可以说是最殷勤好客的主人，甚至他们的敌人也承认他们是有礼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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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宗教的强力和重要性，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印度了。印度人曾经容许外邦政府一再地君临其上，部分是由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异邦人；他们更看重的是宗教而非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短暂的今生。阿育王成了圣者，阿克巴大帝几乎皈依了印度教，甚至最强有力的人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在本世纪内史无前例地统一了印度全境的那个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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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会使任何事显得正当，时间则会使任何事显得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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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兴旺时对于神最为怀疑，而苦恼时则对神最为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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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是，今日印度的神与教条不是《吠陀经》里面的。在某种意义下，印度教代表了土著德拉危人的印度对于《吠陀经》时代雅利安人的胜利。由于征服、劫掠和贫困的结果，印度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了创伤，于是便从痛楚的尘世的失败中逃脱，而向神话与想象中的易得的胜利去寻求托庇。即使它是由王子所宣述道出的，其意义是一切的欲望与挣扎，甚至是为着个人或国家自由的，都应该弃绝，而理想之所在则为一种无欲的静止状态。显然，印度那困人的炎热在这一项疲惫的哲学中是有其分量的。印度教延续了印度的衰弱过程，其一贯的方式则由阶级制度而把自身羁束于僧侣集团的永久奴役之下。它把诸神设想为不道德的，并且一连好多世纪维持了如活人牺牲与寡妇火殉等残酷的习俗，那是好多国家早已革除的。它把生命描述为必然是邪恶的，而使信徒的勇气破损，精神抑郁。它把一切地上的现象转为幻象，因此毁灭了自由与奴役、善与恶、腐败与改进之间的区别。
印度这个僧众跋扈、圣者为害的国家，在以一种清明活泼的渴望，等待它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p550：
我们在想到印度时须保持我们的历史眼光。我们在中古时代也曾崇奉神秘主义而摒弃科学，宁取僧侣统治而不欲多数自治——并且也可能再蹈覆辙。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神秘主义者，因为我们西方式的判断常是根据肉体的经验和物质的结果，这对于印度圣者似是不相干和肤浅的。假若财富与力量、战争与征服，只不过是表面的幻象，不值得成熟的心灵来思考，则又如何？究实言之，若徒知物质，只重科学，则莎士比亚与基督追根溯源分析起来，只不过是一堆堆化学品的组合物罢了。更有甚者，假使原子与质子的科学假设，奇异的基因与细胞，只不过是一种信仰，且是最奇怪的、最不可信的、最易消逝的一种，则又将如何？东方厌恨奴役与贫困，可能一意从事科学与工业，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儿女厌倦于使其枯瘠的机器以及使其感到失望的科学，也可能在一阵混乱的革命与战争中毁灭了城市与机械，然后颓然地、疲惫而饥饿地回到土地上，然后为他们自己铸造另一项神秘的信仰以给予他们勇气，来面对饥饿、残暴、不公正以及死亡。历史实在是最大的幽默家。
p552：
在我们得自东方的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阿拉伯数字与十进位法，两者都是源自印度而经由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阿拉伯数字最早见于阿育王的《岩石垂谕》（公元前256年），比这些数字见之于阿拉伯典籍要早上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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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印度哲学被印度人分列于两个范畴：正统派（Astika）的体系——是肯定的，以及非正统派（Nastika）的体系——是否定的。我们已经研究了否定的各系，主要包括察婆迦教徒、佛教徒及耆那教徒的哲学。但是说来奇怪，这些系统被叫做非正统派，异端与虚无的，并非因为他们质疑或否认上帝的存在（它们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它们质疑、否认或忽视《吠陀经》的权威性。很多正统派的系统也怀疑或否认上帝，它们却被称为正统，因为它们接受经典的绝对可靠性以及阶级制度。只要是承认这些印度社会之基本要素的派别，其思想的自由，无论其抹杀神明到如何的程度，都不会收到妨害。在阐释圣书方面的自由幅度是很大的，并且聪明的辩证家在《吠陀经》内也找得出任何他需要的教理，于是保持知识方面的可敬地位的唯一实际条件乃是对于阶级制度的承认。这是印度真正的统治根基，摒弃它就是反叛，接受它则可掩盖许多罪恶。因此实际上，印度的哲学家所享有的自由比之于欧洲情况类似的经院哲学家所享有的要大得多，虽然也许比之于文艺复兴时代开明教皇辖下的基督教地域的思想家，则其自由又稍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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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代，印度人生活于一个风俗、道德、信仰几乎都无所改变的停滞世界之中，他们不大梦想进步，从不为古代的事物去费心。他们心满意足地把史诗当作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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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永远无法公正地判断印度的艺术，因为愚昧与狂热主义已经毁去了它最伟大的成就，并且把其余的也残损了。在象岛，葡萄牙人为了证明他们本身的虔敬，蛮横地粉碎了塑像与浮雕；在北方各地，穆斯林把5、6世纪印度建筑上的伟构夷为平地，那些建筑一般认为比那些在今天使我们惊奇赞美的后来建筑物远为优异。穆斯林取走塑像的头，拿掉它的肢体。他们把耆那教寺庙的优雅支柱拿去放在自己的寺庙里，又大量予以仿制。在毁灭的事上，时间与狂热主义联袂行事，因为正统印度教徒遗弃了，也忽略了哪些因异族之手的触摸而遭亵渎的寺庙。
p643：
我们回溯印度的建筑，发现其中有两个主题，一雄壮一婉柔，一属印度教一属伊斯兰教，而建筑的交响乐则萦绕着这两个主题而进展。正好像在那阙最有名的交响乐里，一开始先是骇人的鼓击，随着便有一阵异常纤柔的乐音，同样，在印度建筑方面，在菩提伽耶、布瓦内斯瓦拉、摩堵罗以及坦焦尔，印度的天才建造了强劲建筑物，随后便有位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德里及阿格拉那优雅韵致的莫卧儿风格的庙堂，而这两种主题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直至最后的阶段。有人说过莫卧儿人如巨人般建造，却如珠宝工匠般完成工程。但这句格言不如整个用在印度建筑上：印度人如巨人般建造莫卧儿，莫卧儿则如珠宝工匠般完成之。印度建筑物以宏大取胜，莫卧儿式则以细节为优；前者具有力的高贵，后者则有美的完善；印度人有热情有气魄，莫卧儿人趣味高雅而善于节制。印度人在建筑上面全都盖满了塑像，令人不知该把它们当做建筑抑或是雕塑；穆斯林厌恶偶像，而专做花卉或几何图案的装饰。印度人可算是印度中古时代之哥特式的雕塑兼建筑大师，穆斯林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旅居国外的艺术家。整个来说，印度的风格达到了较高的地步，就像高贵比可爱要高一级。稍一细思，我们看出德里的堡垒和泰姬陵放在吴哥窟和婆罗浮屠旁边，好似美丽的诗篇放在深刻的剧本旁边——彼特拉克在但丁之旁，济慈在莎士比亚之旁，萨福在索福克勒斯之旁。其中一种艺术是幸运的个人之优雅而片面的表现，另一种则是一个种族的完全而有力的表现。
因而这一番小小的审察在结束时仍像开始时一样，不得不承认只有印度人才能真正欣赏印度的艺术，才能用文字作阐释而免于错失。对于一个欧洲人，习于希腊以及贵族式的节制与朴素的规律，这一种滥于装饰和繁复不堪的大众艺术，有时会显得几乎是原始而野蛮的。但也正是具有古典化心灵的歌德斥责特拉斯堡的大教堂与哥特式建筑风格所用的形容词。它是理性对情感、理性主义对宗教的反动，只有以为本国的信徒才能感觉到印度寺庙的庄严，因为他们的建造，不仅是要赋予美之形式，而且是要促发虔敬的心情，并且扶持坚定的信仰的。唯有我们的中古时代——唯有我们的乔托与但丁一流人——才能理解印度。
我们必须根据这些规范来看整个印度文明——作为一个“中古时代”种族的表现，对于他们而言，宗教比科学来得深刻，尽管其理由在于宗教一上来便承认了人类愚昧的永恒性与人类力量之虚妄性。在这种虔诚心理中包含了印度人的弱点与力量；他的迷信和温和，他的内省和洞察力，他的退缩和深度，他在战争中的软弱和艺术上的造诣。无疑，当地的气候影响了宗教，共同削弱了他的力量，因此他以委诸命运的态度屈服于雅利安人、匈奴人和欧洲人。历史因为他的忽视科学而惩罚他。当克莱武优势的大炮在普拉西（1757年）屠杀土著军队时，它们的吼声宣布了工业革命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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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印度，“自行生产运动”。
这一项脱离工业的运动失败了，但是它在10年的时间里给予印度一个反抗的象征，给那些沉默的千百万民众在思想上注入政治意识，而使之团结一致。印度人对于这种方式有所怀疑，但对于目标则感到尊崇；对于作为政治家的甘地虽有所质疑，对于圣人的甘地则衷心爱戴，而一时之间全体一致地对他表示着敬仰。
甘地的任务乃是联合印度。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其他的任务有待其他的人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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